风云散

    “风云散”是个小吃店，真是小，只能摆三张桌子，还不是圆桌不是方桌，是“火车座”，坐满了也就六个客人。店主在门前撑了一把太阳伞，伞下一小方桌。

    太阳伞下往往只坐着一个人：店主骆依然。一手夹烟，一手翻着晚报。不看报的时候，就看对面的棕榈和芒果树。车来车往，全不在眼里，眼里只有树的影子。

    店里忙碌的人，只一个，老公常子林，又做厨师又当服务员又当收银员，又招呼又赔笑又当采购员。忙的间隙，还会跑出来，对骆依然说，你呀，烟少抽些。骆依然把烟头朝着烟灰缸就要按下去，笑笑，你去忙你的。老公一转身，骆依然又轻吸一口，牙齿白的像水做的。附近闲逛的人，都爱看这少妇几眼：那神态安然，那举止脱俗，眼角细微的鱼尾纹也像轻烟过林梢，越过故事又藏着故事；双腮圆润，丹唇蓄艳，又是极性感的。这样的女子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店，旁人难免多了许多好奇许多猜测。

    红鼻子老卢，青眼圈刘雨桦，蚊子腿梁一伟，三个男人，盯上了黄昏后太阳伞下的这位少妇。不坐里头，要坐骆依然的小方桌边。骆依然说你们自己拿凳子去。男人们也不觉服务不周，自己拿了凳子。叫了几个菜，红鼻子老卢叫骆依然撬开啤酒，骆依然叫老公开。刘雨桦说：“男人开酒，我们不喝。”骆依然说：“不喝就吃菜，我家什么都是老公做，我什么都不会做。”这当儿常子林已开了啤酒，进屋了。三个男人才注意了常子林：不足三十岁，头发茂密，眉眼里还有小年青的火花，比女主人至少要小三四岁；笑得时候，也是店小二一样谦和，不笑时，那眼神就像沉默的子弹。三个男人用眼神传递了一下紧张，赶忙又笑了，很有风度地叫骆依然也来一杯。骆依然笑笑，摇头。

    时间一长，三个男人更放肆了。红鼻子老卢伸手去桌底下，搭上了骆依然的腿。骆依然说：“老卢，是不是想吃红烧猪蹄——把你的手剁下！”声音不大，落地有声。红鼻子老卢瞧瞧屋里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惊动男主人，可能就不是玩笑了。

    三个男人还是来，但是动口不动手——不敢动。青眼圈刘雨桦问：“骆老板，你们晚上住哪儿？”骆依然指指屋里：“住上头。”原来就住隔板上，难怪店门口竖着一梯子，红鼻子老卢叹口气：“做小生意不容易的。”蚊子腿梁一伟说：“夫妻创业，共建家园哪。做小生意不容易的。”骆依然笑笑：“睡哪儿不是睡觉。”

    这天，三男人又带来了一个男人，奔驰黄有贵。黄有贵是某公司高层干部，是他们的朋友。奔驰黄有贵是开着奔驰轿车来的，给了骆依然一张名片，话没多说，只问她要了手机号码，说改日请赏光喝咖啡。骆依然说万分荣幸。另三个人面面相觑，那意思是别装正经了，我们拿不下，不信别人拿不下你。

    没几天，奔驰黄有贵真的叫骆依然去喝咖啡了。骆依然真的去了。黄有贵说，他们说你有资色，我不信，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你应该过有品位的生活。骆依然说，你打算给我品位？黄有贵说，直说吧，我喜欢你，要什么条件？骆依然说，你有什么条件？黄有贵说：三室一厅，一部好车，一年再给你十万，行吗？骆依然笑笑：黄总，谢谢你高看我。我要告诉你，这一切我都有过，而且比你说得要有品位得多，而且是在10年前……

    黄有贵“啊”了一声，听他们三个人说，你那个老公很……一般，怎么回事？

    骆依然说：“他也是住过监狱的，当过黑社会头头。我比他大几岁，他说我们还要论年龄吗？有些人一辈子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辈子过了别人几辈子的生活。我们什么都有过，也什么都会有。什么话也没有这几句话打动我，又轻又重，又远又近，不和他在一起好像没地方去了。”

