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不自在

                                                                                                                          郭英德

        《西游记》记录了孙悟空从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圣佛”的曲折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成人不自在。

        孙悟空的出生，和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约束”。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他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他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些猴兄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生活空间如此之大，可以为所欲为，来去自如。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就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叹起来，他看到老猴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于是到阎罗殿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符中勾掉，从而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在”。

        但是对社会人来说，这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的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小说采用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了。

        孙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经的事业，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完全是。小说有一个寓意性的写法——“金箍儿”。金箍儿是有形的东西，但却有无形的含义。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是怎么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着金箍儿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说明孙悟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金箍儿”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孙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于是，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取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是一种人生的命题，人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不过是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

        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总有一朵花为你开放

叶延滨

    都喜欢手上有一朵花，是别人送的。那一朵小花，也许是佳节的礼物，也许是你们之间的秘密，也许与别人都没有关系，只是你自己在山间小径漫步，信手从路旁的草坡上，摘下的一朵野菊，把它带进了你的房间，也就把山野的气味和色彩留在自己的身边。

    不过，自己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好像总是比别人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少，因为“别人”有无数个，这是道数学题？不。是心理学的题目？也不。只是生活最真实的内容，只是我们忘记了安放它的位置。报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姚明对他的朋友说：生活能选择吗？永远像现在这样，我羡慕你清闲，你羡幕我有钱。”也许不只是姚明和他的朋友有这种互相羡慕或是互相欣赏，遇到另外的情境，手上的花会长出刺，还会是互相妒忌。我们更多的不是面对姚明，因为爹妈没有给你这么一高大体魄当本钱，我们每个人更多的是面对身边的人，同事、同学、邻居以及各种圈子里的熟人。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因对方手上的“那朵花”而心生美慕，甚至心生妒忌，心生不平之怨：老天爷，怎么好事都落在他的手上！

    姚明对他朋友所说的话，是老实话，但不是什么真理和高论，因为那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只看到这一面，就自然产生美慕甚至妒忌之心。这句话换一个人来看，比方我，我就这么想：有钱的姚明，这下子没办法过我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我得感谢老天让我能有如此清闲的一段时光！于是我拒绝让我的钱包去和NBA的钱包打比赛，我愉快地安排这段清闲，读几本好书，写几篇文章，包括这一篇正在写作的短文。

    这短文就是从读到姚明的话引出，我觉得姚明可爱的坦白中也有一丝不完全清醒的坦率。不是手上那只篮球才是命运赐予的鲜花，上帝既然是公正而英明的，那么，他一定也在你我手上放有另一朵鲜花，也许我们眼睛盯着别人的手，而让自己的那一朵枯萎了。

    我从这一段话，想到了关于鲜花和命运的故事。看了许多二战集中营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去知晓善恶，同时也让我思索命运。在集中营恶劣的现实生活中，囚徒被剥夺了一切，而党卫军则占有了一切：阳光、食物、水甚至清新的空气，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平都集中在这个叫集中营的地方。但是在活在这个集中营里所有人的内心里，在夜晚的梦里，却是另外的两种境遇。囚徒“拥有”希望和明天，这明天和希望是维系他们生命的最好礼物，梦里会有蓝天、草地、鲜花和解放者带来的阳光下的自由呼吸！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得到！而党卫军的噩梦，是绞架，是审判厅，是无休无止的追捕，只要他们活到战争结束，就实现噩梦中可怕的预言！

    集中营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但所有的故事，都是上面这个事实的具体化和个别演绎。真的，当我一次次重温苦难，我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只要活着，永远不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在手上还会有“一朵花”，只是你和我千万不要忽略了“自己手上的花”，哪怕它只是梦里的自由、铁丝网外面的绿草！下面这段话是当年集中营里一名囚徒的祈祷“亲爱的上帝，别让我死在这里！请求你听我这唯一的一次！我要死在外面。我还年轻，请让我死在外面！我还想看一眼自由！请求你，让我看一眼自由再死。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多久，可是，我想死在外面的草地上。”

    永远不要只会美慕别人而忘记自己手上还有另外一朵“美丽的花”，相信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打开另一扇窗。一定要为生活找到理由，只要活着，就别让自己手上的那朵花枯萎了，那是命运的赐予。只要关注了手中的这朵花，你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①父亲是3天前的一个下午来的，当时无人在家，他搁下背兜蹲在门口抽叶子烟。傍晚，楼上的张婆告诉我，她下楼撞见父亲，以为是盲流，呵斥他走开，父亲惶惶不安：“这是我儿的家呢！”我向父亲求证此事时，父亲正在厨房择菜。他像犯了错的孩子，局促地站起来，搓着双手，目光游移，嗫嚅着说：“下次，我一定穿周正一点。”我本是怕父亲心灵受到创伤，欲安慰他一番的，岂料他不但没有半点委屈和愤慨，反而以为自己丢了我的丑而深感惭愧。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

