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森的西红柿

甘建华

        从柴达木西部的尕斯库勒湖畔，沿着输油管线迤逦而来，路上连草都很难看到一棵，天上的飞鸟也不见踪影。笔直平坦的公路上，伴随的只有连绵不绝的昆仑山。高原缺氧，旅途劳顿，我们的大脑神经一直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

        就这样走着走着，蓦然抬望眼，前方出现了十分醒目的几栋红顶房子，一眼望去仿若一座漂浮在茫茫瀚海之中的孤岛。莫非是日光水汽折射下的海市蜃楼？司机轻咳一声，嗓中吐出四个清脆的字：“甘森到了。”

       房屋精致稳固，庭院干净美观超乎我们的想象，生产区的整洁、生活区的布局超乎我们的想象。就连院落正中的那几棵白杨树，翠绿挺拔的雄姿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更别说见到蔬菜大棚中盛开的大丽花，以及嫩绿的小白菜，绿中泛红的青椒，美艳欲滴的西红柿，真的让我们一声连着一声地惊叹。

指导员宋代勇，从绿色蔬菜温室大棚里，摘下来三个西红柿，笑嘻嘻地给我们一人递上一个。仔细端详着长相似心形、皮质似婴儿的浆果，实在抵挡不住它的鲜嫩水灵。那样的沙甜，那样的微酸，那样的美味，那样的滋润。以前我们吃过多少西红柿啊，怎么就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味道醇正的口福呢？

口福之外，另有一种眼福等待着我们，这就是甘森热泵站的亲情文化墙。在一块制作精美的广告铝合金板上，上方写着：“家庭因你的平安而幸福，输油事业因你的奉献而繁荣。”

        这个西部荒漠深处的亲情文化墙，大多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下面的留言，既有妻子对丈夫的关心，也有儿女对父母的惦念，还有孩子对远方父母的祝愿。教导员宋代勇说：“亲情文化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每当看到这个广告牌，我们的心中都会泛起一股温馨与暖意，觉得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家人的深情厚意。”

        宋代勇的女儿是这样留言的：“您是家里的一片天，没有了天空，鸽子就无法自由飞翔，多爱护身体。”郭光元的儿子：“您的坚忍不拔和铮铮铁骨是我永远的榜样，我从您那儿汲取到奋发的力量，走过挫折，迈向成功。”青海土族职工甘述文的两个小女儿甘卉、甘婷：“上班多保重，没有你的爱，无论多豪华的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无法把几十则亲情话语一一抄录下来。记得当时我的鼻孔是酸酸的，眼睛有些模糊，手有些颤抖，字也有些歪斜，但我的感动却是的的确确的。

甘森是蒙古语音译，意思就是“苦水”。花格输油管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原油输送管道，甘森热泵站位于这条管道的中段，是社会依托条件最差、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它距花土沟镇二百三十多公里，距格尔木市二百七十多公里，海拔两千九百一十米。甘森还是一个风口，据说西北风从此进入格尔木地区，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刮风就扬沙，最多时站里一天能拉出去十吨左右的沙子，一年用过的扫把不计其数。

          站在甘森站的院落里，任凭强烈的紫外线照在脸上，我的思绪飞越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峥嵘岁月。1954年初夏，我的父辈们高喊“到柴达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千里迢迢地来到异乡。尽管黄沙漫漫，寒风呼啸，气候异常干燥，鼻孔里结着血痂，然而他们不悔，都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园，虔诚而辛勤地经营着。1958年地中四井日喷原油八百吨，为当时步履艰难的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冷湖成为继玉门、新疆、四川之后的第四大油田，迅速崛起。

          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敬当年在青海油田考察时，曾经潸然泪下地说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别说工作，只要能待住，就是睡大觉，生活下去，也是英雄啊！”柴达木油田的英雄们以三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美德，积六十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之功，造就了一个千万吨级的大油气田！

          一步一回头，一生一世情。无论时光怎样流转，无论相隔多么遥远，我都不会忘记柴达木沙海中的那座绿岛，绿岛上那群默默工作的石油兄弟姊妹，以及他们亲切的笑容和特别珍贵的亲情文化。