    黄有贵笑起来，空洞洞的笑声：“对不起，骆依然，这实在是一个恶作剧。是他们叫我来试探你的。”

    骆依然也笑，笑得纯净：“黄总，我也是来试探你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曾进过监狱。犯事前，你是公司老总，我是另一个公司的业务员，因为业务上的事我找过你，你帮了我大忙，我一直记着你……可惜，后来，我走上了岐路。黄总，你出狱后又混出来了，我佩服你。可是，一个人什么都想有就会什么都没有，你说是不是？”

    骆依然说话时，黄有贵不断地说“是吗是吗”，像在梦里。

    后来，黄有贵、红鼻子老卢、青眼圈刘雨桦和蚊子腿梁一伟他们四人在风云散聚了一次，桌子还是拼起来的。等菜全做好了，才开席，因为常子林也加入了。常子林喝多了，大着舌头说：“各位兄弟，你们不知道，别看依然什么都不会做，没有她，风云散早就散了。”

德叔落选

何百源

    人民公社化那一年，德叔18岁。从那时起他担任塘溪管理区（那时叫大队）支部书记，至今一直没有变动过。

    50多岁的德叔，寡言少语，一副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形象：板刷寸头上斑白的短发冲天而立，脸上几道深深的“沟壑”刻画出几分刚强、几分淳朴。不分春夏秋冬，都光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有一次市里一位画家下乡，以德叔为模特画了一张人物素描，题为《本色》，在省里获了个二等奖。

    只要一提德叔，管区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说：“他真是个好人！”好在哪里？憨厚老实的庄户人笑笑说：“崖（我）文化少，讲不出罗！”

    不过，许多事情都能说明德叔确实是个大好人。30多年来，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镇）、县，不论是选哪一种先进或模范，都少不了德叔的份。那时不兴奖钱，兴发奖状。德叔每次将奖状拿回家就往墙上贴，贴满整整一面墙。

    每逢有“情况”，比如台风、汛期、地震先兆，德叔就跑到办公室值夜，睡在办公桌上，用电话当枕头，电话铃一响就抓起来，沉沉地叫一声：“喂……”

    有一年分救济粮，分到最后差一户没分上，这户人家就是德叔家……

    德叔让老婆缝了个小布袋，将公章装进去，随时挂在裤头上。有一回办公室在夜里遭到盗窃，盗贼卷走了德叔一个存折，想不到，上面只有一元的余额。

    多少年来，德叔真是“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上有声”，甚至成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每一次改选支书，点票结果都是德叔差一票就满票当选，事后都证明是德叔没选自己。有一次按规定年限又该改选了，文书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就上报了德叔。上级党委认为这样做很不严肃，批评了文书不应该这样儿戏。文书不服气地说：“再怎么选也是德叔。”之后郑重地举行选举大会，结果还是德叔当选。

    但是近年来，德叔在塘溪人的心目中，威信有点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与周边相邻管区相比，塘溪显然落后了许多。且不说工农业总产值之低，且不说村办企业之少，单看村民的住房，就可知塘溪人的生活水平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不过，人们仍不忍心埋怨德叔。因为谁都知道，德叔至今仍住破瓦房，两张条凳架三块木板做床……

    最近一次支部改选，德叔竟只得一票，他落选了。

    新当选支部书记的人名叫郭清文，是一位毛遂自荐、勇于开拓进取、先富起来的年轻党员。

    点票结束后，在管理区主任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权力交接仪式”。德叔不无感伤地慢慢地将公章从裤头上解下来，双手递到郭清文手中，说：“可得把它保管好……”

    郭清文双手接过，说：“德叔您放心。保管这印章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要用好……”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一条短裙

