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 盒

（英）大卫•洛契佛特

    ①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②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一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碰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③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敲门声。

    ④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⑤“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⑥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景……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⑦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

     ⑧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⑨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⑩“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给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1912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⑪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任然津津乐道地说：“此外，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您能猜出里面有什么吗？”

    ⑫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①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⑬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⑭一个空盒！天哪，究竟为啥将这么一个玩意当做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达40年之久呢？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起来，这位仁慈的老太太是否稍稍有点性格古怪？

    ⑮“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②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头的确是空的。”

    ⑯这时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究底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⑰“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40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呢。”

    ⑱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相比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⑲贝格斯太太现在不再盯着我了，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⑳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晚，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③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我苦笑着想到：这是被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跑的。此外，我心中又升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本文有删节)

鱼的故事

张炜

    父亲也被叫到海上拉鱼了。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海上看那些拉大网的人。

    海上没有浪，几个人把小船摇进去。随着小船往海里驶，船上的人就抛下一张大网。水面上留下一串白色网漂。小船兜一个圈子靠岸。剩下的事儿就是拽住大网往上拖，费劲地拖。这就是“拉大网”。

    网一动，渔老大就呼喊起来，嗓门吓死人。所有的拉网人随号子嗨呀嗨呀叫，一边后退一边用力。

    大网慢慢上来了，岸边的人全都狂呼起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鱼一齐离水。各种鱼都有，最大的有三尺多长，头颅简直像一头小猪。有一条鱼的眼睛睁得老大，转动着，一会儿盯盯这个，一会儿盯盯那个。我相信它懂事。

    岸边早排好了长队，都是赶来买鱼的人。他们有的推车，有的担筐。鱼不值钱，卖鱼的扔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背鱼。

    父亲真辛苦，每天要拉好多网，早晨要拉“黎明网”，这网最重要。这时也是海上老大最精神的时候。拴网绳了，喊号子了，领头喊的人两手伸得像大猩猩一样长，一举一举大喊。海上老大就高兴这样。父亲也跟上喊，额头冒着汗珠。

    父亲学会了做一种毒鱼。这种鱼肉最鲜，可偏偏有毒，毒死的人数不完。母亲一见它就吓得叫起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冒这个险。父亲把衣袖绾起，用一把小刀剖开鱼肚，然后分离出什么，把鱼头扔掉。用清水反复冲洗，又将鱼脊背上那两根白线抽掉，说：“没事了。”母亲喘着把鱼做好。

    一种奇特的鲜味飘出。真好吃。这才叫好吃。

    父亲从酒葫芦里倒出一点酒，让我和母亲都尝了一小口。这天晚上愉快。父亲还唱起了一首拉网的歌。母亲为他缝补衣衫。我胆子大了，伏到父亲背上。脊背热得像炕。

    父亲常把海上的欢乐带回，又差点全部抵销。这次父亲又捎回几条毒鱼，扔在地上就睡去了。母亲仿照父亲上次那样把鱼剖开，从头全做一遍。还是鲜气逼人。美吃一顿。

    一个多钟头过去，我有点晕。真的晕了。接着我看见父亲全身抖动，手指像按在一根琴弦上，又颤又挪，嘴里吐出了白沫。母亲比我们好一点，脸也黄了。

    母亲摇晃过来，我们扶在一起。母亲说：“到外面采一点木槿叶，采一点解毒草。”

    我往外连爬带跑。草地上全是一样的草稞，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同。这些草稞像是向我伸来，抚摸我。我低下头，它们像火焰一样烧我的脸。  

    母亲已经采到了一株解毒草，她先嚼碎一些，吐在我嘴里。原野在眼前变成一片紫色，又变幻出更奇怪的颜色。整个原野都有一层紫幔，下面像有一万条蛇在拱动。它不停地抖、舞，升上来。眼看就要把我覆盖了。我不能挣脱。我想起了妈妈，睁大眼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不知喊了多久，才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躺在小茅屋里，旁边是父亲。母亲坐在那儿，旁边的碗里是捣成稀汁的解毒草。她说：“孩子，你说胡话……”

    吃毒鱼后一个多月的晚上，外面起了大风。风很大，搅弄得整个荒滩不得安宁，风声大得使我害怕。我睡着了，接着就梦见一条小鱼。好俊的小鱼。它打扮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走进了茅屋。母亲把她抱到怀里，给她梳理透明的头发。真漂亮，除了有两个鱼鳍，到处和人一样。我扯着她的手在院里玩，一起逮蝉。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不好意思。不过，幸福啊。

    她说她要走了，但是还会常来小屋。走前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所有的亲戚都给海上老大逮来了。他们死得惨。她让我求求岸上人，求求他们住手吧。如果他们做得到，她就可以嫁到岸上来。

