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 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最后一茬花生地

宫佳

    路边的青草还顶着露珠的时候，老李头已开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进了地头。

    抬头向山坳里瞅，好多土地撂了荒，年轻人都进了城抓钱去了，地里也就种得马马虎虎，看着人家地里长了蒿草，他的心就生生地疼。

    这是块好地呀，肥着呢！不长庄稼，长草，这不是羞煞先人吗？

    庄稼人不好好侍弄地，还叫个庄稼人吗？可他只能在心里嘀咕，不能管别人，只能管好自己。

    可是能管好自己，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今年，他看到有那么多地荒着，就和老伴捡着种，刚下过一场雨，得赶着春播呢，人老，心气却不老，起早贪黑地干。

    城里的儿子放小长假要出去旅游，他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节骨眼了，还有那闲心思出去玩？赶紧回家帮我种花生。儿子那头笑了，爹，你今年怎么还种地？不是找罪受吗，村里不是正要搬迁吗，补偿款快下来了，好好享受生活，我正想给你定去三亚的机票……儿子没说完，老李头就把电话撂了。钱！钱！钱！现在的年轻人张嘴闭嘴就是钱，村里的年轻人进城抓钱抓红了眼，家门一关，蜘蛛网锁门，农民要都不种地，吃啥？

    手扶拖拉机真不含糊，不一会就把跟在后面施肥的老伴甩在了后面。犁出来的黑土湿湿的，泛着清新的泥土香味。老李头犁过一趟，又到对面地头再犁一趟，才歇了手。老伴正弓着身子往犁沟里撒化肥，他回头瞅了一眼犁沟，化肥撒得均匀适度，白色的颗粒衬在黑土里，很是养眼，不禁向老伴投去暖暖的一瞥。肥料使足了，花生才能长呀！人不亏地，地就不亏花生，秋天拔出花生蔓，白花花的花生个个实成，那才叫一个舒心呢！

    老李头从老伴手里接过竹篮子，脚下生风，五个手指头不断地活动着，化肥就从指缝间源源不断地流入土地。

    日上三竿，地已犁了一半，老李头招呼老伴歇息。自己点了烟，歪在手扶拖拉机上。

    很多年前，在这块地里，老伴在前面扛着木犁，他在后面按着犁把，哼哧哼哧地犁地，那时候，地里的庄稼是全家的指望，一家人的吃喝指望它，孩子念书指望它……

    指望它的地方多了去了，在地里刨食，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后来，花了1800块买了手扶拖拉机，干活轻便多了……他摸索着手扶拖拉机叹了口气。

    “你真是个老倔头！老伴数落道，邻居们都搬迁走了，你非得种上最后一茬花生，才肯拿补偿款，真是受累的命呀！”

    “以后想受累也受不着喽！我问了，这手扶拖拉机才卖500块钱，哪都没坏，要不是拆迁，给多少钱也不卖呀！”

    “可你不卖，总不能把这铁家伙开进楼房里吧？”

    “种地是庄稼人的本分，不种地，还能干啥？这手扶拖拉机离了土地，就是废铁喽！”

    “你就是老古董！城里多好呀？有家家悦超市，要啥有啥，就是不买，看看，逛逛也舒心。听说，我这大岁数的老太太傍晚都在挑广场舞，热闹着哪！”

    老李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我就怕你几天的新鲜劲一过，还是想这黑土地，到时，想回也回不来喽！”

    老伴抬头瞅着修好的柏油马路，这边已起了高楼，已有了城里的新气象，那边还是一排排平房，他们的房子就在这些平房之中，过了今年，这些平房都会推倒了……

    老李头把烟袋锅子朝鞋底磕了磕，走喽！他拍拍手扶拖拉机，“老铁伙计，接着干！”

    老李头把地犁了一遍，就开始用镢头捣坑，老伴在后面一个坑一个坑地种花生，一个坑里种三四个花生种。

    老两口正干着，听见有人说：“老李头，我们正找你呢，就猜到你在这块地里。”

    老李头眯了眼，打趣说：“怎么啦？住楼房住腻啦，想到地头抻抻老骨头啦？”

    “嘿嘿！你还别说，种惯了庄稼，一到了节气，浑身不得劲，就回老房子看看。”几个老人手里拿着镢头，加入了种花生的行列。老李头回头看这几个人，恍惚回到了生产队的光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大家加把劲干，干完这块地，把下面的荒地也种了，秋收打花生油，人人有份！”

    “自家打的花生油就是比超市买的香！哈哈！”

    “老李头，如果明年这时候来种地，别忘叫上我们呀……”

    最后一茬花生地载满了欢笑声……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了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 “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晴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三走严庄（节选）【注】

茹志鹃

部队天天行军，有时五十里，有时七十里，大片大片的土地从我们脚下伸展开去。地里的庄稼苍黄了，成熟了，然后，我们走的路边，就是光秃秃、黑油油的土地。那大片大片的土地，又落下麦种。麦种具有穿山之力，它不畏严寒，不畏风霜，在土里渐渐地发芽了，出苗了，然后绿茵茵地满铺在黑土上。我又二次来到了严庄。

我赶到严庄的时候，天已大黑了。我人还没进庄，迎面就扑来一股强烈的布焦臭，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