张春燕

    晴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嘴角闪现出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是自得其乐、自品滋味的那种意思。她腿上的丝袜在夜光下闪着俏丽的色彩，短裙游鱼般摇摆着。此前，晴很少穿短裙，几条牛仔裤悠闲地打扮着她青春健美的双腿。还是7号病床的老伯，用病入膏肓却还跳跃着激情的目光盯着她说，晴护士，你的腿真美，应该穿裙子。

    晴的脸红了。没有恋爱过的她，第一次对自己双腿直白赞美的人，竟是这位行将入土、目光渐渐枯萎的老人。自己平时太孤傲，那些平庸而稚嫩的同龄男孩的目光就不敢在傲视一切的美少女身上流连忘返。于是面对病床上喘息的老人，晴有了些许的感激。她动作轻柔地为老人做静脉穿刺，老人的皮肤像冻伤的茄子——又青又紫又厚又硬，针头难进，血管也枯萎了。

    老人虚弱地咳嗽了几声，看到晴脸上红润的光泽，好像看到了某种鼓舞，喘息中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说，当年我们在延安，条件那么艰苦，生存环境那么恶劣，可那些从南方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姑娘，太会展现女性美了，头发上扎块手帕，或绑段红丝带，那个美啊——老人又虚弱地咳嗽起来，但迸发着激情的目光却像黑暗中的火炬。

    晴决定买一条长及膝盖的漂亮短裙，她想买了裙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给老人看。晴期望着再一次听到老人那些毫无修饰的赞美，她的脸就会再—次红起来。晴知道自己脸红的样子，像两朵桃花映在脸颊，烫烫的、爽爽的，升腾在心间的是云雾缭绕的感觉。晴知道自己这周是夜班，她不畏这个夜晚的秋意渐浓，她喜欢让凉风环绕自己的感觉。

    穿着短裙，踩着落叶，穿行在黑暗中的女孩晴，像精灵一样飘向那火炬般的目光。

    走进病房的晴被眼前的一幕击傻了。

    医生们默默地摇头退出病房，接着就传出家属此起彼伏的哭喊声。护士长急急地催促晴穿好工作服来做善后处理。晴明白了，7号病床的老伯走了。称赞她双腿秀美的老伯，没能看上一眼她穿裙子的婀娜样儿，就闭上了他激情燃烧的眼睛。晴穿着丝袜的双腿忽然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疼痛得战栗起来，裙子也在寒噤中摇摆着发出窸窸索索的呓语声，这给晴带来了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晴没有勇气走进病房，更不敢面对躺在7号病床上已被称为遗体的老伯。可是护士长的催促声就在耳旁，晴在万分的惊恐中，委屈无助地哭泣起来。

    晴陷入了自己泪雨飞溅的惶恐中。她背靠墙，旁若无人、彻心彻肺、泪雨滂沱地恸哭。她心无杂念，只是有些委屈，有些害怕，有些莫名的恐惧。面对没有呼吸和体温的遗体，面对那曾经有过激情的眼睛和赞美过她的嘴巴，她害怕自己在料理的过程中，他突然有体温，他突然苏醒。但此时的老伯五官毫无血色，寂静而落寞地成为遗体的一部分，成为人们回忆中最生动的那个部分。这种东西折磨着晴，使她在这个瞬间痛不欲生。晴感到自己穿着丝袜的双腿上爬满了冰冷且蠕动的蚯蚓。

    忽然，她发现老伯微闭的眼睛似乎慢慢睁开了一些看着她，专注又有些焦急地看着她，目光中有激情，有赞美，有鼓励，有安慰，还有无尽的留恋和莫名的忧虑……

出 警

弋舟

    那天在所里做笔录，报案人是个姑娘，说是“心爱的”电动车被盗了。刚写好，又接到社区的电话，说他们晚上有个群众活动，可能参与的人比较多，需要我们帮助维持秩序。

    那天晚上社区的活动就是广场舞表演，实际上围观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风头。过去看了看情况，安排几个保安维持秩序，我独自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巡逻，而同事小吕去了片区。因为又有人报警说邻居在家里制毒，我没怎么考虑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小吕。

