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日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清水洗尘

迟子建

    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而郑家则把放水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八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了。

    天灶家洗澡的次序是由长至幼，老人、父母、最后才是孩子。

    天灶从未拥有过一盆真正的清水来洗澡。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就着家人用过的水洗，所以，天灶讨厌过年。

    奶奶第一个洗完了澡。天灶的母亲扶着颤颤巍巍的她出来了。奶奶嘘嘘地喘着粗气经过灶房回她的屋子，她见了天灶就说：“你烧的水真热乎，洗得奶奶这个舒服，一年的乏算是全解了。你就着奶奶的水洗洗吧。”

    母亲也说：“奶奶一年也不出门，身上灰不大，那水还干净着呢。”

    天灶并未搭话，他只是把柴禾续了续，然后提着脏水桶进了自己的屋子。湿浊的热气在屋子里像癫皮狗一样东游西蹿着，电灯泡上果然浮着一层鱼卵般的水珠。天灶吃力地搬起大澡盆，把水倒进脏水桶里，然后抹了抹额上的汗，提起桶出去倒水。路过灶房的时候，他发现奶奶还没有回屋，她见天灶提着满桶的水出来了，就张大了嘴，眼睛里现出格外凄凉的表情。

    “你嫌奶奶……”她失神地说……

    天灶倒水的时候看见冰湖下的雪地里有个矮矮的人影。

    “天灶——”那人直起身说，“出来倒水啦？”

    天灶听出是同班同学肖大伟。

    “这股洗澡水的味儿真难闻。”肖大伟大声说，“肯定是你奶奶洗的！”

    “是又怎么样？”天灶说。

    “你今年就着谁的水洗澡？”肖大伟挑衅地说，“我家年年都是我头一个洗，每回都是自己用一盆清水！”

    “我自己也用一盆清水！”天灶理直气壮地说。

    天灶说完抬头望了一下天，觉得那道银河“刷”地亮了一层，仿佛是清冽的河水要倾盆而下，为他除去积郁在心头的怨愤。

    奶奶的屋子传来了哭声，那苍老的哭声就像山洞的滴水声一样滞浊。

    天灶拉开锅盖，一舀舀地把热水往大澡盆里倾倒。这时天灶的父亲过来了，他说：“看你，把奶奶惹伤心了。”

    天灶没说什么，他往热水里又对了一些凉水。他用手指试了试水温，觉得若是父亲洗恰到好处，他喜欢凉一些的；若是妹妹天云或者母亲洗就得再加些热水。

    “该谁了？”天灶问。

    ……

    哭声仍然微风般地从奶奶的屋里传出。

    天灶把锅里的水填满，然后又续了一捧柴禾，就悄悄离开灶台去奶奶的屋门前偷听她絮叨些什么。

    奶奶边哭边说：“当年全村的人数我最干净，谁不知道哇？我要是进了河里洗澡，鱼都躲得远远的，鱼天天呆在水里，它们都知道身上没有我白，没有我干净……”

    天灶忍不住捂着嘴偷偷乐了。

    奶奶微妙地笑了一声，然后依然带着哭腔说：“我的头发从来没有生过虱子，胳肢窝也没有臭味。我的脚趾盖里也不藏泥，我洗过澡的水，都能用来养牡丹花！”

    奶奶的这个推理未免太大胆了些，所以母亲也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天灶更是忍俊不禁，连忙疾步跑回灶台前，蹲下来对着熊熊的火焰哈哈地笑起来。

    天灶便把听到的话小声地学给父亲。

    父亲放下宫灯笑了，“这个老小孩！”

    ……

    “天灶——”奶奶带着悲愤的腔调说，“你就那么嫌弃我？我用过的水你把它泼了，我站在你跟前你都不多看一眼？”

    天灶没有搭腔，也没有抬头。

    “你是不想让奶奶过这个年了？”奶奶的声音越来越悲凉了。

    “没有。”天灶说，“我只想用清水洗澡，不用别人用过的水。天云的我也不用。”天灶垂头说着。

    “天云的水是用来刷灯笼的！”奶奶很孩子气地分辩说。

    “一会儿妈妈用过的水我也不用。”天灶强调说。

    “那你爸爸的呢？”奶奶不依不饶地问。

    “不用！”天灶斩钉截铁地说。

    奶奶这才有些和颜悦色地说：“天灶啊，人都有老的时候，别看你现在是个孩子，细皮嫩肉的，早晚有一天会跟奶奶一样皮松肉散，你说是不是？”

    “我相信！”天灶说，“我年纪大时肯定还不如奶奶呢，我不得腰弯得头都快着地，满脸长着痂？”

    ……

    奶奶笑着离开了，天灶也笑了，他拨了拨柴禾，再次重温金色的火星飞舞的辉煌情景。在他看来，灶炕就是一个永无白昼的夜空，而火星则是满天的繁星。这个星空带给人的永远是温暖的感觉。

