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雨水^①

李万华

    ①昨夜梦得一坡油菜花开，竟是“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在梦中，我以为大地的模样就是这样：金黄，暗藏柔韧的劲道。但是梦中有人说：风吹雨打，花落叶下。

    ②我在今天的某个时刻想起梦中油菜，便有些恍惚。我分明看见那是一坡一坡的花在梢上驰骋，但我相信别人所言的零落成泥。便是现在，我依旧对自己说：花的尸骨如同花开。

    ③这之前的某一日，我在老屋檐下闲坐。这是乡下，阳光没有杂质，尚未长出新叶的梨树在院子中央，枝杈如同龟甲兽骨上的笔画。它旁边，一棵沙枣树歪着身子，旧年的妃色果子小如豆粒，果皮上布满黑点。想一想，如果每一种果子都如此闹脾气，不肯掉落，年长日久，果树会成为什么。一只猫咪跑过去，爬上大板夯筑的土墙，又从墙头跃到树枝上，停驻。看上去，它的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墙头露出远山一角，清冷的风从屋外榆树的枝子上滑下，近处耍社火的锣鼓节奏铿锵。也有一两声鸦啼，仿佛冬季还未离去。我们喝咸茶，偶尔说话。脑中无舟楫的片刻散漫，清波亮出光斑。其间记忆自在身边游走，觉察时它们已经遥远，并不与我发生多少关联。而在沉默时刻，我总能看见时间踮着脚，小毛贼一样扛着些破烂玩意儿走过。一扭头，我甚至看见多年后我们自身的白骨，在阳光里静坐。它们洁净、温润，泛着光泽，它们完好无损，姿态娴雅，仿佛正在轻颦浅笑。

    ④现在想起，那一天仿佛来自一个遥远过去，又仿佛取自未来。眼下转瞬即逝，未来遥不可及，过去是什么，一棵沙枣树，抑或只是一场回忆？

    ⑤然而回忆未必可靠。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一场或许并不存在的相遇被男主人公回忆得历历在目，仿佛它刚刚发生，彼此的气息还没在花园的雕塑下散去，不过被另一个人忘记。如果遗忘表明过去并不存在，那么回忆，是否果真能杜撰出一个过去。

    ⑥这一日夜间，我听见窗外檐漏，滴答滴答，屋顶积雪正在消融。我有多久不曾见得冰雪融化的样子？旧日那些冰凌挂在屋檐，雪水晶莹，春风沿着河道走过的情景，我并未生疏。一些情景日日重复，回想起来却如同空设，一些情景一旦露面，便被魔术长久定格。小时候接触物事存有局限，不能一一看尽，然而相待之心细腻专注。成年后，时刻穿行，其间柳暗花明，抑或山重水复，我们却已习惯顺水流逝。

    ⑦其实我并不知这是哪一日的积雪，我从乡下老屋回到小镇，它们已经存在，在楼层背阴的角落，树根，砖瓦的缝隙。它们在那里沉积，并且渐渐瓷实，它们的表面因此变成薄薄冰层，反射光芒，仿佛一些特立独行的人，“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并不依附。

    ⑧《礼记》说：“始雨水，桃始华。”这节候的物征，本以中原为主。在青藏高原，这一切都将姗姗来迟。

【注】①作者系青海人，在散文集《西风消息》中，她以“立春”“惊蛰”等节气为题写了一系列散文，此为《雨水》篇，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船歌

蒙福森

    张德贵是抚河镇的把船老大，水性甚好，人称“浪里白条张顺”。他胆色一流，技术更是一流。在整个抚河镇的船工中，无人能及。他从13岁开始，就跟着他的老爹在抚河上行船，不到30岁就开始掌舵。几十年虽风雨坎坷，却一直都顺顺当当，从来没有失过手。 抚河镇因河而得名，站在抚河镇最高处的望江楼上远眺抚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流过抚河镇。