    在小吕心目中，警察就该是神探，破大案，捕顽凶，除暴安良。这情绪我也有过。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跟妻子说我每天都忙活些什么。我不做英雄梦了，但希望我妻子还接着做，那样回了家，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喊累。所以有时候遇着邻里纠纷之类的事儿，我都不忍心让小吕去处理。

    开始小吕挺兴奋的，像是张网以待，翘望已久，终于来了条大鱼。涉案的小区是教师新村，里面住的都是教师。报案人是位退休多年的小学校长，信誓旦旦地说，以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化学知识，完全能够通过阳台上飘来的怪味儿做出判断。他的邻居也是一对教师，两口子带着个十多岁的孩子，女主人倒还真是个教化学的。可查来查去，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小吕不太甘心，加上老校长半年报了五十多次警，这个案子就成了小吕的心事。他不觉得我们就只能维持秩序、追回一辆“心爱的”电动车。

    回来后小吕眉头不展，说他又趴在老校长家的阳台上闻了半天，隔壁飘来的只有红烧肉味儿。我想的却是正值炎夏，这会儿的阳台上怕是得有五十度的高温。

    那天算得上是平安无事，我们本来可以在宿舍睡个好觉，假如我没有说起老查的事。

    老查七十多岁，老伴十几年前过世了，他一直独自过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她早年外出打工后，就一去不返。老查经济状况还过得去，有两套房子，住一套，租出去一套。如今这一片的房价可不低。

    先是他突然失踪，发了协查函，一城里寻不到，以为他可能不在人世了。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却突然打来电话报警，说是自己在家摔倒了，现在根本爬不起来。

    等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屋子中间的矮凳上，根本不曾摔倒，更不会爬不起来。我们哭笑不得。撤警的时候，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刹那，我有着突然被什么抓牢了的感觉。

    几天后老查又报假警了。还是说他摔得起不来了。等我赶到的时候，老查照旧坐在小板凳上，臊眉耷眼，像个坐在黑暗舞台中央的老猿猴。

    这回，老查主动说他之前是去找打工的闺女了。

    走的时候，老查送了送我。他颤巍巍地踅到门前替我开门。手伸出去，捞一把，又捞一把，第三把才捞到门把手上。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半夜，老查的求助电话又来了。我让一个协警过去看看。小伙子回来跟我说，老查点名要我去。这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问明白他没什么事儿后，干脆就置之不理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老查竟然找上门来。

    他一拐到我前面坐下，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自首。”我按接警程序示意他进来说时，他的脸上竟然有一种掩藏不住的幸福感。

    果然，这又是他的恶作剧，案情很快排除。

    就这样他反反复复地闹了有小半年，我们都被折腾得够呛。

    这一年的除夕，为了防止他再“闹事”，我们主动邀请他来所里参加新年聚会。他好像被一种氛围感染了。突然挨近我，嘀咕了一句：“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

    老查的事讲完了，半天都没听到声音。我以为小吕已经睡着了。

    “孤单。”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回味。

    我探出头，看到小吕的头枕在自己胳膊上，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又过了一会儿，小吕跳了起来。临出门他还没忘记戴上帽子。

    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吕才回来。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吵醒，看见他兴奋地从在我床沿上，腋窝下全是汗渍。

    “没错，老校长承认是报假案了。”他说，“本来问清楚我就打算回来，可老头硬是拽着我说了一宿的话。他儿子去美国三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吕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着实像一只兔子。

    “他那是诬陷，”我说，“涉嫌犯罪了。”

    “算了，我教育过他了。”他说，“老头就是见不得邻居家三口其乐融融，说是看了堵心。”我想，我没看错人，这小伙子能当个好警察。

（有删改）

万年青

冯骥

才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拿它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

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日出到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什么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的堂兄砸断了腿，他必须要去一趟，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叫金子美，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金子美笑道：“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刚天亮就赶到万年青，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都在店里吃自带的干粮。一连三天，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放暑假了，学堂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认出来。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笑了，给子美付了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忽接到老蔡的信儿，约他去万年青。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了出去，小屋的新主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