    锅里的水开始热情洋溢地唱歌了。柴禾也烧得毕剥有声。

    天灶关上屋门，他脱光了衣服之后，把灯关掉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轻轻拉开窗帘，然后返身慢慢地进入澡盆。他先进入双足，热水使他激灵了一下，但他很快适应了，他随之慢慢地屈腿坐下，感受着清水在他的胸腹间柔曼地滑过的温存滋味。天灶的头搭在澡盆上方，他能看见窗外的隆隆夜色，能看见这夜色中经久不息的星星。他感觉那星星已经穿过茫茫黑暗飞进他的窗口，落入澡盆中，就像课文中所学过的淡黄色的皂角花一样散发着清香气息，预备着为他除去一年的风尘。天灶觉得这盆清水真是好极了，他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畅快。他不再讨厌即将朝他走来的年了，他想除夕夜的时候，他一定要穿着崭新的衣裳，亲手点亮那对红灯笼。还有，再见到肖大伟的时候，他要告诉他，我天灶是用清水洗的澡，而且，星光还特意化成皂角花撒落在了我的那盆清水中了呢。

因为我是一个父亲

梅子涵

    ①明天，女儿就要返回巴黎。今晚，她和同学聚会，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②我睡不着，在二楼坐着等，到一楼门口站着等。透过大门的玻璃看着外面的小路，小路上只有小路，只有深夜，只有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可是我现在想听见声音，想听见是女儿回来了，哪怕看见走过去的不是女儿，哪怕它也不是这深夜小路上很贵重的脚步声，因为我听见的时候会想，这大概是女儿了，我就会准备了开门。这样地仔细听着，准备开门，可却不是她，脚步声便是我这时最重要、最单调、最丰富的心思。我还可以有什么别的心思呢？如果有别的心思，那么也只有是从这个心思里生出来。这个心思是现在这个时间的母题。

    ③这时隔壁小毛家刚满月的小女儿啼哭了几声。这样的细嫩声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梦神，朝你呼出了一口无限软的气，让窗里窗外、小毛家窗外的树、我家门口的路，都成了恍然飘忽的梦。刚满月的小女孩，你细嫩地一哭，妈妈就喂你吃奶，爸爸就给你换尿布，他们和你都是在一个最无忧的童话里，你正是你的父母的梦神，连安徒生也很难写出它的安详。

    ④可是门外的路上仍旧只有小路，只有深夜，只有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没有女儿的脚步声。她不是刚满月，细嫩的声音只在我们耳边、眼前；不是五岁、十岁，玩耍的脚步只在家门口；十八岁那年，中学领着他们去一个水边的小镇，大概是想让他们最后一次松垮地走走，天真地闹闹，说说惆怅和茫然，提前喝一杯告别酒，就要参加生命一世最大的考试了，每一天的路都走得颤抖。她站在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大家都喝黄酒了，大家都说，马上就要分开了。她电话里的声音满是迷雾般的水汽，我知道她也是颤动着想哭的。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去想到，这一场最大的考试，接着的大学，接着的继续长大，都只是她会和我的分开、和妈妈分开的序幕。而其实，只要会分开，那么之前的每一天都只是序幕，可是那时我哪里能够想得到？

    ⑤女儿现在的脚步是在巴黎走，在欧洲和别的国家走，偶尔一年或两年，才走到中国上海的家门口。上海的家只是她偶尔回来住几天的地方。而那几天，她还要忙碌地走出去，和人轻松地说这话，和人严肃地说那事。一个人的长大如果还是在他没有长大时的路上，那么是不是就可能不被注视、不被喜欢、不被人夸赞地说：“你真是棒哦！”如果一个人永远还是童年路上的溜达者，那么即使门口的路上昼夜亮着路灯，生命的气质里是不是就不会有溢彩的流光？

    ⑥我很矛盾地这样想这么问，是因为我只能这样想着问着慰问自己。我已经想了很久，慰问了很久。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也早不是走在很小的时候、很年轻时候的家门口了。我的脚步早就踩在了无数地址、五湖四海。我的外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也总是在看得见家门口小路上的窗口前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我走到家门前的路上……抬头看去，窗口已经没有外祖母，也没有父亲，总算母亲还在。而窗口终究都会空的，站在路上，看着窗口，我们只能对自己说：“空了。” 而那时，我们可能也的确很棒了。想过来说过去的矛盾啊！

    ⑦而我现在站在这儿，女儿走到门口，门里看着门外，门外看着门里，真真实实，什么也不少，虽然是夜里，没有那么亮堂，但那短短的一会儿，眼里是流光的，心里是溢彩的。一个当父母的人，一天的日子，就算拉上红颜色的帷幕了，明天怎么开始，那就随便它怎么开始吧。

    ⑧我不能不叹息，因为偏偏这时一个计算题从母题里生出来了。我算着，假如我可以再活20年，女儿一年回来一次，每一次我都在她离开的前一个夜晚站在这里等候她，那么我就还可以有 20 次。假如我只可以再活15年，那么我就只有15次。即使还可以有30次，它也是这么少，怎么会这么少啊？

