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 敢 的 人

                                   李开杰

     我是媛媛。

    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我发现了我心目中最勇敢的人。 

    你猜猜，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班的罗军。

    哦，你们都笑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笑，你们认为我要么在说笑话，要么就是神经有问题，要不怎么会把最胆小的罗军说成最勇敢的人呢？说实话，过去我也同你们一样，认为罗军是最胆小的人，他不怎么说话，特别是面对我们这些女孩，他更是永远没有一句话，我们对他的印象只有一个，就是他低着头，坐在他的座位上，两手无措地乱动。他从不敢同男同学发生争执，如果因为什么事他同某个同学对峙起来，那么首先退让的总是他，总是他低着头匆匆走开。在体育课上同样表现了他的胆小，那些对抗性太强的运动诸如足球什么的，他是永远不会去试一下的，就连跳马他也不敢，每次跳马都以他可怜兮兮地趴在木马上告终。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竟然说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难怪你们会发笑，难怪你们会怀疑我的神经出了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他——罗军，是我心目中最勇敢的人，而且，我曾经被他的勇敢感动得流了泪，而且他的勇敢行为使我修正了自己对勇敢的认识。你们还记得上周六在江边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吧？听说很多同学都去了，我也去了，我同我的表哥还有妹妹一起，坐在台阶上，边喝“百事可乐”边听“贝多芬”。那天很热，热得一点儿不像春天而像是盛夏来临。

  那天的音乐会很盛大，很庄严，同时也很华丽。盛大庄严是指音乐会本身，而华丽则是指观众，那天去欣赏音乐会的人都穿得很漂亮。我爸爸说了，艺术永远是少数有钱有闲人的东西。

    因此，我对露天音乐会也有这样的华丽一点儿不感到奇怪。

    演出到中场时，那个漂亮的主持人宣布休息二十分钟。

    在这休息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一个同音乐会的华丽极不谐调的身影出现了，一个穿得十分破烂的老太婆，也许她并不太老，是生活的艰难使她过早地显出了老态。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编织口袋，从我们这些穿着华丽的人群中间走过，她不断地弯下腰，去捡拾那些我们扔下的可乐瓶、纯净水瓶，还有用来垫座的废纸。她与音乐会实在太不谐调。她走过人群时，有的人赶紧站起来让开，有的人把手中还没有喝完的可乐连瓶递给她，也有人掏出钱给她，也有的人在讥笑她。可她没有什么表情，没有感激也没有愤怒，仍然一个一个地捡可乐瓶，一下一下地弯腰。这时，另外一个身影出现了。

    一个满头大汗的男孩子跑了过来，他的手里也抓着几个可乐瓶。他跑进人群，见到了那个穿着破烂、背着一个大编织袋的老太婆，然后，他响响亮亮地叫了一声“妈妈”。我不用说你也会想像得到，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地方，要叫出那声响亮的“妈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多么勇敢。那些来听音乐会的人，那些穿着华丽的人，还有那些讥笑老太婆的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个壮实的男孩，眼中都充满了赞许。我不用说你也知道了，这男孩就是罗军。

    从此，罗军成了我心目中最勇敢的人。

    因为他在那种时候喊出了那声响亮的“妈妈”。

契诃夫轶事    

（俄）布宁

（一）

他的自尊感和独立性都很强。但他没有特别地表现它，因为它就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他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而仅仅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有一次，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

“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说，“他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

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二）

我在雅尔达住了很久，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他家度过。我常常在他那儿坐到深夜才离开，他还说：

“明天您早一点儿来。”我有时会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会摘下眼镜，把手按在胸前，一字一句地重说一遍，苍白的唇上露出隐约可见的微笑：

“布吉尚（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先生，我恳切地请求您来！您要是觉得和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朽的作家’在一起太无聊的话，那您可以跟我妹妹玛莎，跟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您）或跟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普西茨坐坐。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文学……”

