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文化自信的根脉支撑

    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中国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82.26，较2016年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公众对自身文化有着越来越高的认知、认同度。文化自信既是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中国的文化自信，究其本质，无法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分割开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化犹如强大根系般深植于人民、历史和时代的沃土中，奠定了我们的强大底气，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动力”。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当前，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日益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得以彰显。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创新、包容等价值理念传达于世界，以“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使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中建立更强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文化都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中华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未来发展相承续，成为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还在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赢得“他信”，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足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创新成果亟待传播。中华文化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旋律中不断追求和谐共振，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他信。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与精神，最终汇聚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洪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底气。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社会民众的某些情绪、意见难以用舆论中通行的文字、语言形式公开表达，而只能以类似于“默会知识”的非符号化的形态存在和传达，例如社会体验、社会经验、民众情绪以及各种“隐性信息”。默会传播是隐匿于显性舆论传播的丰富意义世界，不只是靠符号化或显在化的传达，还需要在具体情景中的积淀和沉浸。领悟、体会、洞察、直观等都是重要的意义生发方式。在舆论场中同样也是意义接受与传递的主要支撑，这些需要主体的默会与内隐体验。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流水线式复制而生产的舆论声势，例如报纸、刊物对社会意见的大量印刷发行，电视媒体新闻向成千上万观众的直播。但是对于沉默舆论而言，基于特殊情境与体验的非复制性的传播也具有其独特力量，例如非语言传播、“文脉”、“地方性知识”等，都不是可复制性抽离与电子拷贝的媒介工业可简单替代。

    在社会压力、制度渠道等情况下，会造成公共意见表达不畅，只能以被抑制的形式表达和传播，这是构成沉默舆论的主要传播路径之一。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舆论就会转而利用非官方的、民间的渠道，甚至会采用非法的、地下的形式。这从“公开”的第一层意义讲，仍然具备“公开”的特性。只是，社会的挤压和舆论的非体制化，使舆论不能常态生长，往往会形成谣言、流言、传言等等变体形态。“大道不通，小道流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被抑制的传播依然有其难以抑制的生命力和功效。显性传播的作用或爆发通常也需要抑制型的隐形传播作为积累，例如“道路以目”对社会情绪的传达和积淀。或者说：不充分的信息并等于不充分的传播；沉默舆论不一定被公共表达但却可以传染和传达。

    舆论的传达也并非总是显性和直接的，而是具有各种隐晦的传播方式，例如非言语的表意、含蓄的象征、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隐性的舆论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潜在意旨形成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的传达，如“言外之音”“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各种民谣、“你懂得”段子也都在含而不发的方式中传递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沉默舆论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肢体的集体表意”、纪念物、行为艺术、特殊物件所唤起的集体情感和行动。

    在信息的“内爆”和注意力时代的背景下，对于“注意力”或“头条”、发声权的争夺与占领，往往成为舆论战场的主要焦点。缄默的舆论元素易为喧嚣的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所掩盖，而忽视了大众媒介文化中应有的缄默。而事实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传播路径展露的是，信息的传播并非需一味地讲究眼球、头条或速度、规模，“快时代”同样可以通过“慢传播”的方式达到深入到、人心之效。不是所有的传播都是可以快和必须快的。同样，不是所有的舆论传播都必须在“眼球为王”中达成其声势和影响。沉默舆论的慢传播要克服速度与信息爆炸的社会表皮，讲究无声胜有声的慢哲学。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千百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古人在追求古典诗词的意境美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因为，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是决定一首诗词好坏的关键。诗词只有达到美的至境一意境美，才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所谓意境美，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动图景和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的一种美的形态，它是“意象合一”的艺术升华，是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界。具体体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美是异常丰富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崇尚委婉含蓄，忌浅露直白，认为作品必须含蓄委婉，才能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司空图就曾设专节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处“一字”指语言，“风流”指文采、风采。“不著一字”乃夸饰之辞，并非说“不用一个字”，而是说不靠语言文字的修饰就可以获得文采。这正是强调作品要含蓄，要委婉，要言之不尽。

苏轼的《蝶恋花》更是充分体现了委婉含蓄的诗意境界：“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词貌似一幅游春图，却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情与情、情与理的矛盾深刻地表达出词人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从而创设了诗歌委婉含蓄的高远境界，让读者久久回味。

    短短的一首诗词，如果能创造出情高韵远的艺术境界，就会让诗歌产生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古人为了追求情高韵远的高品位意境，使出了浑身解数，运用自身所有感官，调动一切学识修养，采用多种艺术手段使大自然的万物都具有丰富的神韵美。情高韵远展示的诗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典雅幽深，给人超尘脱俗之感。

诗歌的动态传神之美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永恒的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生生不息充满生命活力的，在诗词中反映出来就具有动态之美和传神之美。动态美也叫做飞动之美。唐初李峤《评诗格》中曾提出诗歌要有“飞动”之美，中唐皎然继之提出“状飞动之句”(《诗议》)，这就是提倡动态美。我们认为自然美有“天地秋色”之类的静态美，有“庆云从风，舒卷万状”之类的动态美。但是，意象中的景物不能是静态的，自然美不论静态或动态，当它们进入意象时，都必须“状飞动之句”，成为“气腾势飞”(《诗式》)的动态美。在古典诗词中，动态美与传神美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论既重视动态美又讲究传神美。唐代司空图说：“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诗歌只有写出“奇花初胎”“青春鹦鹉”，使人体会到花芭开放的欢乐，鹦鹉青舂的鸣叫，表现其内在的神态，才能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构成一个有强烈艺术魅力的诗歌境界。

    总之，中国古典诗词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诗词中体现出的浑然天成的意境美。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古典诗词中深邃高雅的意境让诗歌从民间走进艺术殿堂，提高了诗歌的文化品位，增强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更能诱发人们去开掘诗歌蕴藏的美学意蕴。

(摘编自贾晓春《浅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做一些对比。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是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在于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更迭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闭环，由于其是受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囿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它也使中国成为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摘编自陈道逸《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