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孤独的人

【奥地利】茨威格

    像一股广阔的深色的激流，熙熙攘攘的工人穿过大门。在这密密匝匝的人群后面相当远的地方有一个工人孤孤零零地走着。他还不老，很强壮，但是他不能与那些人保持同样的步子，因为他那条瘸腿无法使他快速地行走。远处欢快的声音还在发出回响。他听到了，对这人群发出的嬉闹的声音并不感到痛苦。他的残疾早就使他习惯了孤独，在孤独中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哲学家，以弃世者的冷漠面对生活。

    他一瘸一拐地慢步向前。从远处昏暗的田野里涌来不久就要成熟的庄稼的暖洋洋的芳香，冷爽的晚雾也无法遏止它的飘散。远方的笑声消逝了。不时还有一只孤零零的蟋蟀发出唧唧声，除此到处一片寂静，是那种深深悲哀的寂静。在这样的寂静中沉默的思想开始言语了。

    突然他谛听起来。他觉得他听到了有人在呜咽。他凝神静听。一切都在沉默，像在无梦的睡眠中。但在随后的瞬间他又听到哭声，更为低沉更充满了痛苦。透过模糊的苍茫的暮色他看到在公路上有一个身影，坐在堆摞起来的铁轨上哭泣。他先是想静悄悄地走过了事。但当他走近时，他认出了这个不停呜咽的少女。

    她是和他在同一工厂的一个女工。他是在每个人都称她是“丑八怪尤拉”时认识她的。她的丑陋是那样惹人注目，他们给她登记上这个她早在孩提时代就有的名字。她的脸粗糙，不成规矩，皮肤的颜色是一种脏兮兮的黄色，那样污浊不堪，令人厌恶。再加上体型是那样显眼的不协调，孩子般孱弱和消瘦的上身，长着一个宽大和有些弯曲的臀部。唯一漂亮的是她那双安详和熠熠闪光的眼睛，它们把所有的轻蔑和憎恶的目光当作是温柔的顺从再次映射出来。

    不受怜悯地继续生活下去，他本人业已承受了过多的秘密痛苦。他走近她，把手善意地放到她的肩膀上。

    她吃了一惊，像是从梦中醒来。

    “放开我！”

    她不知道是在同谁说话，只是由她的狂暴的痛苦而嘶叫起来。现在她认出了这个陌生人，变得安静下来。她注意过他，因为他是厂里从没有嘲笑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她喃喃地推开他。

    “放开我！这是我自个的事。”

    他小心地问道：

    “他们又欺负了你？”

    这个问题又触到她的痛处。血一下子涌到面颊，她的话急促忙乱，充满了怒气：

    “他们要到乡下，到村里去。有一个人建议，这立刻得到大家赞同。在有人数一数有多少人去时，我蠢极了，也报了名。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他们恶言恶语，他们挖苦嘲笑，还从没有这样狠毒，直到我发起火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失去耐性，就对他们说了些他们认为是下流人说的话。于是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

    她又剧烈地啜泣起来。他陷入极度的激动，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说几句话，于是他开始讲起他本人的苦恼。

    但她不想减缓她的痛苦，她不愿放弃每个受侮辱人感受到的那种殉难者的快乐。

    “不是他们，那些伤害我的人。是所有的一切，是整个生活。有时，当我想起自己时，我就厌恶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丑陋？这太不公平了。可我整个一生都在承受。早在是个孩子时我就感到他们在嘲笑我。我从不想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因为我怕他们，因为我嫉妒他们！”

    他震颤地听她讲，她对他袒露了如此多的痛苦，他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由成千上万小时积贮起来的痛苦，他原认为早已死寂了，现在又都从他的睡眠中苏醒起来，他早就忘记了，他是来这里安慰她的。完全不由自主地他也讲起了他的遭际，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人。他轻声对她说：

