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房之夜

       萧　红

冯山——10年前他还算是老猎人。可是现在他只坐在马房里细心地剥着山兔的皮毛，他常常把刀子放下，向着身边的剥着的山兔说：

“这样的射法，还能算个打猎的！这正是肉厚的地方就是一枪……这叫打猎？会打山兔的是打腿……杨老三，那真是……真是独手……连点血都不染……这可倒好。”他一说到杨老三，就不立刻接下去。

“我也是差一点呢！怎样好的打手也怕犯事。杨老三去当胡子那年，我才23岁，若不是五东家，我也到不了今天。……年轻的那一伙人，到现在怕是只有五东家和我了。”他越说越没力量，放下手下剥着的山兔皮，拉着凳子，坐到门外去抽烟。

一种孤独的感觉无缘无故地为旷野上的响亮的铃子所唤起，他想到了杨老三，想到了年轻时的那一群伙伴：

“就只剩五东家了……见一见……”

“四十来年没再见到，怕是不认识了……”

烟管伴着他那遥远的幻想，嘶嘶地鸣叫，时时要断落下来。

三月里的早晨，冯山一推开马房的门扇，就撞掉了几颗挂在檐头的冰溜。

“雁要来了，白河也要开了。”他自己说。

到了下午，起风了。冯山看着那黄澄澄的天色。

马倌牵着几匹马在檐下遇到了他：

“你还不信吗？你到院里去问问，五东家明天晌午不到，晚饭的时候一定到……”在马身上他高抬着右手，恰巧大门洞里走进去一匹骑马，又加上马倌那摆摆的袖子，冯山感到有什么在心上爆裂了一阵。

“扯谎的小东西，你不骗我？你这小鬼头，你的话，我总是信一半，疑一半……”冯山向大门洞的方向走去，已经走了一丈路他还说，“你这小子，扯谎的毛头……五东家，他就能来啦！也是六十岁的人了……出门不容易……”他回头去看看马倌坐在马背上连头也不回地跑去了。

冯山也跑了起来：“可是真的？明天就来！”他越跑，大风就好像潮水似的越阻止着他的膝盖。

第一个，他问的少东家，少东家说：“是，来的。”

他又去问倒脏水的老头，他也说：“是。”

可是他总有点不相信：“这是和我开玩笑的圈套吧？”于是他想去问问井口正在饮马的闹嚷嚷的一群人。他向马群里去的时候，他听到冯厨子在什么地方招呼他：“冯二爷，冯二爷……你的老朋友明天就来到啦！”他反过身来，从马群撞出来，他看到马群也好像有几百匹似的在阻拦着他。

“这是真的了，冯厨子！那么报信的已经来啦！”

“来啦！在大上房里吃饭！”

他听到上房门口有人为着那报信的人而唤着：“冯厨子，来热一热酒！”

……

第二天，冯山早早地来到高岗。中午的时候，连东家的太太们也都来到了高岗，高岗下面就临着大路。只要车子或是马匹一转过那个山腰，用不了半里路，就可以跑到人们的脚下。人们都望着那山腰发白的道路。冯山也望着山腰也望着太阳，眼睛终于有些花了起来，他一抬头好像那高处的太阳就变成了无数个。眼睛起了金花，好像那山腰的大道也再看不见了。

“来啦！来啦！……黑骑马……”

孩子们，有的下了高岗，顺着大道跑去了。冯山的两只手都一齐地遮上了眉头，等他看见了马颈上的那串铜铃，他的眼睛就早已昏盲了，已经分辨不出那坐在马背上的就是他少年时的同伴。

他走了一步，他再走了一步，已经走下了高岗。他过去，他扒住了那马的辔头，他说：“老五……”他就再什么也不说了。

在吃酒的时候他和五东家是对面坐着，他们说着杨老三是哪年死的，单明德是哪年死的……还有张国光……这一些都是他们年轻时的同伴。酒喝得多了一些的时候，冯山想要告诉他，某年某年他还好上了一个寡妇。但他看看周围站着的东家的太太们和姑娘们，他又感觉这事不方便说了。