    ②家里不宽敞，我们把父亲和儿子安排在一间屋里。父亲进屋不久，我就听见巴掌落在脸上的声音，开门一看，见儿子正大吵大闹：“你脏，你脏，不准你亲我，走开，出去！”父亲不知所措地捂着脸。“他是你爷爷，你爸爸的爸爸，我是他一手一脚养大的，你知道吗？小子！”我对儿子动了武。听到儿子的哭声，妻子一把把他抱过去，对我怒目而视。父亲垂着手，呆呆地站在一旁，又像犯错一般。夜已很深，隔壁的我还听见父亲辗转反侧的声音。

    ③次日早晨，妻用不友善的腔调对父亲交代：“茶几上有好烟，有烟缸，别抽叶子烟，别乱抖烟灰。别动音响，别动气灶，别动冰箱，别动电视……”父亲谦恭地说：“叫我动，我也动不来的。”中午我和妻子回来，看见满地的水，父亲正蹲在地上，拿着帕子，手忙脚乱地擦地板。妻子一甩手进了卧室，“砰”地一下关了门。

    ④父亲便立即又像做错事一般，不知所措起来，我按按他肩：“爸爸，您想帮我们拖地板是吧？”父亲点头。我便拿出拖把，给他示范了一番，然后交给他：“您试试。”父亲拖净了剩下的半间客厅。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望着我，一脸感激。

    ⑤下午下了一场小雨，下班回来不见父亲，妻子顿时火冒三丈，对我大发脾气。我和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正斗至酣处，门铃响了，父亲站在门口—一湿漉漉的头发搭在皱纹堆砌的额头，松树皮一样的手提着一个塑料袋。他鞋也没脱就进了屋。妻子“哼”了一声，又进了卧室。

    ⑥我说：“爸爸，吃饭吧！”父亲说：“吃吧，吃吧，我孙儿呢？”孩子被妻子送到岳母家去了，若父亲知道内情一定会伤心，我只得对他撒了一个谎。

    ⑦父亲盯着我看了一阵儿，若有所悟，默默地离开饭桌，打开身边的袋子，拿出两袋核桃粉、两瓶蜂糖、一袋健脾糕。

    ⑧父亲说“我去买东西了，不会买，也不知你们缺舍，就琢磨着买了这些。”

    ⑨父亲顿了顿又说：“蜂糖治胃病，你记着，一早一晚都要喝一勺；她是用脑的人，核桃粉补脑；孙儿胃口不好，瘦，就给他买了健脾糕，吃了开胃。”

    ⑩父亲最后从贴身衣兜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说：“这5000块钱是我卖鸡卖猪攒的，都攒3年了。我用处不大，你拖家带口的用得着，拿着。我明天要回去了，你有空就回来，看看你娘的坟、你爷的坟。没空回来，爸也不怪你，你们忙，单位纪律严呢！”说完，父亲笑了一笑，摸出叶子烟，正要点，可能想起了妻的交代，又放了回去，但舌头添嘴唇的细节将他此时的欲望暴露无遗。我给父亲卷了支烟，也给自己卷了一支。我俩中间隔着张饭桌面对面坐着，烟雾缭绕，我们都不说话。

    ⑪父亲执意要走，他说他惦念屋边的塘，惦念塘边的田，惦念那条跟他一起串东家串西家的大黑狗。怎么留也不行，我决定叫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富康车开到父亲身边，但一生都没有坐过小车的父亲却不知怎么打开车门。他的手在车门上东摸西摸，一脸尴尬。我上前一步，弯下腰来，打开车门，服侍父亲坐进车，再为他关上车门。父亲伸出头来，一脸的幸福，他在为儿子的举止而激动啊。他说：“儿啊，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说完，抬手抹着眼圈，憨憨地笑着。我顿时百感交集。

    ⑫活在世上，活在城里，活在官场，我在许多人面前弯过腰，为许多人开过车门，但从没有为父亲弯腰开过车门。我为别人开车门的时候，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毕恭毕敬，表里如一过。父亲是农民，我是干部，父亲是庄稼人，我是城里人，父亲这辈子已无法超越我的高度，但我有今天全仰仗父亲的奠基。父亲为我弯了一辈子腰，吃了一辈子苦，操了一辈子心，而我呢？仅仅为他开了一次车门，就叫他心满意足感动异常……

    ⑬车越开越快，望着父亲离这个人情味淡薄的城市越来越远，突然间有一种冲动让我心头一颤，禁不住泪水潸然而下。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