我很喜欢他。这种固执使人感到亲切。我常常去找他，而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看报，默默地坐整个上午。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话，而且经常是写得很蠢。这时他马上会安慰我，使我很感动。他说：

“他们写我时就更蠢，骂我也更凶。要不然就是一整年一个字也不提起我……”

有这样的事，人们发现我有“契诃夫情调”。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

“咳，这有多么蠢啊！别人也一直说我有‘屠格涅夫情调’。我和您，就跟一般的狗和机灵的猎狗一样。我从您那儿一个字也偷不过来。您比我更敏锐。看，您能写‘海发出西瓜的香味……’写得真妙，我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最后一个。而我呢，却是平民，并‘以此为豪’。”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描写女大学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女大学生？”

“您记得我和您一块编过的那个故事吧：天气炎热，哈尔科夫附近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正在奔驰着……您补充说，一个腰束皮带的女大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边，吹着一杯热茶。茶水顺风飘到从另一个窗子探出头来的一个胖绅士的脸上……”

就是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构思把我们紧连在一起了。

（三）

他喜欢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札记本，扬起头，夹鼻眼镜闪着光，把本子在空中摇着说：

“整整一百个题材！真的，先生！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工作者！您想要吗？卖给您两个题材？”

有一个作家诉苦说：他开始写作是那么软弱、差劲，他惭愧得简直要流泪。

“唉，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叫道，“开始时差劲，这才好！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起的作家马上就写出好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了，写作就完了。”

他热烈地证明道：成熟得又早又快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再不就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没有独创性、实际上又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本身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它容易生存。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它生长着，逐步寻找表现它的途径，也常常迷路……

“唉呀，上帝啊，我胡扯了些什么呀！”他说。

【注】：本文节选自《契诃夫轶事》，有删节。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雅盗

孙方友

    陈州城西有个小赵庄，庄里有个姓赵名仲字雅艺的人，文武双全，清末年间中过秀才。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越发窘迫，为养家糊口，逼入黑道，干起了偷窃的勾当。

    赵仲是文人，偷盗也与众不同，每每行窃，必化装一番。穿着整齐，一副风雅。半夜拨开别家房门，先绑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彬彬有礼地道一声：“得罪！”依仗自己艺高胆不惧，竟点着蜡烛，欣赏墙上的书画，恭维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接下来，摘下墙上的琵琶，弹上一曲《春江花月夜》，直听得被盗之人瞠目结舌了，才悠然起身，消失在夜色里。

    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这一日，赵仲又去行窃。被窃之家是陈州大户周家。赵仲蒙面入室，照例先绑了主人夫妇，然后点燃蜡烛，开始欣赏主人家的诗画。当他举烛走近一帧古画面前时，一下瞪大了眼睛。那是一幅吴伟的《灞桥风雪图》。远处是深林回绕的古刹，近景是松枝槎桠，板桥风雪。中间一客，一副落魄之态，骑驴蹒跚而过，形态凄凉。中景一曲折清泉，下可连接灞桥溅溪以助回环之势，上可伸延向窗渺以续古刹微茫……整个画面处处给人以失意悲凉感！

    赵仲看得呆了。他由画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仿佛身临其境，变成了那位骑驴过客，不由心境苍凉，心酸落泪。不料趁他哀伤之时，周家主人却偷偷让夫人用嘴啃开了绳索。周家主人夺门而出，唤来守夜的家丁。家丁一下把主人卧房围了个严实。

    赵仲从艺术中惊醒，一见此状，急中生智抓过夫人，对周家主人说：“我只是个文盗，只求钱财，并不想闹人命！你若想保住夫人，万不可妄动！”

    周家主人迟疑片刻，命家丁们后退了几步。

    见形势略有缓和，赵仲松了一口气。他望了周家主人一眼，问：“知道我今日为甚吃亏吗？”

    “为了这幅画！”周家主人回答。

    “你认得这幅画吗？”赵仲又问。

    周家主人见盗贼在这种时候竟问出了这种话，颇感好笑，缓了口气说：“这是明朝大家吴伟的真迹《灞桥风雪图》！”