五东家走了的那天夜晚，他好像只记住了那红色的鞍，那土黄色的风帽。他送他过了太平沟的时候，他才看到站在桥上的都是五东家的家族……他后悔自己就没有一个家族。

马房里的特有的气味，一到春天就渐渐地恢复起来。那夜又是刮着狂风的夜，所有的近处的旷野都在发着啸……他又像被人们遗忘了，又好像年轻的时候出去打猎在旷野上迷失了。

马倌喂马的时候，他喊着马倌：“给老冯来烫两盅酒。”

等他端起酒杯来，他又不想喝了，从那深陷下去的眼巢里，却安详地逃出两条寂寞的泪流。

(有删改)

不识

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诉平生，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然而，我真的知道父亲吗？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父亲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然而，我真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啊！而且台湾是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小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好运卤汁下起面来，好运个香呀——”

    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 ， 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难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慈柔之心，誓言从此不射猎。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披红斗篷的定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里，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能老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蒲公英的散蓬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就一切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草原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阳关雪

余秋雨

    ①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②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④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⑤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那全是远年的坟堆，那么多，排列得又那么密，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⑥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⑦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⑧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就是刚才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

    ⑨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⑩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王维诗画皆称一绝。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⑪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⑫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⑬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葛市长家的草莓

    “知道不？这次人代会上，老葛转正了！”方凯来电话，话里话外都透着开心，仿佛A市新提拔的市长不是葛亚楼，而是他方凯。

    “真的？那咱可得借机‘宰’他一回。”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人脉为王的今天，有个有实权的官同学，后面的省略号就太多了。

    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儿酸酸的。作为大学里上下铺的兄弟，我们三个当年一个起跑线，只不过毕业时拼爹，我和方凯因此留城，葛亚楼被完璧归赵。当时听说他进了最基层的镇政府，干了最基层的秘书工作，没想到十年打拼，人家浮上来了，我们却依旧原地踏步。

    领导的电话，一个字，忙！多次占线，终于打进去时，葛亚楼语气中透着一份惊喜：“尖子？老K？有日子不见了。什么？请客？好说，好说！嗳，下什么饭店！家里去，你嫂子这两年厨艺见长，来尝尝她的糖醋鲤鱼。”

    葛亚楼还像当年一样，亲亲的。方凯大大咧咧地称他“老葛”，我则恭恭敬敬地称他“葛市长”。

    “什么长不长的，还是叫我‘楼子’吧！”葛亚楼重新翻出了那个打着时光烙印的雅号。我和方凯“哈哈哈”地笑起来。

    周末，我们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葛亚楼住在那里。我们把车停好，正要上楼时，一个人骑着一辆旧“飞鸽”叮儿当地过来。咦，那不是我们的大市长吗？他把车锁好，从车筐里掏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冲着我笑：“尖子不喝白酒，我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他真是细心！我的心一暖，贴身衣兜里装的东西就有点儿硌得慌。那是一枚价格不菲的祖母绿戒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

    “老葛，这些琐事，还用你亲力亲为？还有啊，现成的‘红旗’不用，骑这辆破‘飞鸽’。知道的，你艰苦朴素惯了；不知道的，人家不说你作秀吗？”方凯竹筒倒豆子，还是当年那个直筒子脾气。

    葛亚楼挠挠头：“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这车子还是我妈留下的，一直不舍得扔，偶尔搬出来骑骑，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

    进了门，我环顾四周，这套两居室实在简朴至极。葛亚楼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嘿嘿，这房子是小了点儿，不过，住着温馨。市政家属院那边给配了一套，我没要。我和你嫂子舍不得周围这些老邻居，人是群居动物，日久生情啊！”

    市长夫人，是一个贤淑女人，从事幼教工作，在一所幼儿园，陪着那些花儿、朵儿一起成长。她把自己的拿手菜端上桌，笑着说：“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老葛在我耳边没少念叨你弟兄两个。”

    家里的便宴跟饭店就是不一样。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一些鸿沟顿时灰飞烟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葱岁月，大声地笑着，大口地吃着，大杯地喝着。在这种情景下，我若掏出那枚祖母绿，岂不是太煞风景？

