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

    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把离开村庄当作出息。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走得要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原来拥有的东西你也还无法舍弃。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中，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鲊辣椒。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红糖，很香。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但我却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我常见到来看我的老乡，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忧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照看着许多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人。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在城里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后来，我的继父、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上了大桌子。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的风水，别有一番滋味。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聚会，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高昂铿锵。当我们贫穷，老把村庄当作羞涩；当我们富有，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作铺垫，当作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在拷问中，村庄才真实地的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回去干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近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因为过去我们带走的太多。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一把铁锹，而是别的东西，这只有我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最大的一个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我去上路。（本文有删节）

后园

萧红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

    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所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加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chèn棺材）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

    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选自《呼兰河传》，有删节）

温钝的刀

刘博文

    不否认，女人的脸上是有过桃花的。

    桃花灿烂，如日薄西山时特有的余晖，在玻璃镜片折射下，点缀着为数不多的光芒。不刺眼，有引导与示好的意味。

    还剩三天。时间隐藏在手臂上的腕表里，不急不快地走着。

    橱窗前的林一峰定下脚步，余晖一片片散下，打在他身上，和先前女人脸上的桃花相同，有催促的意味，是不是示好他就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扶了扶镜框，玻璃橱窗里摆放的挂钟每转一圈，时间就像刀刻般划入他的皮下骨。刀锋利，林一峰的心里，一直都住着这样一把刀。

    此刻，他悄悄将刀藏起，目光转向橱窗，眼神中重新透出一个少年应有的温和。

    橱窗是精致的，从那里面传来的眼神也受到感应般温柔，也许是为了引导客人购买自家柜台上的物品，来收取提成而换做的温柔表象。

    林一峰能理解，在每周一的市场营销课上，老师曾给他们讲过，在业内，这叫刀背营销法，往白了说就是营销者把自己如刀尖的脾气收一收，藏起来，展示给顾客的永远是刀背般温钝的笑容。

    女人的笑容真的不失为温钝。

    相比之下，林一峰的笑容便有点窘迫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过这片橱窗，远能搜索到的记忆停留在半个月之前。

    不同的是，第一次并非经过，他是刻意进去的。

    或者说，他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推门进去的，但他未曾料到，自己辛苦兼职赚的钱，与里面任何一件商品的价格都挂不上等号。

    更别提那套做工精良的电动剃须刀了。

    那天推门而出的林一峰的脊背，在推开门的瞬间弓成了小于号（<），像一把本该出鞘却不得不藏入袖中的刀。

    还剩三天！

    尽管隔着玻璃，林一峰仍能听见柜台上那把剃须刀的嗡嗡声——女人正在给客人试刀。

    他低下头，用室友吴尽满嘴新潮的话形容，丧丧的。

    说这话时吴尽正在刮胡子，那把拥有流线机身的电动剃须刀比魔术师还要神，眨眼工夫，吴尽脸上因为蓬勃生长的胡子而导致的邋遢、疲态全部消失了，林一峰知道它们的归处，胡碴的归处在那小小刀片下的罩子里。艳羡的目光收回，林一峰在那一刻清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为了那套做工精良的剃须刀！他将刀轻轻的藏在心底，最柔软那一处。

    大三的课程不多，推算好时间，和多数精力充沛的同学一样，林一峰加入了大学生兼职的行列。

    是好事，学校鼓励学生这么做，相当于早一天踏入社会品尝生活的艰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嘛。

    是好事，对林一峰这个出身于农村，从小靠父亲养育的单亲家庭来说，真的是好事，大一时他就在电话里为兼职的事情和父亲争执过。

    父亲的老观点，坚持让他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就算要补贴家用，也得等到大三。林一峰能够想象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父亲土里刨钱汗珠子落地摔八瓣那种疲累，和老态。

    大三，林一峰很快就成为了店里最勤奋的外卖小哥，谁知道勤奋换来的不是褒奖与酬劳，而是辱骂，是损失。

    只是晚送了十分钟而已，客户拒收，还向老板提出赔偿，堵车而耽误的十分钟，让他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化作乌有，直接盈亏自负。

    和营销课上导师讲的案例一样，自负盈亏。

    心被堵了的林一峰站在橱窗外，路灯渐次暗下，恍如林一峰胸腔里那颗越来越暗的心。

    风沙掠过，洒在他已多日不曾修理的脸上，城市就是如此，好的环境都只留给属于这里的人，不知怎的，他突然想到了昨晚在朋友圈上看到的这句话。

    他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一套剃须刀呀。

    显然，他是不属于城市的那一号人。抬起沉在腕表上的头，林一峰看见时间清晰的滑过，嗡嗡的剃须刀马达声从橱窗里渐渐消散，已是打烊时间，女人正将剃须刀收进柜台里。

    只剩两天了，过了今晚的话……

    不管了。秋风拂过，林一峰蹙了蹙眉头，眉头如刀！

    他推开玻璃门，逼近女人。

    女人刚锁上柜台那把精致的锁，她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也将就此被锁上。

    因为挣扎，女人的面孔变得绯红，桃花变得灿烂异常。

    林一峰的刀误入了桃花深处……

    还剩两天。

    还剩两天就是父亲的五十岁生日了，五十知天命，林一峰想让父亲面容显示出成年男子的坚毅，而不是被胡须潦草地遮蔽，一副丧丧的表情。

    这么想着，脸上露出温钝笑容的林一峰将右手上的刀攥紧，左手顺带将来不及关闭的剃须刀藏进自己大衣荷包里。

    只剩下两天了，有嗡嗡的马达声自耳边传来。

    电动剃须刀的声音就是温钝。

（有删改）

一个诗人的生命

迈克·弗洛里安

    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冰冷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