    “说说它好在哪里？”赵仲望了望周家主人，挑衅般地问。

    周家主人只是个富豪，对名画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自然说不出个道道儿，禁不住面红耳赤。

    那时候赵仲就觉得有某种“技痒”使自己浑身发热，开始居高临下，口若悬河地炫耀道：“吴伟为阳刚派，在他的勾斫斩折之中，看不出一般画家的清雅、幽淡和柔媚，而刚毅中透凄凉的心境处处在山川峰峦、树木阴翳之中溢出。不信你看，那线条是有力的勾斫和斩截，毫无犹豫之感。树枝也是钉头鼠尾，顿挫分明，山骨嶙峋，笔笔外露……”说着，他像忘了自己的处境，抓夫人的手自然松了，下意识地走近那图，开始指指点点，感慨阵阵……

    周家主人和诸位家丁都听得呆了，个个木然，目光痴呆，被盗贼那临危不惧的执迷而叹服不已。赵仲说着取下那画，对周家主人说：“此画眼下已成稀世珍品，能顶你半个家产！你不该堂而皇之地挂它，应该珍藏，应该珍藏！”

    周家主人恭敬地接过那画如接珍宝，爱抚地抱在了胸前。

    赵仲拍了拍周家主人的肩头，安排说：“裱画最忌虫蚀，切记要放进樟木箱内！”说完，突然挽过周家主人的胳膊，笑道：“让人给我拿着银钱，你送我一程如何？”

    周家主人这才醒悟，但已被赵仲做了人质。万般无奈，他只得让一家丁拿起赵仲开初包好的银钱，赵仲走出了大门。

    三人走进一个背巷，赵仲止了脚步，对周家主人笑道：“多谢周兄相送，但有一言我不得不说，你老兄抱的这幅画是一幅赝品，是当初家父临摹的！那真品仍在我家！为保真品，我宁愿行窃落骂名而舍不得出手啊！”

    那周家主人这才恍然大悟，一下把画轴摔得老远，忿忿地说：“你这贼，真是欺人太甚！”赵仲飞前一步，捡了那画，连银钱也不要了，双手抱拳，对着周家主人晃了几晃，然后便飞似地消失在夜色里……

    从此，赵仲再不行窃，带着全家躲进偏僻的乡村，用平日盗得的银钱买了几亩好地，白日劳作，夜间读画——读那幅《灞桥风雪图》。

    据说，赵仲常常读得泪流满面……

麦子

龚培德

    母亲二十八岁时，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排长。

她是从淮海平原走到西北戈壁上的。父母的家乡在徐州，那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便是以徐州为中心拉开帷幕的。那时节父亲和母亲都上了前线，战役胜利后，母亲还得到一张“支前模范”的奖状。可见母亲的性格十分要强，干什么都要干到人前。不要强她也就不会从大老远的江苏跑到新疆来了，然而促使母亲走出家乡的是父亲。

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家乡有名的秀才，拿得出一手好毛笔字。春节写对联，从腊月半动墨到年三十也闲不下来。母亲和父亲结婚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军进攻苏北解放区，村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扛起枪，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作为青妇队长的母亲，只有动员自己的丈夫走上前线，她才能在别人面前高高地昂起头。因此，秀才胚子的父亲在母亲恋恋不舍的眼神中走进了队伍。

    但三个月之后，桃花河西刚刚结成一层薄冰的时候，父亲却从部队回来了，他的腿部中了一颗子弹，不得不回家休养。父亲归来，我的爷爷奶奶自然非常高兴和欣慰，母亲心里可能也是一时灌满了喜悦，然而喜悦很快又被一种深深的惋惜代替了。因为母亲认准父亲是应该做大事的人，这颗子弹不仅破灭了她所憧憬的那个美丽的梦，而且也许会影响父亲的前程。