严庄怎样了？收黎子怎样了？老马那支枪是埋起来了，还是继续背在严庄人的身上？我一弯腰，朝庄里小跑起来。

星光下，我看见庄里许多草房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残缺焦黑的泥墙，墙里墙外，碗碴破棉絮铺了满地，但是那些烧剩的焦木断梁，已整齐地堆在一起，空场上也排满了一堆堆砌屋用的泥砖。在朦胧的星光下，严庄显得安静而又严峻。

我在来全原来的屋基角落上，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茅草地庵子里看到了收黎子。她稍稍黑瘦了一些，眼睛显得大了，正席地坐在一层薄薄的麦秸上，静静地低着头，在油灯下专心一意地修理一只筛面用的筛子。她将那极细的马尾，在筛子的破洞上慢慢地织出经纬，织得是那么细，那么密。仿佛，这里也没有敌人来过，外面那倒塌的泥墙，也并不存在。啊！收黎子，你是看不见，还是全不在乎？你却是静静地低着头，在准备麦收用的工具。

她一抬头看见我，并没觉得奇怪，朝我笑了笑，但是接着她一反素来的安静沉着，站起身团团转地忙了起来。她开开锅盖，拿拿水瓢，抱一把草，又打开一个什么包包。她手忙脚乱地忙了半天，给我端来了一碗热水。经过这一阵忙，她平静下来了，又恢复了她原来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拉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我问她敌人来的时候，她怎么过的。

“蹲野地呗！”她说得很简单。

“来全呢？”

“他？他带了看家队，掮了那支枪，到处转悠，到东放一枪，到西放一枪。”她说到这里笑了，大概是想起了这些零星枪声的效果吧！我看看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问道：“小全呢？”

收黎子把眼光避开了，停了一会儿说道：“你知道，分了地以后，小全是多高兴，种上了麦以后，他就老去地里望，计算着今年过年吃白面饺子。敌人来了以后，我们都蹲在野地里，又冷又饿，可孩子还惦念那块麦地。谁料到半夜里，我打了一个盹儿，这孩子就跑回去了……”收黎子停住了话，把油盏里的灯草拨了拨，压抑了一下感情。

收黎子发现小全不见了，她知道孩子上哪里去了，她也知道孩子是不会回来了，她不哭也不作声，只是呆呆地坐着，来全带了看家队不在跟前，大家怕她憋坏了，劝她放声哭一下。她摇摇头，还是不哭也不作声，一直等到日头傍山，她才开口对大伙说：“我悄悄去看一眼，看一眼就死心了。”说着她就走了，谁也拦不住。她一走，庄里人怕她有闪失，就赶紧派人去找来全。

夕阳西下，敌人最忌怕的夜，即将开始了。收黎子连爬带走，来到严庄西头的土岗上。她看见焦黑的严庄在冒烟，火舌舐过的门洞，像一张一张乌黑的大嘴。几个敌人缩着头抱了枪，踢着地上的枕头、筷子，踩着碎碗碴和晒干的辣椒在放哨。风跟着他们的脚跟扬起灰烬，然后又在树上打起唿哨……

“小全在哪里？……”严庄沉默着。

收黎子忽然明白，仅仅把敌人从严庄赶跑是不行的，赶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严庄，是敌人，就得干脆彻底地消灭，而不是赶跑。收黎子暂时忘了小全，忘了那种单纯属于母亲的痛楚，她趴在土岗上，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记在心里。就在这时候，她忽然看见来全从侧旁爬来，铁青了脸，大口地喘着粗气。来全没说话，只是带她绕过庄子，把她带到东头的松林里。收黎子刚在松树后面伏下，只听见屋前的场地上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不！不！咱不跪！”这是小全，小全在喊着什么？……收黎子心都发颤了，一把就夺去了丈夫手上的枪……

“砰”的一声，老马留下的那支枪响了。敌人不知哪里来的枪响，顿时惊慌失措。收黎子颤颤地拿着枪，挺立在松林前面，虽然没打到敌人，她也觉得快意。来全一把把她推进松林，拿过枪对准场上骚乱的敌人又打了一枪，然后和收黎子回身飞奔。收黎子挣脱手，回过身来，她要最后看看小全。她看见儿子安静地躺着，面对长空，躺在敌人的血泊中。周围的敌人在叫喊，枪在响，风在上空厉声尖呼，儿子是在战斗中停止了呼吸。收黎子回转身，狂奔起来，她不是逃，而只是在高速度地飞跑，向一个目标，一个她认定了的目标飞跑。严庄不再沉默了。

我决定要走了，收黎子叹了一口气，说：“来全他们那些看家队走了，我们要看家，要建设，这担子可重啊！”

看家队出了门，他们支援解放战争去了，严庄的人，担起了看守这份大“家”的任务，严庄的主人们，他们的力量正在越出它的范围，推动历史向前。

我走了，远离了严庄，可是我觉得胜利伴同着收黎子总跟着我，每一个战士后面都有她，微黑的脸上，沉静而坚决。她叮嘱我们的话，往往只有一句：“要彻底地消灭敌人，保住咱的好光景。”

是了，大爷们，大娘们，小全的爷，小全的母亲，我们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人民”。

（有删改）

【注】为了开展革命工作，“我”曾三次到达严庄，文章节选部分是“我”第二次到达严庄的见闻。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年轻女干部，一走严庄时曾领导严庄人民进行土改运动。“我”见证了收黎子由一个娴静温顺的年轻媳妇到勇敢干练的支前队长的成长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