    抚河从西向东，一泻千里，波涛滚滚，直至苍梧。抚河发源于猫儿山山脉，水流一路平缓，江面宽阔。然而至抚河镇时，水道突然变得弯曲，怪石嶙峋，两岸悬崖峭壁，杂树丛生，飞鸟鸣叫，猿猴嬉戏。 过了抚河镇不远，就是一个险滩，叫乱石滩。乱石滩水情复杂，滩险浪急，江水轰鸣，漩流咆哮声似鬼哭狼号，斯时要攻上险滩谈何容易！非要请抚河镇的船工不可，否则，外地人不知水情，十有八九翻船，葬身此地。

    张德贵和他的伙伴们，接了工，在望江楼要了一坛白酒、几盘猪头肉，吃饱喝足，一抹嘴，一甩上衣，奔江边去了。张德贵把舵，指挥他的兄弟们，下船的、拉缆的，把船缆挂上肩头、把竹篙顶在肩上，扎紧脚步，开始过滩了。张德贵一声令下，大伙齐心协力把船向着滩面攻上去，这时，船工们的号子如轰雷般吼出来——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那声音，悠扬动听，铿锵有力，在山崖间回荡着；那声音，充满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富有韵味……喊着一个号子，可过险滩几丈。 过了乱石滩，前面江面宽阔，一马平川，水流骤然变得平缓，老板递过钱给张德贵，道一声“辛苦啦！”，张德贵回一声“一路平安”，回去兄弟们分了钱，这档攻滩就算完美结束了。

    张德贵的老婆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两口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空闲时，张德贵在望江楼和兄弟们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在家逗逗孩子，教孩子念几个字。过几年，他们就可以入学念书了。

    日子就像抚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奔流着。转眼，就到了1943年。 这年春天，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破了抚河镇几百年来的宁静。一队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抚河镇。

    抚河镇的望江楼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以抚河镇为据点，四处烧杀淫掠，抢劫了大量的粮食，然后装到船上，准备运往前线。

    鬼子占用了老百姓的帆船来运粮，可他们不敢过乱石滩。

    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来到张德贵家——他们要张德贵和他的兄弟们帮他们运粮过乱石滩。

    张德贵断然拒绝。

    鬼子军官嗖的一声拔出军刀，架在张德贵的脖子上。张德贵冷冷地坐着，面不改色。鬼子军官恼羞成怒，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眼珠一转，放下刀，带人走了。他们抓走了张德贵的老婆孩子，撂下话来：“哪天答应为皇军效力，哪天就放人！”

    张德贵像困兽般焦躁不已，想了很久，终于，他到望江楼，跟鬼子说：“愿意替皇军效力。”

    鬼子放了人。当天晚上，张德贵把老婆孩子交给他的徒弟赵小雷，让他连夜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第二天，晨曦初露，江水苍茫，张德贵和他的十几个兄弟，像每次过乱石滩一样，有序分工，把运粮船带过乱石滩。张德贵的几个徒弟像往常一样，要一起上船，张德贵不让，他一个人跟着鬼子上了船。这一次，张德贵没有能够把运粮船带过险滩，在最危险的地方，运粮船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船沉没了。满满一大船大米和押运的十几名鬼子，连同张德贵一起，瞬间，就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抚河中，再也不见踪影…… 船沉下去的那一刻，张德贵的兄弟们的号子声猛然如雷声般吼出来——“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两岸围观的老百姓不禁流下眼泪，那抚河上的船歌，铿锵有力，在山崖间久久地回荡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6期，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流浪女

〔英〕A·S·拜厄特

    “到时，”斯库珀夫人欢快地说，“公司会派车来接我们去逛‘好运大卖场’。我觉得，那可真是阿拉丁的宝窟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要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还可以放纵自己的购物欲。而且，安全没有一点问题，所有的进出口都在监控之下。觉得难受吗？非常时期这也是必要的。”