          当然，还有那个味道格外甜美的西红柿。我得说，那是我迄今吃过的味道最美的西红柿。

哑了的三角琴

巴金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呻吟。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有一天午后，好奇的我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爬上椅子。当我的手指刚挨到三角琴，耳边一响，三角琴躺在地上，成了几块烂木板。

    父亲回来后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我很后悔，父亲慢慢地抬起头：“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我同你母亲结婚后的第二年，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重罚。我们来到西伯利亚一所监狱，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当我们说想听他唱歌时，这个囚人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望了望典狱，又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典狱叫人找一只三角琴。

    “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地尽情唱着。唱完歌，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谁来，我就要杀谁！’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

    “典狱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我们不能够再帮你什么忙吗？’你母亲悲声地问。

    “‘谢谢你们。我只想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祝安娜。’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出来，但他马上忍住了。

    “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拉狄焦夫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拉狄焦夫并不逃走，他被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公墓里，三角琴又被你打碎了，而圣母像前那支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的声音里含有眼泪，同时又含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我要哭了。

（节选自巴金《复仇集》，有删改）

王烈：甘做乡野一画贤

罗先哲

    ①王烈学画之初，就对兰竹情有独钟。四十余年来，他对宋代文同至清郑燮、蒲华等一百五十余位兰竹大家的作品，逐一反复研究，探索其神韵，得其精髓，力创新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殿堂。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烈得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家中有一部日文版的《支那书画大成兰竹集》。这部书在山东已是孤本，于先生视为家宝，从不外借。一个深秋飘雨的季节，王烈从淄博赴济南于先生家登门求借。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当场作画。于先生被王烈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破例将画集借给王烈，但与其约法三章：一是只能自己看；二是必须亲自送还，不准邮寄，不准托人捎送；三是限期七天。王烈抱起画集，如获至宝地急速赶回淄博。他买了几大包饼干，提了几暖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五天六夜，他未走出房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又临摹了二百八十六张兰竹画。第七天中午，王烈赶往济南，推开于先生的家门。当于老得知他在五六天内竟然临摹了那么多兰竹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烈异常疲惫地赶回淄博，回到宿舍怎么也脱不下鞋子——脚背肿得撑破了皮，小腿肿得像牛腿。正是凭着这种执著精神，他的绘画技法越来越精。

    ②“师从古人，师从造化，师从我心”是王烈从事国画创作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王烈九下江南写生。其间，同去的画友都忙里偷闲逛城市，买东西，他则一头扎进竹林里，细细观察体会，找素材、写生，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风雨雾露、春夏秋冬，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竹子的变化，历历在目，颇有心得。每次从江南返回淄博后，几百张写生素材摆满了床上地下，王烈一张一张地回想着翠竹的长势与变化。一时兴起，挥毫即作，江南幽篁，亭亭立于纸上。每一张画中，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才智，韵味无穷。

    ③在传承与变革的问题上，王烈经过多年的思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是探索画竹的构图，大胆创新，不拘泥于古人，亦不蹈今人，精、简、奇、崛；二是在题款上，善于用简洁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词语，使题款与画作和谐一体，珠联璧合。东营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王烈先生的兰竹，按其功力来说，已经可以进入大师之境界，但先生的闲云野鹤孤傲不群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

    ④“闲云野鹤，孤傲不群”。王烈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这种品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届不惑之年的王烈，远离闹市，在颜山城南山顶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原是看林人的山房，这座小山房，不足二十平方米，四周无路，全是碎石，路滑难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他才下山到单位去，平常就在此专心致志地创作，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十分舒心。

    ⑤1993年内退后，王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利津县台子庄的老宅子里。干干净净的农家院落，低矮的院墙，简陋的木门，门上方镶着“兰竹苑”的牌匾，院里栽种着翠竹和兰草，满院滴翠。屋前有供来访朋友喝茶、聊天、下棋用的石桌石鼓。堂屋门口贴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泥舍久居心自乐，下联为：篱院长守身更舒。横批：老屋隐士。

