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

田洪波

    我的职业是医生，爱好很广泛。我特别喜欢购买甚至收藏民间饰物，因此，我的业余生活并不像人们惯常思维中那样刻板。

    这样就有了一些故事。当然，发生在那个名叫喜鹊的女子身上的故事最独特。

    那几天，阴雨连绵。我们趁一个学术会议的空隙到清河泉旅游，看过一些景点后，就呈散花状开始购物。在一个很大的空地上，有一溜一字排开的简易商铺。商家主要经营与清河泉景点相关的饰物，自然，也有带当地风俗的钩针饰物，那是清河泉景点的独特品牌，我的眼睛就在那一刻被吸引了。

    那是一双童鞋，却彰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别的商家的钩针童鞋，多是与一般商场出售的无异。但那双鞋却是五彩斑斓的，要多有意思就多有意思。形状是一只小猪，前面一张突出的小嘴是红色的；两边嵌着的眼睛，却是黄色的，而鞋面则或黑或白。它就像一个小精灵，把我紧紧地抓住了。

    一问价格，却不过十几元钱。

    我认真挑选起来。钩编玩偶、碎花笨小猪、动物手机座等等，很快面前就垒起一堆。卖货的是一位淳朴的大嫂，她仔细地盯了我半天，末了，告诉我家里的饰物还有很多。说这些饰物都是她女儿钩编的，如果想要什么心仪的饰物，她女儿甚至可以现场钩编。

    这不能不说稀奇了。对余下的景点，我一时失去了参观的兴趣。于是，在那位大嫂乐颠颠地引领下，我走进离景点不远的一个村落。在一处平淡无奇的房屋中，见到了那个叫喜鹊的女子。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是个盲人，而且很漂亮。我难以想象，一个盲人如何钩编得出那么色彩斑斓的饰物。

    喜鹊很敏感地从炕沿上下地了，她做出倾听的模样，而我则一直上下打量着她。很快，就有笑容在她的脸上绽开了。

     “是来选钩编的吧？”她居然毫不意外。

    我纳闷了：“你家常来顾客？”

    她母亲自豪地笑了：“几乎每天都有，连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都有呢。”

    我不得不正色地看她了，并打量起屋里悬挂的各种饰物。

    应该说，我的震惊程度进一步加大。你想啊，有把蝴蝶钩成蓝色的吗？有把小狗钩成大鼻子的吗？有把小猫钩得脑袋奇大的吗？比卡通还卡通。她根本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我很快挑选了一大堆，但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喜鹊：“你是先天看不见，还是后天失明？你怎么就想到要把小猫的脑袋钩大呢？你不觉得自己钩的和别人不一样吗？”

    喜鹊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管它呢！我想要钩什么颜色就钩什么颜色，想要它什么样就什么样！”

    她的解释让我无话可说。听她母亲介绍，她是四岁时因一场病失明的。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钩编，说要给自己攒够嫁妆。

    我不能不为这样的女子动容了。我告诉她，她的眼睛可以治，我就是一位眼科专家。我希望她们去医院找我。

    她母亲听我这么说，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扑咚”一声给我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大嫂，千万别这样。”

    喜鹊也激动得浑身颤抖：“你说的是真的？”

    我连连点头：“当然。”

    她们娘儿俩一下子拥抱在了一起。

    不久，她们果真去医院找了我，而我那会儿也早为她做好了手术准备。那时，医院正在加大农村医疗保障力度，她的手术费用被减免了大半。

    她术后的效果非常好，很快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她喜极而泣，她的母亲也哭出了声，一个劲儿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喜鹊可以开钩编工厂了。”

    我这才知道，那一直是她们娘儿俩的理想。

    我们从此各忙各的。我不知道她的工厂是否如期开工，她的钩编饰物是否更受人欢迎。好在多年后，我有了再到清河泉旅游的机会。

    在那一溜排开的商铺前，我又见到了那位大嫂。她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原因是她面前的饰物无人问津。而我看那些饰物，与普通饰物则没什么两样。这难道是喜鹊钩的吗？

    见到我，大嫂眼光十分复杂，想说点什么，嘴唇嚅动了一下却没出声。我隐隐感到了什么……

（有删改）

年三十的私房菜

    付春从城里回家时，爹和妈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棒子。他们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儿子付春。付春一声不吭地跨进院门，拎着大包小包进了自己的屋，放下行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爹和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时间静止了两分钟后，付春透过掉了半块的玻璃窗听见爹说，春，回来了？妈马上站起身来，责怪爹说，他爹，春都进屋了，还问？快去抱柴禾，我给儿子做吃的去。付春拉起被角，捂在脸上，眼泪无声地流下。