    酒足饭饱，我手插衣兜里，刚要行动，葛亚楼左扯一个，右拽一个，把我们拖到阳台上：“来，来，跟我来，看看我种的草莓！”

    那个不大的阳台上，摆满了黄泥花盆，里面的草莓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红艳艳的。

    市长夫人手脚麻利地摘了一盘草莓，放在茶几上：“两位兄弟，快来吃，咱自家种的，绿色、环保、无污染。”

    “不养花草，种草莓！你这市长，雅兴不小！”方凯讥讽地拍着老葛的肩。

    “别小看这小小的草莓！是它一步步激励着我走到今天。”葛亚楼凝视着手中的一颗草莓，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二十年前，一场瘟疫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搬到了小城。她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用拾荒的钱，供我们兄妹上学。邻居的孩子吃草莓，不懂事的妹妹也吵着要。那时的草莓要20块钱一斤，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妹妹大哭了一场，睡着了，母亲也下了楼。母亲再回来时，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见了，头发短得如同男人的板寸。她的手里多了两个花盆，两颗草莓苗。她说：‘记着，自己种的草莓最香甜。’那年初夏，那两株草莓开花、结果，我和妹妹吃到了这世上最好吃的水果，同时也将母亲的话铭记在心。”葛亚楼说。

    面对一个喜欢吃自己种的草莓的人，我知道，那枚祖母绿掏出来也是白掏。告别时，葛亚楼握着我和方凯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天，他眼神里的那份真诚，是怎样让两个老同学落荒而逃的。

    几年后，班里搞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副省长葛亚楼，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吃过葛家的糖醋鲤鱼，尝过葛家的阳台草莓，还听过那段与草莓有关的往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百无一用

（意大利）卡尔维诺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斜照进街道，杂乱地照亮这条街。阳光从料想不到的缝隙里射出来，打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行人的脸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记不清他是停在那里还是往前走着，可以肯定的是，他离我越来越近，因此或者是我朝他走去，或者是他向我走来。他高大而消瘦，穿着一件浅色的雨衣，一把紧紧卷起的雨伞利落地挂在胳膊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毡帽子，也是浅色的，帽檐又宽又圆；底下紧挨着的是眼睛，大大的、冷冷的、亮亮的，眼角带有奇怪的闪光。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根手指夹在书里，好像是为了标记那个位置似的。

    很快，我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从头到脚。我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扫视他一眼，而每一次我都看见他离我更近，并且望着我。最后，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几乎抿着的嘴唇，正要摆出一个微笑。这个男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根手指，慢慢地，用它向下指着我的双脚。这时他才讲话，用一种有点儿谦卑的、极低的声音。“对不起，”他说道，“您一只鞋的鞋带开了。”

    真的。鞋带的两端垂到了鞋的边缘，拖拉下来，被踩脏了。我的面颊微微地红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我俯下了身子。

    在马路上停下采系鞋带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还会被人碰到。浅色眼睛的男人低声告别后，就马上离开了。

    然而命运却注定我又遇到他：还没有过去一刻钟，我就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望着一个橱窗。那时候，一种不可解释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趁他正专心地看着橱窗的时候，转过身，退回去，或者赶紧走过去，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不，已经太晚了，这位陌生人转过身来，他看见了我，望着我，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我站在他面前，很害怕。陌生人讲话的声调更加谦卑了。“您看，”他说，“它又松开了。”

    我真想消失，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弯下腰，愤怒地努力系鞋带。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周围走过并且碰撞我的人，还是上一次就碰撞我、注意我的那些人，他们低声说着嘲讽的话。不过，现在鞋带系紧了、结实了，走在路上，我既轻松又自信。这会儿，我甚至怀着一种无意识的自豪感，希望再次巧遇那个陌生人，好为自己恢复名誉。

    刚刚沿着广场转了一圈，我竟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又在那条人行道上，刚才催促我前进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被惊慌代替。陌生人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他向我靠近，轻轻摇着脑袋，像是为某个不受人控制的自然事实而惋惜。

