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本报北京4月8日电 国家工商总局今天宣布，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于今年9月7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届时，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广告界代表将云集北京。

    大会邀请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围绕大会主题“突破——从现在到未来”进行三天的论坛演讲，结合世界经济走势及科技。

    发展情况就世界广告传播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研讨。会间还将举行小型的企业商务交流会、广告经营单位形象展览、中国广告作品和广告历史文化展览、广告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展览等。

    据39届世界广告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兼大会新闻发言人时学志介绍，世界广告大会是国际广告协会举办的世界广告界最大规模的活动，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至今已举办了38届。中国曾派代表团参加过十届世界广告大会。2001年11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国向国际广告协会积极申请并取得了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主办权。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广告业发展速度为世界瞩目。1979年我国广告经营额仅有1000万元，经营单位不过几十家；2003年中国广告营业额已达到1078亿元，广告经营单位10万户，广告从业人员87万人。

    时学志说，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在中国举行，将增进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传播业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世界先进营销理念的传播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心放空，超轻松

赖淑惠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先深呼吸几下吧！因为唯有心静，智慧才会生出来，事情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古印度有一个国王，每天都要绕行佛塔100遍来静心修行。

    有一天，他正在绕行，下属忽然来报，说邻国突然派兵前来攻打，已兵临城下，战况危急，请大王赶紧去督军应战。

    国王不为所动，镇定地说：“即使军队攻到我面前，我也不会停止绕行。”说罢依然绕行如故。

    过了一会儿，敌军已攻到一箭之遥了，看见国王心如止水而且静静地绕行佛塔，带兵的将领大吃一惊，心想必然有诈，唯恐伏兵突然杀出来，就赶紧下令撤兵了。

    这与《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诸葛亮守西城，司马懿大军突然攻至，蜀国的军队都派出去打仗了，城内只剩下老弱残兵如何应战？诸葛亮不愧是诸葛亮，他心静如水，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叫那些老弱残兵扮成寻常百姓在城下悠闲地打扫着，他自己则带了琴童到城楼上焚香抚琴，琴韵悠扬，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诡计多端，也生怕中了埋伏，就急急撤兵走了。

    一般人碰到突发状况，第一反应便是惊愕不已，然后心急如焚。不过越急越成不了事，古哲说“急则败矣”，所以遇到突发状况，先深呼吸几下吧！因为唯有心静，智慧才会生出来，事情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人的心跟身，就像将军跟士兵，发号施令的是心，执行命令的是身，心定身就定，心不定身就难定。

    禅宗也有个趣味公案，说有个比丘尼，在一个酷热的夏天外出弘法，半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修道的人，正在用火烤自己的身躯，烤得大汗淋漓、口干舌燥、毛发焦黄。

    比丘尼不由得脱口而出：“该烤的不烤，不该烤的猛烤有什么用呢？”

    修道人听了勃然大怒：“臭尼姑，什么是该烤的，什么是不该烤的呢？”

    比丘尼平静地说：“该烤的是你那颗嗔怒的心，你能烤心才算是真烤，就像牛拉车，如果车不动，应该打牛而不是打车。身就像车子，心就像牛，你应该烤心才对，干吗糊里糊涂地糟蹋身体呢？”

    心就是身的司令官，司令官如果经常毛毛躁躁，是很难打胜仗的，如果能镇定、沉着地运筹帷幄之中，就能决胜千里之外。

    心若经常满载着自私、贪婪、嗔怒等负面情绪，就会凡事看不顺眼，事事焦躁难安，生活当然也就难以轻松快乐起来。

    唯有懂得将心放空，人生才会超级轻松！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道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大道两头远望。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几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来·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材料一：

    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何同彬看来，作为音乐家，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鲜明的质地，“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节选自《南京日报》2019年10月18日）

    材料二：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节选自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20日）

    材料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总是舆论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也会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2017年石黑一雄得奖，在和纯文学相关的人们中间都不以为奇，他的作品已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的肯定。

    这个英国作家，虽然是日本裔，但所写作品却是非常英国风的，没有一点文化冲突的痕迹，不像其他外国裔作家经常涉及文化上难于融入，跨文化生存的矛盾和痛苦等。他写得非常像老派的英国人，但又有微妙复杂的心理表现，他的作品很多，也能够持续写作，一直保持创作力到现在。他的主要作品其实都已经有中文的译本了。其小说有相对具体写实的框架，也有复杂的心理描写和人性观念，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得很自然，所以一直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自然是得了布克奖的《长日留痕》，那部书把老英国人的那种生活形态及其衰落表现得格外深沉。《别让我走》则在英国式的风格中加入了让人吃惊的科幻元素。虽然看起来还是他一贯的风格，却加入了让人惊悚的元素。把克隆人的悲欢和他的一贯的写法融汇，让人印象深刻。

    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球性纯文学的奖项，要有些条件需要满足，一是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要比较复杂，让作品经得起复杂的解读。二是对人性的表现要深入。三是在纯文学圈中有名已久，写作持续稳定，保持水准。石黑一雄这三者都具备，得奖也是必然。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 作者 张颐武）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其重要特质。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布着古代先民采食海贝、海鱼后抛弃贝壳、鱼骨所形成的贝丘遗迹。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入，利用逐渐成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是秦始皇派徐福率众东渡。在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发掘出了大型造船厂遗址，《尚书》《庄子》《山海经》等古文献中对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亦有记载。汉代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不少与中国汉代海上航运及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存，出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汉代陶器、铜器、铁器等。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汉代取得长足发展的实证。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到吴国灭亡时，尚有大船五千余艘。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明。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福州（时称泉州）、扬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也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前后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此进行研判，不难看出中华传统文化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 ， 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充满血腥杀戮，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相比而言，中华海洋文化则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各民族之间和谐往来的例证在史书或沿海城市现存的遗迹中比比皆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思想。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海洋特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中华古谚的思想内涵反映着大海浩瀚无垠的自然品格。面向未来，推进海洋文化研究、总结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与经验，对于纠正和破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