    付春在城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付春的厨艺好，在这家酒店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间付春很少回乡下，五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他甚至发誓要在这家酒店干一辈子。然而，没想到这家酒店自从去年易主后，因经营不善，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上个月彻底宣告破产。

    失业这个月，付春把城里所有的饭店、酒店都找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一些有名气的饭店、酒店，都有自己稳定的厨师团队，就算人家缺人手，他进去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太小的饭店，薪水太低，高不成，低不就，就把付春挤回乡下的家了。付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繁花似锦的春天走进了寒风凌厉的冬天。付春想着想着睡着了。

    春，快起来吃饭了。妈站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喊付春，生怕声音大了，把儿子吓不见了似的，儿子已经有很久没回家了。

    饭桌上的菜，都是付春打小就爱吃的菜：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汤是酸菜土豆汤，酸菜是妈自己腌的乡下常见的老酸菜。旁边是一锅刚焖好的玉米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饭菜，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虽说都是些在付春看来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味道却是出奇的好。

    付春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爹和妈几乎一筷子未动，看着狼吞虎咽的付春，笑得嘴都合不拢。付春看着爹妈，抹着嘴回味着刚才的饭菜香味儿，突然脑子里像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门，付春兴奋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我怎么没想到呢？”爹和妈被付春整糊涂了，还没回过神来，付春已经拎着大包小包跑出院门了，爹和妈赶紧跟到院门外，说，春，你这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回城里。付春头也不回地说。

    付春有足够信心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他不再怕失业，这一切都源于妈做的饭菜。付春在吃了妈做的菜后，突然想到了时下城里流行的私房菜，他想，现在城里人吃饭店都吃腻了，我何不当一名专做私房菜的厨师呢？

    很快，付春的私房菜就在城里闯出了名气，很多有钱人、领导都请付春到家里专门为他们做私房菜。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付春更是分身无术。

    付春不断创新他的私房菜，几年后名声越来越大，钱也挣下不少，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了城市户口。爹和妈不愿和他来城里，一直住在乡下的小土院，付春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回家陪父母过年了。每次爹妈打电话来，要他回家过年，付春都推托了。

    今年年三十那天，有个搞建筑的大老板，给了付春很多钱，说是特意请付春去为他父母做一顿年夜饭。这位老板的爹妈一直住在乡下，老板有心想接爹妈去城里过年，也享享福，可是爹妈不来城里，老板只好回乡下陪父母过年。老板和爹妈说回去过年，两位老人又忙里忙外辛苦做饭菜，因此老板骗父母不回家过年，请付春去做私房菜的目的是想让父母过个不用操劳的年。

    付春满口答应了，天快擦黑时，和老板一起赶到了老板乡下的父母家。没想到，他们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前的竟然是一大桌子已经做好的饭菜，碗筷已摆好，就好像专等老板一到就开席似的。老板惊讶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问两老怎么知道他要回来？

    老板的爹说，每年不管你回不回家过年，你妈都会把饭菜做好，万一你回家了，也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板的妈接着说，这些都是你打小就爱吃的饭菜，在外面哪能吃到呢？老板两眼含着泪，一把抱住了两位老人。

    一直站在门口的付春看着这一家子，缓缓地掏出钱包，把钱悄悄地放在门边的桌上，轻轻地合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绚丽的烟花爆竹在付春身后、头上此起彼伏地响着、盛开着。付春仿佛闻到了妈做的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还有酸菜土豆汤的味道。

（选自《四川文学》，有删改）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节选自鲁迅《祝福》）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海燕(节选）

峻青

五月的一个傍晚，我由定海乘船去嵊泗列岛。船在这宁静的粉红海洋里，像一匹在草原上撒欢奔跑的小马。林小燕站在舱外甲板上，默默地望着大海出神。她是刚分配到文工团的新演员。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听到她在吟诵高尔基的《海燕》^① ， 她整个身心都贯注其中。

“是为演出准备的吗?”