    “也有一个人，他想与其他人一起玩耍，但是他不能。每当他们狂跑乱跳，他总是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老是落在后面。其他人嘲笑他。他总是听之任之，傻里傻气的。比起你来，他也许更糟，你毕竟有健康的腿啊，整个世界属于这样的人哪！”

    她内心激动得越来越厉害。她感觉到她生活中的痛苦从深处在碎成破片。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命苦。我从没有看到母亲，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当每个姑娘同她们的情人在一起时，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同时我还感到，事情会永远如此。也必然是永远如此，若是人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这样想的话。我的上帝，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俩从没有对人讲述过的，也几乎自己都没有供认过的，这两个还几乎是陌生的人彼此都袒露了出来。每一声呐喊都在他们的灵魂中得到了回响，因为两个人在痛苦上是相亲共感的。

    他立起身来，简单而乞求地对她说：“走吧！”

    她同他一起上路。天色已完全变得昏暗了。他无法再看清她的面孔，而她根本没有察觉到，在她的痛苦缓缓消失之中她在迎合着他的脚步。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一起走着。一种模糊不清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像一种天国的快乐飘临到两个孤独者的天空。他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亲切和细声，必须完全靠在一起才能听得清楚。

钟摆

    约翰和凯蒂结婚两年以来，从没分离过一晚上。他目瞪口呆地把字条读了又读。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起了波折，竟然使他不知所措了。

    她吃饭时经常穿着的那件红底黑点晨衣软绵绵无精打采地搭在椅背上。匆忙之中她把平日穿的衣服扔得东一件西一件的。一个装着她爱吃的黄油硬糖的小纸袋丢在那里，包扎绳松开着。一张日报铺在地板上，上面的火车时刻表被剪掉了，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就像一个张开的大嘴。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表明一种缺损，表明灵魂和生命的离去。约翰·帕金斯站在没有生气的遗物中间，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哀伤。

    他着手收拾屋子，并尽可能布置得干净整洁。当他触摸到凯蒂的衣服时，他感到有一股恐惧之感悄悄袭上心头。他从来不曾想过，假如没有凯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已经完全成为他生活的依恋，就像他呼吸的空气——时刻都不能缺少，但自己竟然一直没有察觉。现在，她没有预先通知就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存在似的。当然这持续不了几天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一两个星期，但这对于他来说，就仿佛是死亡之手已向他伸出，威胁着他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已是风雨飘摇。一个扁桃腺化脓的丈母娘把他的家庭守护神和家财统统赶到了九霄云外。约翰从冰箱里取出冷藏羊肉，煮了一些咖啡，孤零零地坐下来吃饭。这顿凄凉清冷的晚餐过后，约翰坐到了窗前。

    他没有心思抽烟。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召唤着他出去寻欢作乐。夜晚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不受盘问地出去，像任何一个逍遥自在的单身汉那样，无拘无束地寻欢作乐。只要他高兴，他可以痛饮，游荡，尽情玩到天亮；不会有怒气冲冲的凯蒂在等着他，扫他的兴。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在麦克洛斯基那儿同一班嘻嘻哈哈的朋友打落袋弹子，直到黎明的光辉盖过电灯光。以往，当弗罗摩尔公寓的生活使他厌烦的时候，他总是苦于婚姻的羁绊。现在羁绊解除了。凯蒂不在了。

    约翰·帕金斯不善于分析自己的情感。但是当他坐在那间没有凯蒂的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客厅里时，他丝毫不爽地猜中了他烦恼的主要原因。他现在领悟到，凯蒂是他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他对凯蒂的感情，以往被单调枯燥的家庭琐事搞得麻木了，如今却因凯蒂不在面前而猛然觉醒。歌喉美妙的鸟儿飞走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它的歌声的可贵。