    我哀求母亲答应她的话，哀求母亲去找海上老大，母亲答应了。

    小鱼姑娘又来了。她哭着，告诉我：他们还在捕鱼，海里那么多姐妹再也看不到了。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刚才路过渔铺的时候，给好多睡觉的拉网人腿上胳膊上都扎了红头绳：“我把他们扎住了，他们就不能下海了。”

    梦做到这儿就醒了。我觉得像失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竟然哭了。

    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怀里，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了这个梦。天亮后父亲要到海上去，母亲让他小心一点。她把我的梦告诉了他，说：“孩子梦见好多拉网人都给扎上了红头绳。”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把我的梦告诉了海上老大，老大只是一笑。

    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

    父亲跑回来嘴唇都紫了，双手抖着跟母亲讲了风暴。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直眼盯着我。

    这就是鱼的故事。我再也忘不掉，一直没忘。尽管许多人说那只是一次巧合……

（选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有删改）

文本一：

幺姨的灿烂年华

贺捷生

我亲爱的幺姨，总是认为自己不会被时光打败的幺姨，万不得已，终于坐上轮椅了。这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让104岁的她和84岁的我，多少有些伤感。生活那么漫长、那么灿烂，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幺姨，还以为她仍然是那个以18岁的花样年华嫁给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将军的女生呢。

幺姨是那个年代最时髦也最有文艺范儿的女生。她档案的第一栏写着，蹇先佛，1916年7月出生，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13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嫁给了在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15岁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4年12月26日，么姨记得清清楚楚，18岁的她郑重地走出家门，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司令部，忽然感到眼前一亮，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站在面前。

幺姨说，司令官，我来参加红军，你不会不欢迎吧？父亲片刻的拘谨，被幺姨的爽朗驱散了。他故意说：“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个城里的洋学生，细皮嫩肉的，当红军能干啥？”幺姨顺着父亲卖的关子说，我一个正宗的艺术系的毕业生，能写会画，你打着灯笼都难找。父亲说，那是那是，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想了想，他神情肃然地说，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

幺姨收敛笑容，认真地说，姐夫，二姐跟我谈过了，说了革命的艰难，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但我都想过了，二姐能吃的苦，我也能。

父亲说，那好，你当红军的事，我批准了。不过，话要说在前面，我虽然是你的姐夫，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今后遇上生生死死的事，你可不能躲。幺姨说，姐夫，你放心吧，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红二、六军团进驻慈利县城关镇时，父亲和萧克将军进城就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我的外公蹇承宴。外公对他们说，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先是大儿和二女当了红军，如今幺女和二儿也争着要跟你们走。我想好了，不阻拦他们。就是这次拜会，当年只有27岁的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将军与幺姨相遇相识，两人爱好相近，趣味相投。没多久，没有繁文缛节，他们在母亲和幺姨的故乡结婚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命令，踏上长征路。我在这年11月1日出生，么姨在贵州境内发现怀孕。在接下来的路上，被称为“红军姊妹花”的母亲和幺姨，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

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1936年7月终于在甘孜住下来，母亲就背着我来到幺姨身边。幺姨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采来的一大把野菜。见面时，母亲告诉幺姨，她们做卫生员的弟弟在翻越雪山时，因为跑前跑后照顾伤员，累死在雪山上，埋在雪谷里。

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她们心知肚明，命令是她们的丈夫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十万火急，即使幺姨随时会分娩也得出发。母亲背着我，搀着幺姨、坚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

第一天走了大半天，四野茫茫。幺姨突然哎哟一声，羊水破了，疼得失声喊叫，蹲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四处巡视一遍，看见路边有个只剩四堵颓败断墙的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忙把幺姨搀进去。没有器械，没有产床，也没有水，就让姨父铲来了一些草皮，垫在地上，铺上野营用的被褥，天当房，地当床。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婴，哭声响亮。姨父喜不自禁，给他取名萧堡生，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

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上路。

第三天，幺姨刚被扶上马走了几步，就一头栽下来。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路过，上前一看，说失血过多是原因，但主要还是饿的。说着，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扔了过来。幺姨拼尽全身力气说，不行呀，李大姐，过草地，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但李伯钊大姐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母亲和幺姨走出了草地，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幺姨与萧克将军的第二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书名叫《浴血罗霄》。

五年前，近百岁的幺姨粉碎性骨折，她拒绝保守治疗，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104岁的她虽然最终坐上了轮椅，但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她就是不想被命运打败。

（有删节）

文本二：

我近年写的是回忆和追溯性的散文。有人说我是唯一的，是独自在营造“红色意境”。我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不好，我能够接受。但必须告诉人们，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和记住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的东西、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作我写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

（选摘自贺捷生《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后记》和《自序》）

红孩

我没有到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我心里，有无数个村庄，都叫作上岸。这就如同，你问我渡口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告诉你渡口的位置。

