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云中谁寄锦书来

朱铁志

    电脑的普及，使文字书写急剧退场。用惯了纸笔的中老年人，还在挣扎着试图挽住书写的臂膀。而年轻一代，已然习惯了无纸化的生存。提笔忘字，渐成常态；书法之美，只在少数书家手中流连。在手机和电子信箱越来越便捷的当下社会，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已是一种幸运，能够收到一封文辞淳美朴实、书法俊逸洒脱的书信，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传统尺牍信札中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似乎正渐行渐远，使即使不算老派的中年人，也不免感到一丝惆怅。

    我算幸运的，因工作和个人写作的关系，使我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理论大家和文学名家的信札。有的文白间杂，言近旨远;有的雅淡平和，娓娓道来;有的词锋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嘘寒问暖，饱含温情。信封和信札抬头、落款的书写，无不十分讲究，不论是称谓的选择，还是书写工具的使用，都能看出文字的背后所蕴含的学养功底和书写者的气质风神。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别样的来信，其中尤以来自报刊者居多。有的在我名字之后不再有任何称谓，迹近被通缉;有的信封书写七扭八歪，偌大的天地间几行纠缠在一起的米粒小字，仿佛捆绑的螃蟹。至于行文的直白浅陋、甚至粗暴无礼，也是不时要面对的无奈现实。

    翻看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书信，“先生”“足下”“斧正”“雅教”“拜辞”等敬语谦辞随处可见，浸润在字里行间的那份优雅和谦和，透露出长期文明熏陶下谦谦君子所特有的从容和自信，正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而今，传统的书信文明似乎已成远去的雅乐，只能在杂乱无章的信息洪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只能在先人的收藏中依稀可辨。而在新潮的“穿越剧”中，别人的父亲成了“家父”，自己的爸爸却变为“令尊”。经过“反右”“文革”等文化浩劫，中年以下的朋友旧学功底无从谈起，新学修养也难尽如人意。粗鄙文化盛行，庸俗观念当道，肉麻成有趣，流氓成英雄。听一听身边人的谈吐，看一看手边的报刊，文明含量几许、文化水准若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网络语言，新则新矣，有的甚至不乏有趣，但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缺乏文化含量的戏说而已。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胸无点墨，何以自觉？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去的眼球，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毛笔、宣纸作为文字书写主要载体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文明的传承不能因此中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前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为什么我们常常默念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对前辈思想家、文学家的传世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祈愿和情怀，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美好理想和对优雅文化的无限怀想。

    剪不断，理还乱。要用中国语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来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秘密，解开中国道路的内在密码，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冷酷背景下保留一份温暖的人文情怀，不能靠午夜梦回、撕扯自己的头发冥思苦想，不能指望查阅文件、对比口径找寻思想捷径。唯有继承传统、不忘经典，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现博大精深的优美存在，才能触发自己愚钝很久的灵感和才华，找到通向世界、与各种文明有效对话的渠道和钥匙。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科幻作品的价值

    ①近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以及《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科幻电影迸发出炽烈的“科幻热”，科幻作品拥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但这依然未能改变科幻作品的尴尬地位：它既不是科学领域的主流，也不是文学领域的主流，而是被大部分国人习惯看作“科普读物”沉沦在边缘状态。如何定位科幻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厘清一个基本问题：科幻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②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被称为“独角鲸”的大怪物，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了捕捉这只“怪物”的行动。历经重重艰险，最后发现这只怪物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船……这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构想的潜水艇。因风而起浪 ， 几十年后，英国建造的第一艘蓄电池动力潜水艇和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潜水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③科幻“美梦成真”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都已成为现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创作持奉科学主义信念，这一信念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激发了科学家们探索人类共同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热情。

    ④在跨过19世纪末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时代后，当代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进行创作。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安全。

    ⑤A。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他的《三体》系列作品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B。而值得深究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创作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C。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发现，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D。

    ⑥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赞美声之外也有许多争辩，不过争辩的焦点都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被超越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而有一个议题未被认真谈论过——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他的作品竟然与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⑦刘慈欣曾说他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的影响很深。克拉克的墓碑上有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成长。”这种信念有一个天真的核心在里面，内植于刘慈欣的创作中，就是坚信科学可以创造未来，未来的悲观不是由科学导致的。在“反思纲领”的科幻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人类在科技挤压下的无力与无能，或是人性在先进科技面前的挣扎，而与此不同的是，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讯室”里，对人性的自私、自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惯性思维的冒犯与刺激，让读者看到人性的黑暗。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刘慈欣笔下的角色们，走向无可避免的悲观未来，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伦理。

    ⑧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受到现有社会结构等的制约无法展开思考。科幻能够创设虚拟语境，跳脱当下、跳脱“此在”的束缚，把当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下去面对，在种种貌似“不可能”的戏剧情境中，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为我们开启一场又一场蕴含着哲学意味的思想与伦理实验，激发人类想象、创造、预测、反思，以启发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思考与行动。

    ⑨将科幻视为“科普”读物，或认为科幻“多提供了一种文学样式”，都是对科幻价值的低估。科幻作家们想象构造的前瞻与忧思，让人们理性地思考未来。而人类的未来，正是基于今天种种思想实验所取得的成果。以此来观照科幻，就可以理解为何科幻作品因其不可替代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15日16《人民日报》）

    影视IP再现，老牌组合重逢……近来，“怀旧梗”在综艺荧屏上频刷存在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回忆杀”。

    不少网友感慨，综艺节目为什么越来越流行“怀旧”了？

    因为有需求。当“郭芙蓉”和“白展堂”唱起《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不少观众感慨13年过去了；目睹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主演们时隔22年再次重聚，不少网友表示被击中泪点……近年来，从83版《西游记》《红楼梦》到《新白娘子传奇》《炊事班的故事》《射雕英雄传》，越来越多经典影视剧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情景再现”，让观众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边感慨自己逝去的青春。这背后，是经典IP的杀伤力，是观众对于情怀的强烈需求。

    而需求意味着生产力。经典影视剧承载着一代代观众的集体记忆，本身就自带话题，自带流量。环顾影视圈，怀旧早已从文化景观转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从电影、小说到游戏、歌曲，莫不如此。商家售卖情怀，以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用户购买回忆，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综艺节目，也是一样。它们站在经典影视剧的“肩膀”上，用综艺与怀旧碰撞，得出高收视率、高关注度的成果——这种形式直接、有效，也因此备受追捧。

    作为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综艺传播力强，辐射面广，一直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综艺节目流行“怀旧”，这属于应需而生，能戳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在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也必须承认，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怀旧梗”可以用一次，用两次，但不可能屡试不爽。当观众的怀旧需求充分释放，势必对其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免疫力”，这是规律使然。比如，此前不少网友发现，搜索“某某剧组重聚”会发现一些剧组从未停止过重聚，今天在这个节目，明天在那个舞台，所谓的“聚首”有了套路的味道，引来网友纷纷吐槽。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近年来，群众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档节目是否有新意、有创意，成了影响观众取舍的关键因素。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声临其境》《我就是演员》，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脱颖而出，以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对于综艺流行“怀旧梗”，没必要指责其“炒冷饭”、缺乏创新，但保持必要的警醒是应该的——少些套路，多些诚意和匠心，狠抓精品创作，才能够打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摘编自2019年3月《广州日报<综艺为啥越来越流行“怀旧”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