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关于艺术修养

余秋雨

    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很少有正规提倡艺术修养的时候。本应属于艺术范围的文辞诗作，竟长期成为科举手段，结果艺术人格不得不在利禄人格、官场人格的威慑下变得疲弱不堪，可怜巴巴地充当仆从。《红楼梦》中贾政带领一批文士清官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需要应景题额，比较下来，显然是那位懒于学业、年轻稚嫩的宝玉艺术修养最高，但又有什么用呢？一路只听见贾政对他的呵斥声，这可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艺术修养和艺术人格处境的象征。由于大大小小的民族灾难频仍，我们历来焦急地呼喊着军事修养、政治修养、经济修养，很少有呼唤艺术修养的，因为它太缺少实利了。但是，一旦当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就会懂得，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的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从人类发展总体而论，军事、政治、经济等再重要，也带有手段性和局部性，惟独艺术，贯通着人类的起始和终极，也疏通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童年和老境、天赋与经验、敏感与深思、内涵与外化，在蕴藉风流中回荡着无可替代的属于人本体的伟力。

    ②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地寂寞，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屈原、李白、曹雪芹永远与他为伴。他永远不会枯窘，他会用贝多芬的耳朵、毕加索的眼睛去谛听和审视。于是大千世界变得那么富丽，他自己也变得富有。一般的人过得再富有再安逸也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生，而他，全部人生节奏都被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充实过、协调过了，因此，他是汇集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

    ③很多人把艺术知识等同于艺术修养。不少地方搞艺术修养大赛，所出赛题全是艺术知识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有不少高等学校，甚至艺术院校也把堆积艺术知识当作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基本途径。结果，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青年：一提起某个名画家，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几个创作时期，以及每个时期的基本特点，但一旦让他们真的站在这个画家的面前，却漠然以对，根本没有出现审美投入；看一出传统戏，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这出戏的题材来源、改编历史、种种掌故，但如果要问一句“今天的戏好看不好看”，他却难以作出明快的第一判断……

    ④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便是长期以来以艺术知识代替艺术修养所造成的。

    ⑤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当然会有比较充分的艺术知识。但是，艺术修养的根基并不在艺术知识中。艺术知识是对已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理性记录，其本身是非艺术的。这正像知道欧洲战争史常识和拿破仑生平的人未必有真正的军事修养，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本身是历史的而非军事的。艺术知识，只是艺术修养大题目下的一种后补性、扩展性的内容。

    ⑥一个人在提高艺术修养过程中，不能不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长期玩味、留连，这就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一些艺术知识。有时，为了深化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领悟力，人们也会把某段艺术史系统的了解一下。但是，只要是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往往不会向学习数学史一样冷静，而一定会投入自己明快的爱憎裁断，调动足够的审美联想，甚至还会引发自身创造的激情。这样，他也就把艺术史的学习艺术化了。

（选自《文明的碎片》，有删改）

碱蓬草

胡修江

    秋天是属于陶渊明的。金秋的菊花开放时，天空蓝得像一个童话，于是人们就登上高坡，高坡上满是文人的诗情，亲朋们精致的思念。而此时，我的心灵却被一丛丛红红的野草完全占据了。乡人说，那是碱蓬草，是沿海滩涂特有的一种植被，也叫碱蓬菜。说它是菜，是怀了亲切；说它是草，是因为野生野长。五月长出新芽时，草叶还翠绿如滴，然后由于生长在海陆之间，潮来潮往间，叶子就逐渐开始变红了，九、十月间，简直是漫滩遍野的红。它喜欢盐碱地，喜欢和海浪亲吻，丛丛簇簇，扎根于荒凉，向翱翔的海鸥铺展野性的美丽。

    碱蓬草生长在海滩上，一年又一年，蛮横、执着，看惯的人觉得是顺理成章，初到的人觉得惊讶神奇。我虽不是伴着碱蓬长大的，但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和它就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默契，它正适合我的细细阅读。暂时的逃离城市，既非归隐，也非从俗，就是想在作秀般的喧扰中寻到一点朴实的宁静。登高赏菊，很多人是因为陶渊明，似是一种硬造的文人情结 ， 我不想这样。陶渊明的归隐，因着文人的清高，并非本愿，乃逃禄而归耕，不论外表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他种的豆从来就长不好，草长得太茂盛；他的田园就像一个装饰好背景的舞台，一个人粉墨登场，耕种就是演戏了。但当你面对这一丛丛犹如红色的地毯般一直铺到天边的碱蓬草时，你就会直面最朴素的生命诠释：自然。你能炫耀一种坚强么？坚强是在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中的勇敢生存，碱蓬草不是，它就适合盐碱地，土地肥沃，就会死亡；你能赞美一种热情么？热情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青春的涌动，碱蓬草不是，秋天过后就会凋萎。