    “我真是不可救药的笨蛋，”约翰·帕金斯暗忖道，“我真糊涂，怎么能一直这样对待凯蒂。每天晚上出去打弹子，同朋友们鬼混，不呆在家里陪陪凯蒂。让可怜的姑娘一人留在家里，身边无人宽慰，顾影自怜！约翰·帕金斯，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我要弥补过去对不住那个姑娘的地方。我要带她出去娱乐。从现在起，我要同麦克洛斯基那帮人一刀两断，不再来往。”

    不错，城市在外面喧嚷，召唤约翰·帕金斯出去。此刻，在麦克洛斯基那儿，朋友们正在悠闲地消磨时光，玩着每晚的游戏，把弹子打落到网袋里去。但是花花世界也好，哒哒作响的弹子棒也好，都提不起那个因为妻子不在而心情懊丧的帕金斯的兴致了。他本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以往他不加珍惜，甚至有点儿轻视，现在却需要它了。泪水——是的，晶莹的泪水盈满约翰·帕金斯的眼睛。一旦她回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他一定要弥补以往他的所有疏忽。失去了她，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门打开了。凯蒂提着一个小提包走了进来。约翰吃惊地张着嘴，痴呆地望着她。

    “啊呀！回到家真高兴。”凯蒂说，“妈病得并不厉害。萨姆在车站上等着我，他说妈的病只不过稍微发作了一下，电报发出之后就没事了。于是我搭下一班火车回来了。我现在真想喝杯咖啡。”

    约翰·帕金斯看了看钟。八点一刻。他伸手拿起帽子，朝门口走去。

    “约翰·帕金斯，我倒要知道知道，你这会儿想到哪里去？”

    “我打算去麦克洛斯基那儿，”约翰说，“跟朋友打一两盘弹子。”

（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有改动）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新任务

罗广斌   杨广益

    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成岗愉快地叫了一声，“江姐。”江姐温和地笑了。“你经常读市委的党刊——《进攻》吗？你对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进攻》？我读到第二十一期了，很好，没有意见。”成岗说着，心里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就有的想法，就全部说了出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以后，厂里的工人都感到苦闷，他们渴望得到党的消息，得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可是《进攻》是党内刊物，群众看不到，可不可以想办法，满足群众的需要？”

    “你的意见很对，”江姐点头说道：“市委早已考虑到了。为了把胜利的消息，及时告诉人民，决定出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刊物。刊物定名为《挺进报》，每周出版一期，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评介时局和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可以发到可靠的积极分子手里。市委希望它成为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成岗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采，忙问：“让我参加《挺进报》的工作吗？”“听许云峰同志说过，你对这样的工作，会感兴趣的，对吗？”江姐微笑着说，“你从前在学校的剧团里，爱搞布景、灯光之类的后台工作，现在要你搞的，又是后台工作，市委打算把秘密印刷所设在你这里。”

    “对，我这里挺合适。敌人轻易不会怀疑我这个当厂长的人。”成岗恳切地望着江姐：“工厂里的情况，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这里比较安全。”

    “从今天起，你是《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了。你负责印刷，每一期印好的《挺进报》，由我负责处理……”

    江姐不慌不忙地说着。从声音里，成岗觉得她和老许一样老练、成熟，他高兴地联想着：①“我们党内，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成岗已经对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产生了尊敬和无限信任。江姐的目光，仍然是那样的温和，她仿佛已经察觉这位年轻同志的心情，却没有去妨碍他，只稍微提高了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

    “成岗同志，你要知道：《挺进报》是市委的宣传刊物，发行以后，它对群众的影响很大，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你一定要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尽量减少和朋友们的来往，停止一切群众工作。否则，不仅你会遭到危险，而且还会给党带来重大的损失！”停了一下，江姐又进一步说：“今后，有些朋友，也许会因为你不参加社会活动而发生误解，但我相信，为了党的利益，你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成岗默默地听着，感到这个新的工作，比担任老许的交通员更复杂，要求更严格，自己的责任也更大。②他咬着嘴唇，站起来，紧紧握住江姐的手 ， 严肃地说：“我向党保证。”

