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迟子建

    ①上世纪70年代，山村的孩子大约没有没看过露天电影的。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有三处，一个是种子站，它就在我们小镇的西头，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是部队，一个是十三连，一个是十七连。

    ②在种子站的广场放露天电影，下午时候，一些老人就把座位摆好了。老人们胳膊上挎着一个或两个板凳，抽着旱烟：慢悠悠地朝种子站走去。由于他们眼神差，又大都佝偻着腰，必须要坐在前几排，所以提前把座位占好是必须的了。那些板凳高矮不一、颜色各异地排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杂牌军。他们放好板凳，会回家做他们的活计，等到电影快开演了，他们才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走来，一副首长的派头。

    ③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都不在我们小镇，它们是驻扎在山里的部队，一个离我们稍近一些，有五六里的样子，是十七连：另一处则要远很多，在打石场那一带，距离我们起码有十五里的路途，是十三连。老人们是绝不会去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他们的腿脚经不起折腾了。而大人们就是去的话，也是选择十七连的时候多。能够去十三连的，都是如我一般大的孩子。大家相邀在一起，沿着公路，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达连队时已是一身的汗，而电影往往已过半场，看得个囫囵半片的。回来的时候呢，山路上阴风飒飒，再赶上月色稀薄的夜晚，森林中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会被吓得一惊一乍的，得手拉着手行走才觉得心不慌。所以一去十三连看电影，就有小孩子回来后生病。高烧后说胡话照理是正常的，可家长们非说是走夜路时撞上了鬼，至于鬼长得什么样，想必他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说去十三连看电影，家长都不乐意，我们只有偷着去了。

    ④因为驻扎在我们小镇附近的这两个连队经常放电影，我曾经认为世界上过着最幸福生活的就是那些当兵的人。连队的战士格外欢迎孩子们来看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我们坐，还会用茶缸端来热水给我们喝。当然，战士们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十一二的毛头小孩更要热情，他们喜欢围坐在大姑娘身边看电影。

    ⑤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姑娘，叫青云，青云是个大姑娘了，她喜欢去十七连看电影。凡是有关电影的消息，最早都是她发布的。因为十七连的战士跟她很熟。要放电影了，总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个子很高，腰肢纤细，头发又黑又亮，喜欢梳两条大辫子。她眼睛不大，眉毛浅浅淡淡的，肤色白里透粉，非常有韵味。她带着我们去十七连看电影时，神情中总是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回她的娘家似的理直气壮的。到了电影开演的时候，她往往看着看着就不见了。我们都以为她去小树林解手去了，可她一去就不回来，直至剧终。所以若问她电影演了些什么，她只能说出个大概。

    ⑥爱上青云家的，是小钟和小李，他们总是结伴而来。小李好像是部队的文书，不太爱说话，又黑又瘦的。小钟呢，他不胖不瘦，浓眉大眼，肤色跟青云一样白皙，在十七连当伙夫，所以有时他会偷上一些豆油带给青云家。青云一烙油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十七连的人又给她送豆油来了。青云那时中学毕业，在家务农，那年的秋天她去看护麦田，得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不久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小钟正回南方探家，他回来后并不知道青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一直在连队没有下山的小李也不知情。等到又要放电影的时候，小钟和小李来到青云家，听说了青云的事后，两个人都呆了，小钟还落了泪。人们依据泪水，判断青云跟小钟是一对，小李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⑦青云没了，我们得知电影消息的源头也就断了。从那后，我们很少到十七连去看电影了。不久这个连队就换防到别处去了，他们留在营地的，不过是几顶废弃的帐篷。我们采山经过那里的时候，总要看看那两棵悬挂着银幕的大树，当时树间的那方白布曾上演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树还在，故事也在继续，只是演绎着这故事的人已经风云四散、各自飘零了。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①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农人们在田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他们身披落叶，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

    ②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花团锦簇的，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花容失色。

    ③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里，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④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蜇了我了，连忙把它撇到窗外。

    ⑤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蜇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蜇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

    ⑥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致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蜇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作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⑦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的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想到冷水可止痛，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站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击拇指。这招儿倒是灵验，痛感减轻了不少。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床上，然而才躺下，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头了，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一会儿抹风油精，一会儿抹牙膏，一会儿又涂抗炎药膏，百般折腾，疼痛却仍如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我泄气了，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⑧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瞪大眼睛，然而黑夜就是黑夜，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我盼望着山下会突然闪现出打鱼人的渔火，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然而没有，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

    ⑨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用，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有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如果我们放弃梦想，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纵情声色，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色调的世界了。

    ⑩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的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笫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膩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別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一一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岀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

断章

卞之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哦，香雪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了，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鸟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

    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她们又在这一分钟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作买卖，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姑娘们喜爱的发卡、纱巾，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龙袜。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作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公社中学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问。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籵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

    深秋，山风渐渐凛列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地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

    香雪顺着车身一直向前走去，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认清了，放在一个女学生面前的真是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住了扶手。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这时车身忽然悸动，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香雪扑到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地拍打着玻璃，冲风娇叫喊着:“风娇!我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下一站叫西山ロ，西山ロ离台儿沟三十里。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却只有一位旅客。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但香雪收下了铅笔盒，到底还是把鸡蛋留在了车上。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台儿沟在哪儿?香雪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台儿沟的姐妹们。香雪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做。她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迎面，那静止的队伍也流动起来了。同时，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原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