    当年在大沽河边，英雄战死在疆场，鲜血染红了大地，也染红了河岸海边的漫山遍野的碱蓬草，从此野草涂上了英雄的光辉。今天，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远离我们而去，但草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铅华洗尽，本色如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瓜菜代”的岁月，碱蓬草成为救命草。滩边的渔民村妇采来碱蓬草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来红草馍馍，几乎拯救了一整代人。今天，也不会再有人会钟情于它，只有一些都市人，在厌倦了生猛海鲜、大鱼大肉后，买上一两个碱蓬菜的包子，调节一下已被油腻堵塞的肠胃。碱蓬草依旧鲜红亮丽，依旧春天发芽，秋天枯萎。它能觉出自己地位的变化、曾经的荣辱么？草木无情，多情的只是人类自己，但往往又是自作多情。草依旧是草，就如同人依旧是人。

    碱蓬草环绕的，是一处处的养虾池，那些赤脚的农民经常从碱蓬草上走过，每一天夕阳坠落的时候，家人送来饭菜，一家人就这样在晚霞的余晖中享受着最平常的幸福。为了看虾，他们晚上经常睡在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中，夜风吹送，送来大海的涛声，与之相伴的就是这丛丛的碱蓬草，一生的匆忙岁月，几世的艰辛劳碌，都融进瞬间的永恒中了。他们说，这里没什么风景。风景就是每天一如既往的生活。

    如今，对都市人而言，单纯玲珑的风景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诱惑，粗犷与坦荡反倒吊足了一些人的胃口。于是更多的人开始走马观花般地浏览“荒凉”，对此，我只想说，向往一种勾人魂魄的旅程的同时，不要玷污了一份朴拙，一份厚重。

    对于那丛红草，我也只是一个过客，回归都市，心依旧茫然，脚步依然匆忙。该忘掉的就忘掉吧，不能忘怀的，就存在心底，一切随缘，自由地生长吧。

（选自2017年第5期《散文选刊》略有删改）

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抑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父亲的树

陈忠实

    三年困难时期^① ， 我正上高中。一日父亲出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这根椿树苗子是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了。父亲吩咐我去担水。泉水在村子最东头，我家在村子顶西边，来回最快也需半小时。待我挑水回来，父亲早已挖好一个在我看来过大的土坑，坐在场塄边儿上抽旱烟。他把树苗置入坑里，我用铁锨铲土填进坑，他把虚土踩踏一遍，让我再填，他再踩踏。他教我在土坑外沿围一圈高出地面的土梁，再倒进水去。我遵嘱一一做好，看着土坑里的水一层一层低下去，渗入新填的新鲜土坑里，成活肯定是毫无疑义。父亲又指示我，用酸枣刺棵子顺着那个小坑围成一圈栽起来，再用铁丝围拢固定，恰如篱笆，保护小椿树秧子。父亲坐在地上抽烟，看着我做。我却想到，现在属于父亲领地的，除了住房的庄基，就门前的这一小片场地了，充其量有二厘地。下了这个场塄，就是统归集体的土地了。父亲要在他可以自主掌控的二厘场地上，栽种一棵椿树。

    父亲是个农民，种田是本职主业，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父亲指靠着这些杨树，供给我们哥俩的学杂费用。父亲把杨树齐根斫下来，卖了椽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挑到河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父亲在斫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再移栽新的杨树秧，期待三年后斫下一根椽子卖钱。父亲卖椽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竟无意间传开，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你爸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只好休了一年学。

    我在每个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一次，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叫一个娃用弹弓折断了头，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枝新芽，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杈，应该去掉一枝，留下一枝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拦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生活多有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杈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

    到八十年代初始，吃饱穿暖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好光景到来时，我筹备拆掉老朽不堪的旧房换盖新房了，不料父亲生了绝症。他似乎在交待后事，对我说，场塄上那棵椿树，可以伐倒做门窗料。椿树性硬却也质脆，不宜做檩当梁，做门窗或桌椅却是上好木材。父亲感慨说，我栽了一辈子树，一根椽子都没给自家房子用过，都卖给旁人盖房子了，把这椿树伐下来，给咱的新房用上一回。我听了喉头发哽，一时说不出话来。不久，父亲去世，椿树依然蓬勃在门外的场塄上，一直长着，直到现在。

    现在，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结构的新房了，只留下他亲手栽的树还生机勃勃，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注】①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1年，因自然灾害与政策失误，产生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