    父亲在家乡的小学校里度过三年粉笔生涯之后，便迎来了共和国建国的礼炮声，当初那些与父亲一道走入队伍的伙伴，只要没死的，基本上都挎着盒子枪回村接自己的女人迈向新的天地。一直要强的母亲在人前仿佛整个矮了半个头。她怎么也想不到，她抱着那么大希望送出去的父亲，竟会因为一颗子弹而比其它姐妹的男人们逊色，她受不住姐妹们跟着各自男人走出山村时流露的既炫耀又欣喜的心情。她沮丧地待在屋里，足足有好半年没出门。我的爷爷奶奶知道儿媳的心病，说：“别看人家现如今高头大马，出人头地，可想想那些牺牲在外的人，怕是他们的魂儿连自家的路都找不着哩。”父亲一声不吭，其实最痛苦的或许要算他，面对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颊和失去光泽的眼睛，那种愧疚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的。

    在埋葬爷爷奶奶后的第二个春天，新疆建设兵团部队到我们家乡招人，一种说不出的心理因素促使母亲和父亲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新疆建设兵团在初建时期，所有农场的春天依旧是荒原的春天。雪刚化完，团里要挑一些精壮的男劳力去参加水库会战，工地离家有八十多公里，父亲看着母亲逐渐挺起的肚子犹豫不决，母亲说：“你别瞅着装孬种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这次要不干出点名堂来，就别回来见我！”于是父亲随人到水库工地去了。原计划五月完工的工程，因为临时决定增加库容量，施工一直持续到七月中旬。而那时节，作为排长的母亲正带着那一帮男兵女兵在收割荒原土地上第一次抽穗发黄的麦子。这时母亲隆起的肚子已不允许她低躬着腰了，她只能帮着把刚割倒在地的麦子捆起来，干一些辅助的农活。我那要强的母亲……就是在炽热的七月，将我生在了她干活的麦地里。大概是冥冥之中的生命暗示，当时父亲正好从水库工地赶回来，他已经整整四个月没有见着母亲了，当他听到我的哭叫声，也激动得哭了。

    待围拢过来的人群渐渐远去，父亲把那张浸透了他的汗水的“五好战士”的奖状递给母亲，母亲含着泪微笑，攥着父亲的手说：“这次，你才像个男人！”父亲的眼睛又潮湿了，看着母亲怀里的我说：“给这个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母亲闪动着那双漂亮的眼睛说：“这是这片荒原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又是在麦地里生的，我看就叫‘麦子’吧，”“麦子！”父亲重复一遍说，“好，就叫麦子！愿我们的麦子像这荒原的麦子一样旺旺地生长，结出金色的果实。”

    于是，我便有了“麦子”这样一个金灿灿的名字。

    那时，田野上的麦子一片金黄。

（有删改）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我跟着那青年女子，不久就来到一座很整洁的小房子前，那房子还有明亮的半圆形小窗户，房前有一个铺满石子的小四方院，你也可以说是长满了被精心栽培而香气四溢的鲜花的小花园。窗子上挂着纱帘，纱帘的中间没扯上。透过窗棂可以看到一个弧形绿色大屏风或一把扇子，还有一张小桌和一把大椅子，我不禁想姨奶奶那时也许正好不神气地坐在那儿呢。

我的鞋那时已处于万般凄惨的境况了，鞋底已一片一片地掉了，鞋帮也破得难以被认为是鞋了。我的帽(也被我用作睡帽)又扁又皱，就是被扔到垃圾堆上的脱了柄的破镐和它相比也不会不好意思了。我的衬衣和长裤上沾着暑气、露水、草屑、泥土(我在那泥上睡过觉)，再加上破烂，当我站在门前时，我姨奶奶小院里的鸟儿也受了惊吓。离开伦敦后，我的头发就没碰过梳子和刷子。由于没受惯风吹日晒，我的脸、脖子和手都被烤成了紫褐色。我从头到脚都是白垩粉和沙土，就像刚从一座石灰窑里出来一样。就这么一副样子，还对这副样子有强烈的自觉，我等着向我那严厉的姨奶奶介绍我自己，让她接受我这样的第一印象。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过去了，客厅窗子依然那么平静，以至于我想她可能不在那里。就在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又扎了条头巾，手上戴着园艺手套，身披一条像收税人的大围裙那样的大园艺口袋，手拿一把大刀。我马上就知道她是贝西小姐了，因为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子，和我可怜的母亲常描述她当初走进我们的花园那大模大样完全一样。

“走开!”贝西小姐摇摇头说，并向空中挥动那把刀做了个砍的动作，“快走开!这里不许男孩来!”