    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甚至尝试了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被枪毙……

(选自《译林》，有删改)

出纳

岺燮钧

    周嘉根是社办厂里的老会计，起先做的是出纳。

    周嘉根瘦高，能被一阵风吹倒。他吃鱼嫌腥，放了生姜、黄酒，吃的时候还要闻一闻。在鱼肚子边挑一筷，夹点鱼肉沫子，放到嘴边尝一尝，就算是吃过了。偶然夹一整块鱼肉，近着眼，把大刺拔了，细刺也拔了，进嘴前再端详一番，才放到舌头上，细细地抿着，半晌才下去。

    周嘉根太瘦了，像芦柴棒。有一时，时兴乔其纱，老婆给他做了一件短袖。他不喜欢，嫌乔其纱太薄，肋骨都印出来了。老婆直摇头：只有你这种奇人，大热天的还嫌衣裳薄！他出门，都穿得熨熨帖帖的，都是自己熨的。有一回老婆帮他熨，他嫌裤缝不直，又重熨。

    他出门是一辆老凤凰，老凤凰骑了很多年了。若有一个螺帽松了，必得整辆车都拧拧。别人家的车都是锈迹斑斑，只有他的老凤凰一泥不沾，链条上的润滑油滋滋润润的。他出门必问老婆门关紧了吗？钥匙有没有多旋几下？只一次，骑出了半里路，他又问老婆，老婆犹豫了一下。他一路念叨，又骑了半里，结果还是回来了。

    他做出纳，管的是钱粮。所谓钱粮，是工资和饭票。每个月的工资都得从他手上过。他不是现数的，必得一份份码好，装进信封，写上名字和数目。不多也不少，他才觉得心安。

    一天临下班时，他收拾钱粮，饭票是对的，但钱多了十块。他细细想，今天有哪些人来过饭票，是不是谁多给了？不由得自言自语：咋钱多了？对面的老会计笑笑，多总比少好，说不定漏记了。他笑笑：那倒也是。可是心里总过不去。晚上吃饭，碗也不拿，筷也不拔。老婆见他痴痴的，问他咋的，他只说多了钱。老婆嘀咕：我还以为少了……

    第二天到了厂里，他若有所待。遇到张三，张三向他笑笑，他想问：昨天买饭票是不是多给钱了？他心里问了，但嘴只嗫嚅了一下，没说出口。去食堂吃饭，他边吃边看，耳朵探测着，看李四是否在说钱少了。他还特意去各个车间转了转，大家都问的是工资什么时候发。那这十块钱到底怎么多出来的？以前也有过，但过一会就明白了。这一回，还是糊涂账。发呆时，老会计说，那就算了。他想，怎么算呢？这十块钱，算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老会计说：你先放着，万一有错失的时候，可以抵上去，我做出纳的时候，也有小零小碎的。他“哦”了下，但还是有点生气。生谁的气？生自己的气。他自做出纳以来，都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

    回到家，老婆正在煎鱼。“买什么鱼！”“你不吃，我们会吃。”老婆懒得理他。他把老凤凰推到门口擦洗。老婆把鱼搬到桌上，瞟了他一眼：又没脏，擦什么擦。他也不睬她，自把覆水板拆下来，用刷子刷。老婆拿了碗筷走过来：覆水板本来就是挡泥巴的，你洗那么干净干吗！

    这时，儿子满脸汗水的冲进来，老婆一把攥住他：臭小子钱呢？儿子惊诧：什么钱？老婆道：这学期学校里结算下来多的钱啊，不是有十块五毛吗？儿子说，我给我爹了啊。周嘉根喝道：乱说，哪里给我了？儿子擦擦脸：我本来想给你的，你不在，我就拉开抽屉把十块钱放里面了，五毛钱买了吃的了。

    周嘉根走过来，板着脸道：晚饭不用吃了。他一把掀掉儿子的椅子，让儿子站门外去。老婆纳闷：他到底把钱交给你了没有？周嘉根冷着脸道：出纳的抽屉是小孩子可以随便抽的吗？老婆劝道：又没少钱，你干吗这样！周嘉根恶声恶气道：为了这多出的十块钱，你可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出纳，你以为多了是好事啊？！老婆“哼”了一下，自管把儿子拉回来。他厉声喝道：以后再到厂里去，我打断你的腿。推开碗盏，站起来，不吃了。

    老婆知道他脾气，也不睬他。等到要收拾饭桌时，看见他在里间熨裤脚管，嚷了句：饭还吃不吃？兀自洗碗去了。

（摘自《宁波日报》2017年8月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