    往前迈步的时候，我担心地瞟了一眼那只让我内疚的鞋子：鞋带系得又紧又结实。然而，让我沮丧的是，陌生人继续摇了一会儿脑袋，然后说道：“现在，另外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

    这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在噩梦中。我显露出一副反抗的怪相，用牙齿咬住嘴唇，像是不让自己发出诅咒，我又开始在街上弯下腰，暴躁地使劲系鞋带。我站起来，眼睛下面的脸颊火焰一般灼热，我低着脑袋走开了，只想要避开人们的目光。

    但是那天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当我吃力地急急忙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到蝴蝶结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开，结扣则越来越松，鞋带正在渐渐散开。刚开始，我放慢了脚步，似乎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就可以维持那一团不稳定的平衡了。可是我离家还很远，而鞋带的两头则已经拖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甩来甩去。于是，我走得气喘吁吁，像是在逃开疯狂的恐惧：害怕再次遇到那个男人无法逃避的目光。人们的目光似乎在我周围密集，仿佛林子里的树枝一般。我钻进了遇到的第一个门廊，躲了起来。

    然而，在过道的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看见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站在那里，双手搭在紧紧卷起的雨伞的伞柄上，似乎是在等我。

    我起初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大着胆子挤出笑容，我指着松开的鞋带，想阻止他说话。

    这位陌生人点点头，露出他那忧伤的表情。“是啊，”他说，“两只鞋的鞋带都开了。”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门廊更安静而适合系鞋带了，虽然我后面的高处站着一个浅色眼睛的男人，他看着我，不放过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我还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中间，打乱我的动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甚至还吹起口哨，第无数次重复着该死的系鞋带动作，不过这一次系得更结实。我很放松。

    如果那个男人保持沉默，不先轻轻地咳嗽几声，有点儿犹豫不决，接着以坚定的语调一口气说出下面的话，就没事了。他说道：“对不起，您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

    我满脸通红地转向他，仍然猫着腰。我舔舔嘴唇。

    “您知道，”我说，“对于系鞋带，我真的不在行。也许您不相信我的话。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不愿意费力学会它。我用穿靴器。对于鞋的结扣，我无能为力，我弄得乱七八糟。也许这难以置信。”

    于是陌生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那么，”他说道，“您的孩子，假如您有孩子的话，您怎么教他们系鞋带呢？”

    然而最为奇怪的还是，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似乎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解答过了，还把答案记下来，等待着迟早会有某个人向我提出它一样。“我的孩子们，”我说，“将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怎样系鞋带。”

    陌生人更为荒唐地反驳道：“假如，比如说，发生了大洪水，整个人类都消失了，您是被选中者，您以及您的孩子们将延续人类。那时怎么办？您有没有想过？您将怎样教他们打结？因为不然的话，天晓得，在人类能够打结、重新把它发明出来之前，要过去多少个世纪！”

    我再也理解不了了，无论是打结的事，还是他的这番话。

    “但是，”我尝试着提出异议，“为什么恰恰我应该成为被选中者，为什么恰恰是我这个连打结都不会的人呢？”

    长着浅色眼睛的男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表情中有些可怕的、天使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鞋上部有一个结，一件他们不善于做的事情，一份把他们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无能为力。社会依赖现令人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可洪水呢？如果来了洪水，需要一条诺亚方舟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要重新开始而需要做的那几件事。您看，您不会系鞋带，另一个人不会刨木头，又一个人还没有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一个人不会播种，如此等等。我多年以来就在寻找，请相信我，很困难，困难极了。看来人们应该手挽着手，就像盲人和瘸子一样，尽管吵架拌嘴，却不能分开行走。”

    他这样说着，转身消失在街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今天我还好奇，他是一个奇怪的疯子，还是一位天使？多年以来这位天使徒劳地在人间转来转去，为的是寻找另一个诺亚。