    庄严的瞬间，正是无数共产党员都曾经有过的，决心向党献身的时刻。成岗的心情分外激动。江姐安详地注视着他，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温暖：“党给了你最大的信任。”

    从这时起，寝室后面那间小小的储藏室，收拾干净了，变成了《挺进报》的秘密印刷所。白天，成岗是工厂的厂长，更谨慎、更小心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一到晚上，他便成了党报的印刷者，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

（节选自《红岩》）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着。车窗外掠过冬日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持着的白色的冰凌……

    二十年没回故乡了。走时是兵，现在是炮兵师政委。

    故乡，你好，我回来了。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

    他猛一怔。

    你一定记起了什么？

    噢，是的。

    他让司机把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

    他下了车，走过一座石桥，来到了镇子上。

    他静静地立在街口，望着。小镇，是我。二十多年了，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

    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座小学校。

    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就像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

    是的，二十几前，你来这里时，还是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一卷缀满补丁的铺盖。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就像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个来自原始部落里的虔诚的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神殿前……唉，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大门哪有这么排场？只不过是一个土豁子（围墙缺口）罢了。围墙也是土的，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现在呢？看看，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多气派！

    他咧开嘴巴笑着，呆呆地望了一阵操场上喧闹的孩子，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离开了校门口。

    他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往墙根下瞅着。

    还在吗？那个我曾像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

    他走着走着，一下子呆住了。

    一点也不错，就是那个洞，那个下水洞。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

    刹那间，那热闹的锣鼓声、丝弦声、秦腔……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

    校门的土豁子成了“剧院”的入场口，被剧团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

    同学们都看戏去了，就你一个人踯躅在街头。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那笑语哗然的人声，那激昂慷慨的戏文，撩拨着你的心。

    突然，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

    唉，我当时是怎样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又黑又脏，臭烘烘。

    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我脑子“轰”地一声，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当我挣扎着企图像泥鳅一般溜掉时，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一只耳朵。

    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子里拉出来，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场上。揪住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腰圆膀阔，满脸栽着葛针般的硬须。

    “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焦二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

    我的耳朵疼得就像要掉下来似的，但还不敢吭声，更不敢哭。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不要让他把我交到学校。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

    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

    “焦二，你又造什么薛呀！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

    “这小子不买票，从水洞里钻进来。哼，叫我给逮住了！”

    “手放开！”

    “怎？”焦二叫了一声，手立即松开了。——因为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

    焦二笑了，顾不得其它，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嘴“扑扑”地吹着，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

    一只湿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

    “你怎不买票钻水洞子呢？”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朦胧的蒸气中，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

    “我……没有钱。”

    “念书娃娃？”

     “嗯。我就是这学校的。”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的我眼睛……

    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地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不要给学校交，你把娃娃放了！”

    “哈呀，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职尽心哩！”

    “屁！甭吆喝了！给！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

    “哈哈哈……”

    焦二吃着包子，回过头说：“你这个小子还站着干什么？去吧……”

    政委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哦，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下水洞，我的焦二大叔，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我的逝去的童年……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向那个下水洞投去最后的一瞥，转身走向街道。

    “菜包子哎——”前面传来一声悠长的女孩子的喊叫声。

    他的眼前蓦地闪现出一张慈祥的妇女的脸。

    他快步走向前去，来到卖零吃的摊子前。卖包子的呢？

    他终于发现了她。是一个脸像山丹丹花一般好看的姑娘。

    “多少一个？”

    “七分钱一个，你要几个？”

    “你妈妈是干啥的？”他竟然这样问她。

    姑娘一愣。她说：“我妈是邮电局的干部，你认识我妈？”

    “噢……不认识。我买四个。”他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他拿着四个热腾腾的菜包子，穿过小石桥，回到车上。

    吉普车重新又奔驰在咸榆公路上。车窗外依然闪过冬日那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白色的冰凌——这凝固了的激情！

（作者：路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