    夫人们挤进了车里。达芙妮坐在司机的身旁。这辆英国名牌德姆拉轿车静静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行，防弹玻璃阻断了这个东方城市的气息。一入卖场，大家便急匆匆拥了进去。“好比一群母鸡东奔西忙，咯咯地叫着。”达芙妮有些恶毒地想道，因为她稍一迟缓，便落单了。

    她同司机对了一下时间，独自走进卖场。她穿行在手持机枪但睡眼迷离的士兵和佩带手枪与警棍的警察中间。再往前去，沿着卖场的墙根聚着一伙儿手拿袋子或瓶子的流浪汉，围拢在燃烧着牛粪或木块的微火旁取暖。他们和警察之间有一条清理得非常整洁的界限，界内是禁区，不得越过。

    达芙妮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购物。她看看手表，不知在会合前如何打发这两个小时。

    她被一些丝质的靠垫和台布吸引了。她快步走过来，翻看着一叠叠的织物：菊花、桃花、仙鹤、蓝鸟、山峰，各种图案，一应俱全。她挑了一块四边绣着金鱼的台布，红色、金色还有铜色凑在一起，显得别具一格。她看了看购物的袋子，发现相机不见了。她敢肯定出发时是把相机放进去的。在另外一层楼，她买了一枚玉石彩蛋，一把描漆的筷子，还为读中学的女儿买了一副白面小丑的脸谱。看到这层摆放着许多更别致、刺绣更精美的金鱼图案织品，她有些懊恼。她按照路标上的指示，一路小跑着寻找咖啡店，却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她倒是找到了女洗手间，发现隔间小得几乎挤不进去。在那里她补了补妆，镜子里的她大汗淋漓，邋邋遢遢的。唇上的口红已经化在皮肤上。发卡也从头发上戳了出来，鼻子和眼帘上也因汗渍而发光。她看看表，心想要赶快找到回去的路，时间已经不可思议地飞逝过去了。

    路标不断标出“出口”的方向，它会将人带到“紧急出口”样的楼梯或电梯口，又让人折回到相同的一排排货架前。“这个卖场存心不让人出来，”她想道。她紧攥着包，一路小跑，在水泥楼梯上上下下。一只鞋跟从鞋上脱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两只鞋跟都取下来，装进包中，一瘸一拐地走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集合的时间早过去了。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将手提包打开一看，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

    她站在卖场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检手提包。过了好一会，她才明白，东西全丢了。她开始在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她看了看表，收拾行李和“美味的午餐”时间均已错过，已到了该去机场的时候。她内急得很，膀胱都要憋崩了，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到底层去，因为出口在那里。

    这么上下折腾着，她才明白，这卖场简直是上天入地、铺面相同的魔窟：玉器、金饰、银饰、漆具、丝织品、手表、服装、盆景、面具、木偶，让人进去便出不来。飞机该起飞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那分针曾经旋转得如风暴，让她心惊肉跳。可是，现在，腕上只剩下印在粉色皮肤上的印记，带着汗渍熠熠发光。她的表也丢了！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开始试着尖叫。卖场里，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戴着随身听的顾客像聋子一样，而没戴的闲逛的人要么出于对外国人的畏惧，要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装聋作哑。

    她不停地在沉沉的却是熙熙攘攘的寂静中尖叫。不管怎么说，尖叫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的男子将头戴钢盔、手持枪和警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到了达芙妮面前。

    “请帮帮我，”达芙妮说，“我是英国人。我遭到了抢劫，我必须回家。”

    “请出示证件！”

    她拉开手提包中的内兜。她的护照也没有了。“被偷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警察说。

    她从警察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流浪女，肮脏、邋遢、衣冠不整，口袋里装的都是别人买的东西，活像只败兴的母鸡。

    她明白自己要在外面和那些流浪汉们坐在一起，对面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禁区”。

（选自《译林》2008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