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改编自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网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玻璃门

陈树龙

    明天工程要竣工验收了。

    早上，我起床后，没吃早餐就匆匆赶往工地，我第一个到达，保安开了门，我往里面走去。突然，“砰”的一声，我的头撞上什么东西，一阵晕，定下神一看，撞上玻璃门了，这门什么时候装上的？再一看，眼镜掉地上了，还撞坏了，没法戴了。

    我用手摸摸刚才撞到的额头和脸，咦，流血了。我开始感觉脸有点疼了，捡起眼镜赶紧往洗手间去，透过镜子一看，天哪，满脸是血，用水洗了洗，血还在流，这得找医生去。

    刚走到门口，碰到小李，我赶紧说，我刚才给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李一听，紧张地说，是哪一道玻璃门？我说，好像是昨天才装上的。小李二话没说，跑了过去。我也紧跟着过去。

    小李看了看地上，还看了看玻璃门，说，还好，玻璃门没砸到地上的抛光砖，要不，可要影响明天的验收了。

    小李说完走开了。

    我用手按着脸上的伤口，准备走。小张来了，我又赶紧说，我刚才给这道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张一听，紧张地说，怎么撞上了？把门锁撞坏了吗？我说，不知道。小张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高兴地说，还好，没坏，不影响明天的验收。小张说完走开了。

    血还在流，我忍着疼。小王来了，我又赶紧说，我刚才给这道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王说，昨天下午我可是在玻璃上贴了标示的，是不是给昨晚搞卫生的人撕掉了？我说，这可不行，估计以后还有人会撞到。小王说，你打电话给现场工程师黄工吧，让他把这问题转告设计师郑工。他说完又走开了。

    我拨通了黄工的电话。黄工说，怎么？把玻璃门给撞坏了？你是怎么走路的？那么大块的玻璃门，亏你还戴了眼镜！

    我急忙说，没坏。只是撞了一下，这个位置，玻璃门迟早要给人撞的。黄工说，你先别走，我马上赶过去！

    我用手一抹，脸上都是血，我想再去洗手间洗一下，但担心别人撞到，我在边上拉过一架梯子放在玻璃门的前面。

    等我从洗手间回来时，黄工和郑工都到了。黄工说，是谁把梯子放在这里的？他示范着说，如果一不小心，从这里反推玻璃门，岂不是把玻璃门撞坏了？岂不是影响明天的验收？

    我说，是我，我怕别人撞到，放在那里的。黄工瞪了一眼，怎么又是你！

    郑工开口了，是谁说这设计不好的？是门撞你，还是你撞门？一个大活人，走路不长眼。我忍着疼，不敢出声。

    过了一阵子，我说，黄工，我可以走了吗？我要去看医生和配眼镜。黄工说，明天验收，今天全体加班，快去快回，不来要扣工资的！我说，好的。

    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医生和配好眼镜后回到工地，刚走到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喊：赵总撞到玻璃门啦！

    我进去一看，真是甲方的赵总撞上了玻璃门！郑工说，赵总啊，工地这么乱，怎么不提前给我们打声招呼呢？

    赵总满脸是血，指着玻璃门说，把它拆掉！

    黄工和郑工异口同声地说：马上把玻璃门拆掉！说完，两人扶着赵总上医院去了。

（摘自《羊城晚报》）

斫琴心语

田金发

    十五岁那年暑假，父亲让我学习斫琴。

    一开始，父亲不让我动手，也不教也不讲，只是不住地使唤我搬木坯，打扫刨花和锯末，简直把我这个刚考上高中的学生当成了长工，气得我一直嘟囔：不干了！可是想想父亲许诺的回报——一台我梦寐以求的学习机，又把所有的气恼压回去。

    一周后，父亲带我回老家。我第一次见到这两棵梧桐树。

    父亲取出古琴，对着大树弹起来。曲罢父亲问我听出了什么？我摇摇头，父亲点点头。

    “学贵乎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父亲看着梧桐树继续说：“那年我刚学艺，师傅外出。附近邻居过来借刨花引火，我随手拿了块旧木头塞给他。没想到竟然犯了大错。”

    “为啥？”我问。

    “斫琴用的木头并不是越名贵越好。”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讲起了斫琴。“比如红木就不宜制琴，因为密度高，共鸣少，音色容易发死。最好是老杉木或是梧桐木，年轮通顺，密度均匀。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松透，音色也好。”

    讲到这里，父亲停顿了下，颤抖着说：“那块木料，那块木料，是师傅的师傅留给他最珍贵的念想啊！”

    父亲闭着眼睛，满脸泪水。停了好久，才继续说道：“那块木料，师傅保存了很多年，每天看一眼，琢磨如何下手，做一张最好的古琴。没想到我却有眼不识金镶玉，把它当柴火烧了。”

    “那后来呢？”我担心地问。

    “我师傅气得整整病了一个月。我生怕师傅把我赶走。谁知他再也没提此事。”

    我替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看我一眼继续说：“直到好多年后我准备出师才对我说：丢了木头事儿小，丢了心人就毁了。记住：万物不可轻侮。做琴如此，做人亦如此。”

    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话也就随风而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本想着幸福的人生就这样走下去，谁知工作单位经营不善解散了。

    经历了一系列生存挫折后，我又找到父亲开始学斫琴，不为别的，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父亲对我更严格了。

    “有的材料要先在水里泡半年，定型需要一到两年。”

    “灰胎要刮五六层，每一层胎刮完以后都要等干透之后才能打磨找平上漆。”

    “斫琴要刀到手到，心到眼到。”

    ……

    父亲一遍遍地说，我一遍遍地改。我慢慢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为了生计而斫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斫琴，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是因为对古琴有了更深的理解，听着父亲的话也感觉格外有道理。父亲见我听话，反而唠叨少了。

    那次我见完客户回来，根据客户需求规划出图纸拿给父亲过目。当时他正在吃饭，见我拿来图纸立刻停下给我指点。这个怎么铲，那个怎么刨，连比划带说，唯恐不详细。母亲端过来午饭，他赶紧递给我一碗。我让他先吃再讲，他说我讲完再吃。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想起第一次学琴时父亲对我的吆喝，再到如今父亲的平易近人，我突然笑了。

    有一年，我独自回了趟老家。

    两棵梧桐树越发粗壮，像两个巨人，笑看云淡风轻。

    三天后，我伐下了其中一棵，带回作坊。第一斧子下去梧桐发出的声音，仿佛惊动了什么似的。我有强烈的预感，父亲的意愿成了！

    板材晾了一年后，我开始斫琴。此后又两年，我独自待在一个山脚下的作坊里，用这棵梧桐剖成的十张板子做面板做了十种琴。挖槽腹、用梓木斫底板、披漆胎、罩面漆……两年时间，除了春天的风、冬天的雪，除了夏天的泉流和秋天的大雁，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自己坐在石头上，于夕阳余晖中看挂在墙上的尚未完工的琴坯。没人跟我说话，但我能真切地听到万物说话的声音，每一声都真实而纯正。

    父亲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我把他带到琴房。十张琴一字排列，整整齐齐。父亲看了看琴，又看了看我，随手拿起一张弹起来。

    琴声淡淡，朴实清新。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斧凿丁丁，桨声欸乃。似乎看到，青山绿水中，渔樵问答。渔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樵曰：“余之志在山林也。”

    而此时，青树绿荫里，一位老者正曲罢收琴，问小子曰：“薄木丝弦，其音何谐？”小子曰：“琴为心声，人琴合一。”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

    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尚《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長，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夺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浙长》）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