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假期与新闻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来了，“十一”的脚步近了。中国新闻网做了一篇让媒体同行哭笑不得的稿子——《打个赌，国庆期间你一定会看到这“十条新闻”》，作者“突然发现”每年国庆假期的新闻都高度相似，于是“大胆”预测。

    从“高速部分路段拥堵提前×小时，今日×时开堵”到“假期出游人挤人，有关部门提醒注意安全”，从“黄金周游客再现恶习，文明出游任重道远”到“节后综合症来了！教你满血复活”……盘点不可谓不全面，而且确实都是似曾相识的“新闻”。

    要说这是“打赌”，中新网定然稳操胜券，不信等着瞧。不过这个发现也不是秘密，但凡有过几年从业经历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新闻是有套路的，很多都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如果有闲心，相当一部分的新闻都是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新闻还是新闻吗？只要符合真实性原则，当然还是。但这样的新闻总是怪怪的，因为它们是被刻意“发现”的，与人们对“新鲜事”的预期不相符。

    一个老人摔倒了，讹人了，很快各地媒体都会报道老人摔倒的事，讹不讹人都是新闻。讹人的话，开腔讨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没讹人的话，那是正能量。是摔倒的老人突然变多了吗？是老年人群体的道德水准突然变化了吗？都不是。只因为“扶不扶老人”成为热门话题，各媒体的记者、编辑便都来蹭流量。中国这么大，发现几个老人摔倒的故事还不容易？这和国内女星去戛纳蹭红毯没有境界高下之分。

    国庆节新闻的可预测性，道理同样如此。世上没有两片长得完全一样的叶子，又岂会有一成不变的国庆假期？不变的或许不是国庆假期，而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

    当然，也不能全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首先，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媒体总要留人值班。他们还不像交警等特殊岗位可以得到人们的点赞，而只能默默奉献，有时连他们经常替其他群体呼吁的加班工资都拿不到。再者，每逢佳节新闻少，除了带着预设的视角去注定会发生新闻的地方守株待兔，真没有太多办法。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媒体可以偷懒，还是因为报道对象配合，毕竟媒体不能改变报道对象的客观属性。高速公路如果不堵了，媒体肯定不会虚构拥堵。游客如果都文明观光了，媒体自然无由开启批判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本应是同步进化的。如果被监督对象重复犯一些低级错误，监督者却自己先进化到高级层次那也说不过去。这就好比，村民还食不果腹，大喇叭没办法去宣讲肥胖症的危害。

    因此，到底是媒体的眼光太死板，还是报道对象多年无变化？大家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多留个心眼。

（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5-9-29，有删改）

论技术规律的人工生成

罗天强 鼓正坤

    规律是生成的。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生成论规律观认为规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物质世界的演化而生成的。所谓生成是“产生”“形成”我的意思，是从“无”中生出来“有”来。

    技术规律是人工生成的。如果说自然规律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技术规律则是人工生成的。技术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技术活动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但也存在自身特有的规律。

    陈昌曙先生认为：“人工自然领域遵循天然自然的规律。并不意味着人工自然没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张华夏先生也说到，技术“促使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客观新规律的出现”。他们所说的“特殊规律”或“新规律”既是本文所说的人工生成的技术规律。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过程。是自然规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特定的自然事物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技术规律的生成相应的，涉及到特殊的人工条件、人工物制基础，以及人为建立的关系。技术规律在严格特殊的人工条件下生成。规律的生成，存在与特定条件有关。人们借助于技术手段提供的人工控制的严格特殊的条件便成为技术规律生成的重要途径。

    人工条件下人工物质生成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在人工合成的化学反应中，人工创造的特殊条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特殊的人工条件不仅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的内部的相互作用发生改变或以别的方式发生作用，同时还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之间发生特殊的相互作用。从而能够实现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转化过程。

    人工条件下物质加工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由于许多物质材料（包括天然和人工的物质材料）并不能直接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还需要对材料进行加工，给予特定的“造型”。物质材料加工成特殊造型，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转化和过程。并因此生成了在研的技术活动中才存在的物质加工制作规律。

    在人工物质研究和赋予技术产品使用条件中技术规律的生成。人工生成的新物质具有什么性质或功能，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加以考察。这个实验研究过程，实际上是赋予人工物质特殊人工条件的过程，因而也是提供特殊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也是生成技术规律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工物志是在相应的条件下才会呈现出特定的功能和变化规律。人们制作特定产品，总是依据特定的物质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功能或尊循的规律以及特定的技术目的。赋予产品或零部件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中包含了特定的物质载体和预设的条件，当技术产品在使用时，预设的条件在人为的操作下变为现实。运用于其中的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律使以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改变了传统的关于人与规律关系的认识，人们能够发现和利用已存在的规律。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生成和应用原来不存在的规律，彰显了人对规律得更为积极的能动关系？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无限性，使技术发展也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使人们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高的水平上创造人工自然，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合理性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可能。

    技术规律的生成和应用，将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讲技术发展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同一起来。将人工自然的创造与天然自然的保护统一起来，保持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速度的张力。更好地了解地球生态环境及人工技术和人工自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促进技术生态化和人性化发展，促使人类有意识的，科学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选自《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有敢于批评的精神。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摘编自饶翔《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