小心台阶

金狐

    做母亲的蹲下身子想再抱抱女儿，被她狠狠推开，一声不吭，转身就跑，台阶前，“噗通”一声摔了一跤。

    每每想到姊妹五个，爹娘独独卖了她，银红就狠命地练功，一滴泪没流过。

    翻、滚、腾、跃各种基础训练，小银红从不偷懒，徒手空翻，朝前翻，朝后翻，侧面翻，翻出几百米不歇一下，杂技班里竟是无人能及。

    不知道这孩子哪里来的一股狠劲？师傅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他跟师娘说，我那几块大洋太划算了，得了个台柱子。

    师娘说，以后也可以给咱金宝做媳妇呢。

    师傅笑笑，教得更带劲了。

    银红的身体迅速生长，火柴棒长成了杨柳枝，细长青绿，柔软水灵，那小小的脸蛋也如花朵般一日一日地绽放。

    晨钟暮鼓，山崖密林，常见师徒两个蹦跳、腾挪，飞身上树，于枝叶间穿梭，如猕猴般敏捷，攀岩爬坡，如岩羊般自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吃的金宝有一份，必定也有她的一份。

    金宝比她小一岁，天生顽劣，成天游手好闲，不大一点就抽大烟。被师傅捆起来毒打，也没有用。

    银红却越发出落得如花似玉，能唱会跳。她不仅掌握了师傅交给的全部套路，还喜欢创新，杂技里融入了舞蹈，出场时踩着锣鼓的节奏，扭着柔软的腰肢，一步三摇，如风吹草动。只见她眼波流转，如蜻蜓点水般，在竹竿间飞来飞去。随着阵阵喝彩和掌声，大小铜板也把杂技班的银盆砸得“噼里啪啦”。

    然而，鲜花与掌声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风险。银红在一次表演中一脚踏空，差点送了命。那天，她正在高空表演金鸡独立。底下有个大爷，拍手叫好，并且拿了一整袋子的钱，往银盆里砸，她的脑海顿时闪过父亲当年从师傅手里接过几块大洋时的惶恐，一时悲喜交集。竟然从顶上直接摔下来，幸亏师傅眼明手快，从底下接了一把，再滚到地上时只是伤了脚。

    养伤期间，师傅一次也没来看她，倒背着手从窗前走过，也是脸色铁青。

    伤好后，师傅让人蒙住她的双眼……

    扯下眼罩，只见一片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一个异常开阔的平台，四周青松翠柏环绕，犹如天然的屏障。无疑，这是一个绝妙的练功之地，不等师傅发话，她就快活地练习起孔雀摆尾，紧接着一个空翻接着一个空翻，直达一株艳丽的山茶花旁，正准备继续翻滚，赫然发现地下用红漆写了四个大字“小心台阶”。她慌忙又倒着往后翻，翻到师傅这里停住。

    师傅领着她，到达“小心台阶”的地方，往下一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红花绿叶虚掩着的竟是万丈悬崖，踢下一颗石头直直地坠落，无底的深渊，你听不到任何回响。

    师傅说，你第一次在我家的台阶前就摔了一跤，我当下就有些后悔。粗心、浮躁，走路不看路，这可是杂技演员的大忌啊。

    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和你搭班演对手戏了吗？

    银红不敢抬头，师傅的眼睛如日光灼灼，仿佛洞察了她的内心。她当跪倒在地。

    自此，银红仿佛变了一个人，无论是表演还是练功，都是全神贯注，身边任何的热闹都与她无关。他们到处巡演，在很大的范围内赢得了很响的名声。

    可惜好景不长，病重的师娘把她叫到床前，指着一个描金的箱笼，说，这里是田契、房契、金银首饰等，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你若肯和金宝结婚，一切都是你的了。

    银红楞了楞，还没来得及张口，师傅在一旁发怒了，大吼一声，那畜生，如何配得上银红？

    银红的眼泪当即流了下来。

    当一切陷入半醒半睡的朦胧，银红踏着初冬的积雪，一步一个脚印，悄悄离开了。师傅在她房间的桌上发现一个练字薄，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只有四个字：小心台阶！

    不久师娘去世。金宝不学无术，挥霍无度，染上梅毒死亡，杂技班解散了。

    解放后，有人看见银红和她的师傅都进了东方红杂技团，师徒俩个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