她走到花园的一角，弯腰去挖一棵小树的根时，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她。我勇气丧尽，只抱着豁出去的想法了，于是我轻轻走过去，在她身边站下，用手指碰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始说。

她吃惊地抬头看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嘿？”贝西小姐叫道，我还从没听过人们用这么吃惊的口气说话呢。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你的孙子。”

“哦，天啊!”我姨奶奶说着，一下坐到了花园的小径上了。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我出生的那晚，你去过那儿，见到了我亲爱的妈妈。她死后，我很不快活，我被冷落，不能上学，被迫去独立谋生，干不适合我干的苦活。所以我跑到你这里来。我刚动身就被人抢劫了，只好一路走来。从动身后，我就没上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的自制力全丧失了；我的双手动了动，本意是向她指明我那褴褛行状，证实我所受的苦难，可我就一下大哭了起来，我想这场哭已憋在我心里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姨奶奶脸上只剩下惊诧的表情，坐在石子上两眼瞪着我；我一开始大哭，她就连忙起身，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一个橱子的锁，从中取出几个瓶子，然后把每个瓶子里的东西都朝我嘴里倒一点。我想她是想都没想就拿出那几个瓶子的，因为我至今仍肯定说我当时尝到了茴香汁、鱼酱、色拉油。由于我依然很伤心，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呜咽，她向我投下这些滋补剂后就把我放到沙发上，在我脑袋下垫一条披肩，又把她头上的头巾取下垫到我脚下，以免我会把沙发套弄脏。然后，她就坐在我前面说过的绿色大扇子或屏风后，这样一来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

我姨奶奶个头高高的，神色严厉，但并不难看。她的脸上，她的声音里，她的步态举止中，都无不流露出一种刚毅，足以说明她往日在像我母亲那般软弱的人身上可产生的影响；她容貌还算秀丽，虽然面容坚定严肃。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有一双十分机灵明亮的眼睛。在我认为是种包头布(我说的是那便帽，当时那玩意比现在更流行，帽两边有系在脖子上的带子)下，她灰白的头发简单朴素向两边分开。她穿的衣服是浅紫色的，很整齐干净，只是尺寸很紧，好像她想尽可能减少挂碍。我记得当时我认为她的衣服看上去极像剪去了不必要的下摆的骑装。她在襟前挂着一个金表，金表还配有链子和一些挂饰；如果我能从其大小和样式判断，那表应是男子用的。她喉部有一块约莫是衬衣领口的东西，腕部露出像衬衣袖口的东西。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或我姨奶奶一样整洁。就在刚才我放下笔回忆那房间时，带着花香的海风又吹进来了；我还又看见擦得锃亮的老式家具，弧形窗里绿扇子附近我姨奶奶的那把凛然的大椅子和桌子，粗毛地毯，壶架，两只金丝雀，古瓷器，装满干玫瑰叶的酒罐，放置各种器皿的高橱架，还有和这一切极不协调的——脏兮兮躺在沙发上打量这一切的我。珍妮去烧洗澡水了。洗澡实在是很大的享受。我开始感到因曾睡在野地而四肢疼痛，而我又那么疲乏虚弱，几乎无法让眼连续睁开五分钟。我洗澡之后，她们——姨奶奶和珍妮——给我穿上本是狄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又用两或三条披巾把我裹上。我像一捆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是热烘烘的一捆。我觉得很乏，极想睡，很快就又倒到沙发上睡着了。

(节选自《大卫·科波菲尔》，有删改)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