    ⑥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何避居乡间，王烈坦诚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遗憾和愧疚？决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地位、金钱和荣誉，而是作品缺少激情和灵感，没有把内在的感情倾泻出来。艺术需要孤独，艺术家需要静心。”

    ⑦王烈对自己的绘画要求非常严格。每次画好一幅画，总是要挂在画室的墙上自己先看。看上几天后觉得不足，心中萌生出新的章法和构思，就铺纸挥墨另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每作一幅画他都认为不完美。“画，愈画愈难。”这是王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时常对人们说：“我画画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在起跑线上。”

    ⑧王烈在艺术创造上一贯主张求真，鄙视哗众取宠，不愿包装与炒作，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国画艺术的探索。不逐名利，务实自励，默默耕耘。“退掉官方协会茧，甘做乡野一画贤。写兰写竹写自我，自由自在天地间。”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泥泞

迟子建

    北方的初春是肮脏的，这肮脏当然缘自于我们曾经热烈赞美过的纯洁无瑕的雪。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寒冷催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雪，它们自天庭伸开美丽的触角，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使整个北方沉沦于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中。如果你在飞雪中行进在街头，看着枝条濡着雪绒的树，看着教堂屋顶的白雪，看着银色的无限延伸着的道路，你的内心便会洋溢着一股激情：为着那无与伦比的壮丽或者是苍凉。

    然而春风来了。春风使积雪融化，它们在消融的过程中容颜苍老、憔悴，仿佛一个即将撒手人寰的老妇人：雪在这时候将它的两重性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它的美丽依附于寒冷，因而它是一种静止的美、脆弱的美；当寒冷已经成为西天的落霞，和风丽日映照它们时，它的丑陋才无奈地呈现。

    纯美之极的事物是没有的，因而我还是热爱雪。爱它的美丽、单纯，也爱它的脆弱和被迫的消失。当然，更热爱它们消融时给这大地制造的空前的泥泞。小巷里泥水遍布；排水沟因为融雪后污水的加入而增大流量，哗哗地响；燕子在潮湿的空气里衔着湿泥在檐下筑巢；鸡、鸭、鹅、狗将它们游荡小巷的爪印带回主人家的小院，使院子里印满无数爪形的泥印章，宛如月下松树庞大的投影；老人在走路时不小心失了手杖，那手杖被拾起时就成了泥手杖；孩子在小巷奔跑嬉闹时不慎将嘴里含着的糖掉到泥水中了，他便失神地望着那泥水呜呜地哭，而窥视到这一幕的孩子的母亲却快意地笑起来……

    这是我童年时常常经历的情景，它的背景是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时间当然是泥泞不堪的早春时光了。

    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

    泥泞常常使我联想到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罗蒙诺索夫、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蒲宁、普希金就是踏着泥泞一步步朝我们走来的。俄罗斯的艺术洋溢着一股高贵、博大、阴郁、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息，不能不说与这种春日的泥泞有关。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和锻炼，它会使人的脊梁永远不弯，使人在艰难的跋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博大和不可丧失，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如今在北方的城市所感受到的泥泞已经不像童年时那么深重了：但是在融雪的时节，我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仍然能遭遇那种久违的泥泞。泥泞中的废纸、草屑、烂菜叶、鱼的内脏等等杂物若隐若现着，一股腐烂的气味扑入鼻息。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西子湖畔撑一把伞在烟雨淳淳中耽于幻想来得惬意，但它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想起木轮车沉重地辗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民跋涉其中的艰难的背影，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我为双脚仍然能触摸到它而感到欣慰。

    我们不会永远回头重温历史，我们也不会刻意制造一种泥泞让它出现在未来的道路上，但是，当我们在被细雨洗刷过的青石板路上走倦了，当我们面对着无边的落叶茫然不知所措时，当我们的笔面对白纸不再有激情而苍白无力时，我们是否渴望着在泥泞中跋涉一回呢？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雪，它诞生了寂静、单纯、一览无余的美，也诞生了肮脏、使人警醒给人力量的泥泞。因此它是举世无双的。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