前些天，女儿约同学去京西门头沟。京西门头沟我去过几次，但都是搭朋友的车。我问女儿，你们怎么去，具体到什么地方？女儿说，我们坐地铁，要去的是个叫上岸的地方。听罢，我连忙上网查，发现上岸是一个村名，位于门头沟永定河旁的永定镇。这个村历史悠久，在明代叫上安村，到了清代，由于当地年年发大水，人们都扶老携幼到对岸去，后来就一直叫上岸。

上岸，多有意思的名字。自从这里通了地铁，每年高考、考研前后，总会有大批的学生前来打卡，希望能心想事成。我不想说孩子们迷信，就把它当成游戏，一次出行的借口吧。生活中，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有某种目的，可是去了，也未必就真的要实现那个目的。

儿时，我住的村庄中有一条河，没有名字。遇到河水暴涨，也有五六十米宽。那样的日子，大人是不允许我们到河边玩的。

可是，戏水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往往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溜到河里去捕鱼捉虾，有胆大的还光着屁股到河中心游泳。我也曾游过几回，根本不懂得蛙泳、仰泳等专业泳姿，就是瞎扑腾。我和小伙伴也暗地里较过劲儿，比谁游的来回多，比谁的头扎进水里憋的时间长，还比谁捉的鱼虾多。给我记忆最深的最后怕的便是比谁爬柳树更高，然后喊上一句口号便扑通一声跳入水里。

就大多数孩子而言，这确实不是什么惊险的一幕。但对于我，却有过命悬一线的后怕。记得为了证明自己更英雄更伟大，我专门找了一棵高大的柳树，大约距水面有三米多高，准备好姿势，对着下面的伙伴们喊了一句口号，随之，大头朝下就栽了下去。本以为，我可以像别人那样以头部轻松入水，哪想到，我两眼一闭，跳下时竟是肚子平平地扣面上，霎时我感到肚子一阵疼痛，头也像被重重地捶了一下，瞬间失去了知觉。好在那地方离岸边不太远，我被几个伙伴连拉带拽地拖上岸，在太阳底下足足缓了七八分钟，才一点点醒过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上树跳水的游戏了，甚至多年后看跳水比赛都心有余悸。

在村里，蹬过河水到对面，人们从来不说上岸去，也不会说到对岸去。我们常说的是上坡。这条无名河，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一条黄土大道。它东南方向的终端是大运河北上终点通州张家湾漕运码头，它西部的终点则是北京城东端的广渠门。这样一说，你就会知道，在大运河漕运的年代，这条旱路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等到从通州到北京城区的公路、铁路正式开通后，漕运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我们村中央的黄土大道，因没有纳入正式的道路规划，就逐渐变成了排污泄洪的水道。岸，是相对于河流而言的。既然没有被确定是一条河流，哪里有资格用岸来形容她的身躯呢？想来这条无名河是卑微的，卑微到连个名字都没有。每当我想到艾青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我就会想到家门前的那一条河，虽然至今不知怎么称呼她，可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她。

我对于岸的记忆是某年冬天。那时，父亲带着村里几十名精壮小伙子到百里外的温榆河修水利。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农用车具，举着红旗，要在燕山南侧的华北平原上进行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每个村庄要负责一段几千米的河堤，也就是大坝的修整。首先，要把河里的污泥挖出来，然后把堤坝修整好，坡面既要有一定的斜度，岸上的大道也要有一定的宽度和硬度。整个工程下来，至少两个多月。那是一场真正的抛弃小家、利国利民的行动。不得不说，当劳动干出了人生的境界，它的生产动力一定超出了生命本身!与其说那是革命思想的召唤，倒不如说是舍己为人，是人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上岸!不幸的是，父亲在劳动中被坍塌的土方砸伤了腰，当他被村里的马车拉回家的时候，着实把母亲吓坏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家里的男人腰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还好，我们村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正骨大师——双桥老太太。父母平日和老太太多有来往。见我父亲腰被砸了，老太太耐心治疗，母亲则每天用药水涂抹三次，半月后，父亲便痊愈了。转眼，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在我心里一直难以忘却。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全都是上岸的人。

很显然，位于京西门头沟永定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会连年兴修水利，也会有无数门头沟的乡亲们在永定河两岸会战。那些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如今也该七八十岁了。他们也都属于上岸的人群。现在，我的女儿也要去上岸了，她们内心想的上岸和她的爷爷当年选择的上岸，性质不太一样。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考研成功，那是她们步入成年后的第一次上岸。而我要告诉女儿的是，这个上岸，只是一种自我或者说是利己的上岸，那么未来呢？还有更高远更无限的上岸。我希望孩子能够更早领悟到：这个世界终究是众人的世界。

(选自2024年2月20日《北京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