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问世两年后就被译成了英文，汉语版的出现却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卷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辞中写道：“……前者，伪《堂吉诃德》流传甚广，令人苦不堪言。各方朋友催促在下速将真品呈送阁下，以正视听。然最为情切者乃为中国之大皇帝。一个月前，他遣特使送来中文书信一封，要求在下将《堂吉诃德》一册送至中国，皆因其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书院，拟以堂吉诃德之故事为教材，聘在下为院长。”

    当然，这纯属杜撰，但足见这位文学大师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兴致勃勃地将它写进了自己的献辞中。时至今日，塞万提斯的“呓语”已经成真：不仅《堂吉诃德》早已被译介到中国，塞万提斯学院也于2006年在北京创立，后又到了上海，除教授西班牙语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巴伦西亚、莱昂和拉斯帕尔马斯等6座城市创办了孔子学院。

    1922年，《堂吉诃德》首部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题为《魔侠传》，由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陈家麟也只通英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版本，但基本译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节，文字简明、洗练，往往用几个字就能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小说最早被呈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魔侠传》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翻译《堂吉诃德》的小高潮，先后出版过数种中译本，但都是转译，而且几乎都有删节。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杨绛先生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也是目前国内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屠孟超、孙家孟等专业西班牙语翻译家的全译本陆续出版。

    在我国，最先对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讲稿中写道：“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最初，鲁迅并未像周作人那样赞美《堂吉诃德》，但他们对待《堂吉诃德》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内部论战中，鲁迅受到围攻，被称作“老骑士”“堂鲁迅”，但他却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自己动手翻译了卢察那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场，又请瞿秋白译完全剧。他没有为自己辩驳，而是通过译介两个阐释“堂吉诃德精神”的著名文本，将 “堂吉诃德”的意义概括为“崇高的忘我精神和神圣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既为“堂吉诃德”正名，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堂吉诃德又被赋予了“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特质，呼唤人们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奋勇杀敌。在文学界，诸如张天翼的《洋泾浜先生》，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发和影响。

    400年了，塞万提斯并未离开人世，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鲜活，他的精神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依然需要捍卫自由、争取平等、同情弱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堂吉诃德精神”。

    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

    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要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

    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

    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文学创作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

    ⑦写作是人类传播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必须具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境界，大力弘扬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敬业意识。

（选自李贵富 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有删改）

对语文教材修订的思考

杨丽

    对学生时代语文课文的回忆，是贯穿生命始终的一件乐事。《丰碑》中身落白雪的军需旅长的凛然与无私，朱自清《背影》中老父亲爬月台时的心酸与伟岸，《少年闰土》中深蓝夜空下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十一二岁的捕猹少年的机灵与果敢，让我们一遍遍感受着民族精神、亲情、友情的震撼人心。看，这些少时课本上的文字，都已经根深蒂固于青年人的成长中，成为构建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作为他们精神根基的一部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学生语文教材的修订都会掀起一阵大讨论。不论是2013年对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替换，还是2014年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等8首古诗的删除，或是如今对《谁勇敢》一文的撤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被换为《智取生辰纲》、《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络表情符号》，都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些修改，除了诟病或挑剔，显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解读。如避免学生理解偏难、减轻学生负担、为避免学生盲目勇敢导致受伤、更契合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然而，这些修改到底该不该，进步还是退步，还都需要专家或使用教材的师生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材没有几十年不变地原地踏步。

    语文教材一成不变或倒退复古，都不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发展。用心的教材内容应该突出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用灵动有力的语言描绘大美的中国梦。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能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思辨的精神，而不是寻章摘句或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用语文塑造青少年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中国梦的实现也才能有更加坚实的青年基础。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在对蕴含思想深度的文章的选择和解读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教材编撰部门、学生、家长，针对不同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章要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我们也不必因为教材选择而焦虑。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渠道绝非只有教科书这一条。背负着从少年到老年的精神塑造重任的，除了教科书，更有课外读物、历史文物、人生经验与阅历。我们对教科书，不必过分盲目信仰，但在删改上仍需要无比认真地对待。

    对于极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单纯地“贴标签”，用好坏对错来评价。时代是在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主旨在与现实的摩擦中契合而又不契合，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看法在今天有了新的价值。教科书内容的更迭正是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质和价值取向。所以，教材删改争议越大越不能大意、随意。在部分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自己的教科书内容时，教育部门就要当好这个把关人。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当时曾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次的“换血”中，也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比重，让下一代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握紧青少年手上的“文化之根”，让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更加厚重的文化根基。

    修订版教材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仍然值得人们期待。修订总是在争议之中不断完善的。彼时的真理也可能沦为此时的谬误，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步步完善。这样，既有利教育现状，也连接中国的未来。

（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5月25日，有修改）

    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代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代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增强。六朝作家对鬼神怪异往往信以为真，因此在小说中采取“实录法记载鬼神之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曾经公开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唐人对鬼神之事普遍表示怀疑。他们在小说中记载神鬼怪异，并非把它们当成真人真事，而是假托鬼物，以增强小说情节的曲折性。《任氏传》作者沈既济自称“志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说”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他们明知鬼神是怪异离奇的，却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描写，这些做法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自觉性。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情节的处理上，唐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做到了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唐代小说作家并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小说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古典诗文自《诗经》开始，便建立了“寄托的传统。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起初阶段，这种”寄托的特点不太明显，到了唐代小说才充分体现出来，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经指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特点，《李娃传》《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等唐代小说作品都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时代背景。这些小说构筑人仙相恋、梦入蚁穴、弱女报仇等等离奇怪异的情节，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唐代小说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史传作品“实录的方法要求做到事件真实、用词凝练、语气平缓，这样必然限制了作品艺术的发挥；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实录的束缚，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唐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如《霍小玉传》成功塑造小玉美丽而痴情的形象，《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柳氏传》中的柳氏等女性形象也像霍小玉一样多情、善良，感人至深。

    唐人小说作家还注重细节描写和场面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作品的细节描写，如《任氏传》刻画狐女所特有的细节，体现了任氏作为狐女的羞怯与谨慎。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多的，而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合理的艺术想象，一味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很容易陷入荒诞。场面描写也是唐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夸张、白描等艺术手法，烘托小说氛围，如《柳毅传》中钱塘君出场一节，有声音，有色彩，还有动作，构成一幅气势磅礴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钱塘君威猛的形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曾经将“唐人以前与“宋人以后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可见，在情节的虚实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

（编自《光明日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对吗？》）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当今，人类已经处在数字化时代。在传统文化领域，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趋势，如美国谷歌公司已完成了过去数百年人类文化演化趋势的模拟计算。而我国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正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引入数字化技术，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显然，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真实记录和存储人类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既是国际趋势，也契合我国当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与传承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策略。本质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应该避免可能存在的弊端，从法理角度厘清相关的版权问题。这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自身活力，从而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引导下，由专业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在数字化采集、存储、保存等方面构建了成熟的技术体系。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带状与组团状分布的空间特征，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大量生态独特、传承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我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技术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我国目前在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效传承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还没有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技术标准，对于大数据技术视野下数据资源与知识整合数据库的构建、多民族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等问题也急需开展深入研究。破解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

    在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并建立文化遗产学，这有利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深入地挖掘与传递。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迅速开展。随着数字化技术自身的演进，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云计算平台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并深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因此，构建系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为急剧增加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建设与产业化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方法、数据模型、软件工具、技术操作流程、管理服务等支持，已经成为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用，数字化技术逐渐由技术集成阶段转向系统应用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是这一转型阶段的重要应用领域。

（摘编自刘沛林、邓运员《数字化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