“不是，”她笑了，“因为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她抬起头来迅速地望了我一眼，说道：“她和我一样，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不，她不是演员，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说吧，小燕，我很希望听听这个英雄的故事。”

她点了点头，眼睛望着前面那一列在月光下迷迷蒙蒙的山影，神情回到了过去。

风怒吼着，大海里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只小小的火轮呜呜地叫着离开定海码头，向着大海里驶去。那是1950年秋天的一个黄昏。

小火轮上只有二十几个乘客，全是当地居民，另有三个军人，其中一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一套草绿色军装。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像闪电似的。

那时候，我正病得厉害，在厕所旁边一条狭窄过道上躺下，像个蜷缩的小狗。迷迷糊糊中，一股凉森森的冷开水涌进我的喉咙。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睁眼一看，喂我水喝的正是那个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同志。见我睁开了眼睛，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她照顾我在一条长凳上躺下，我的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我把身世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父亲是个渔民，我五岁时他出海打鱼遇上风暴再没有回来。母亲叫我到定海学戏，戏班里老板打骂虐待，最后把生了病的我赶出来。她流了泪，把她的出身历史也告诉了我，她叫蓝海燕，也是渔民的女儿。父母参加抗战双双牺牲了。她在部队剧团大，成了一个话剧演员。

那天夜里，她对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我疲倦了，依偎在她身边呼呼睡了过去。

突然一阵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乘客”手里端着匣枪，把文工团的两个男同志打死了。还有两个拿枪的“乘客”把海燕大姐按在凳子上用绳子捆，海燕大姐在拼命挣扎。

我吃了一惊，忽地爬起身来。“不许动！”有人粗声地喊，“谁动，我打死谁！”

舱门口高凳上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手握一支匣枪。啊！那是我老板的哥哥、我的仇人单耳虎！我心想糟了，遇上海匪了。

乌云低低地在海面翻腾，白花花的浪头一排接一排地向着轮船冲来，船在这茫无边际的海上摇晃着。

单耳虎向一个穿海员服装的老头儿喊道：“船长，开船。大陈^②的方向。”

“什么？大陈？”老船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全舱乘客也都叫喊起来。这不是一般的海匪，这是劫船逃跑！

老船长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又看看那地上的尸体，脸上出现惊惧的神色。

船外风浪声突然增高了，风在呜呜地呼啸。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关头，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船长，不要开船！”

我回头一看，啊，是蓝海燕！她高高地仰着头，挺着胸，眼睛里放射着闪电似的亮光：“坚决不开！记住，船长，你不能忘记一个海员的荣誉，不应该做祖国的叛徒！这儿是我们军队控制的区域。我们的巡逻艇随时都会来！”

海浪凶狠地拍打着船体，呼啸的海风吹开了窗子，涌了进来。天空乌云乱翻，电光闪闪。海燕的头发高高扬起，她简直就像一尊庄严的女神，立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光。人们振奋起来了，立刻有四五个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枪声响了，接二连三有人倒下。舱里又沉寂了，乘客们缩回位上，绝望地望着海燕。她把乱发向后一甩，大声地说：“老乡们，我们坚持下去！他们逃不掉！”

“我不开！”老船长毅然点点头。他的脸上，惊惧的影子早已不见了。

沉默，紧张的沉默。风浪在大声地呼啸着，惊慌和紧张在匪徒们当中开始滋生。

突然，透过风浪的呼啸，远处海上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巡逻艇！”站在舱门口的黑瘦子大声说，匪徒们更加惊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狂喜。

“小妹妹！”我回头一看，是海燕大姐。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趁这时机溜到海燕大姐身后给她解开了绳子。

海燕抖掉身上的绳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向门口。乘客们轰地站了起来，随着她一齐奔过去。

“砰坪！”海燕大姐摇晃了一下，血从她的左肩涌了出来。后面的群众一拥而上，黑瘦子被踏成一团肉酱，匣枪落进了海燕大姐的手里。

暴风雨般的战斗爆发得很快，结束得也很迅速。四个匪徒受到了应有惩罚，却独不见了特务头子单耳虎。突然响起一声冷枪，海燕大姐身子一晃，跌到船板上。

船尾上有人喊：“快来呀，在水里！”大家一齐涌到船尾。朦胧的亮光中，水中一个黑色的影子。船上的人都气得不行，也急得厉害。

突然两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啊，是海燕大姐！只见她一手捂着满是鲜血的胸脯，一手擎着匣枪，威严地望着海里。海里的黑影不见了。船上响起一阵沉雷般的欢呼声。

斗争胜利了，我们又回到船舱。但是海燕大姐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林小燕的故事讲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这时已经升得很高了。风轻轻地吹着，掠过银波闪闪的海面，带来周围小岛上的五月的花香。林小燕凝神望着这银色的海面，又低低地吟诵起那篇她心爱的《海燕》。

1959年10月20日(有删改）

[注]①《海燕》，又名《海燕之歌》，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篇散文诗。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高尔基通过对海燕形象的描写，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②大陈，大陈岛，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位于椒江区东南52公里的东海海上。1955年1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当局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毁坏岛内设施，向台湾撤离，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