    ⑨数学的计算啊，你就这么把我这一天快落下的红帷幕算得有些忧伤了。

    ⑩其实每一次，去巴黎，离开的时候，在机场告别，我拥抱着她，心里也是这样想，又减少了一次。安徒生在他的童话里很喜欢写类似伤感的句子：减少了、减少了，故事结束了。

    ⑪我想，还是打个电话吧，问问她是不是快到家了。可是这时又有脚步声了。这时的路上终于不是只有路了，女儿走到了门口。我开了门。我把红幕拉上。我对她说：“早点睡，明天夜里在飞机上又睡不好。”明天夜里她睡不好的时候会想起今晚我站在这里等她吗？而明夜的这时我照旧会想，她在已经飞行很远的飞机上睡得好吗？上海到巴黎很远！她从小到大，我总是在一个单调的心思里打滚，滚得疲劳，又乐此不疲。

    ⑫因为我是父亲。父亲和母亲都会这样单调，其实，他们都非常丰富。

蝼蚁

周海亮

婴儿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疯狂地嚎哭，他们却无能为力。

他们的头顶上还有士兵。荷枪实弹的士兵，抽着烟，看着婴儿，手指不离扳机。士兵知道附近肯定有人。这里的人们，绝不可能丢下一个婴儿。

士兵在两小时以前袭击了村子。村人们多被击毙，只有他们躲进地下室。地下室极其隐蔽，现在，那里藏着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

女人中，她是婴儿的母亲。

本来是她的男人抱着婴儿。逃跑时，男人腿部中了一枪，肩膀又中了一枪。他跌倒，爬起，继续跑，用着一种怪异并且滑稽的姿势。他们躲进地下室的时候，男人已经冲进院子，然后，他的后背中了一枪，又一枪，又一枪。男人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却用了一种极舒服的姿势抱着他的婴儿。那时地下室的盖口尚未关上，他看着女人，冲她挤挤眼睛，然后目光转向别处。他不想让追赶他的士兵觉察到屋子里还有一个地下室。女人甚至认为，他也许是故意挨上子弹。

女人中，她是婴儿的母亲。

本来是她的男人抱着婴儿。女人试图冲出去，可是她被别人强行拖下去。盖口合拢的瞬间，士兵冲进院子。士兵在男人的脑袋上补了一枪，却留下婴儿。

他知道村子里还有人。

一天前，有村里人帮助游击队偷袭了他们的队伍。战斗中他失去两个兄弟——真正的兄弟——父亲将他们兄弟三人，一起送上了战场。

他在等待有人自投落网。他相信这件事终会发生，因为他有一个婴儿。

婴儿哭着，喊着，也许是饿了。婴儿有着黄色的头发，圆圆的鼻子，眼珠就像褐色的水晶球。士兵盯着婴儿，心中泛起波澜。然后，士兵对自己说，战争早一天结束，他就能早一天回到家乡。

杀光隐藏在暗处的村人，就会距战争结束更近一步。这是长官的想法，也是他的想法。

婴儿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两个女人将地下室里的女人紧紧箍住。女人想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抱起她的孩子，扯起她的衣衫，让孩子含住她的乳头，狠狠地吸，狠狠地吸……她想喊出来，可是声音卡在喉咙，将她噎出眼泪。她薅着自己的头发，浓密结实的头发，此时弱不禁风。

士兵就在他们的头顶。他们甚至可以听到士兵的呼吸。然后婴儿变得安静，女人感觉到婴儿的体温。

地下室里漆黑一片。不能说话，不能动，不能哭泣，不能点亮任何可以照明的东西。黑暗里的女人认为自己并不重要——是死是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身边还有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

婴儿的嚎哭声再一次挤进地下室，每一声都像刀子，一下一下剜着女人的心。女人听到她的牙齿发出奇怪的声音，张开嘴，伸手去接，她的手心里，多出一颗带血的牙齿。

附近教堂的钟声响起，女人知道，他们躲进地下室里，已经整整一天。

有那么几个瞬间，女人真的想冲出去。冲出去，求士兵放过她的孩子，为此她可以付出一切——她的身体，她的生命，甚至，地下室里其他人的生命。后来她终于决定这样去做，却既动不了，也不能说话。他们将她绑起，用衣服堵住了嘴。

他们知道，女人随时可能疯狂。

女人感觉她的身体在抖。女人感觉每个人的身体都在抖。她恨他们，又不敢恨。她怕他们，又不敢怕。后来她想，就算她真的冲出去，又能做什么呢？她相信不管她怎么说，怎么做，士兵都会将她射杀，将他们射杀，然后，将她的孩子射杀。

婴儿再一次变得安静。士兵的脚步声有节奏地在头顶上响起。她听到士兵划一根火柴，点燃香烟。然后，一声重重的叹息。

女人静静地倚着墙壁，不动。她的手指将坚硬的墙壁犁开一条深深的沟渠，沟渠里，渗出鲜血。绑住女人的绳子早已松动，女人随时可以推开其他人，叫喊着冲出去。可是她没有。或许，她已经放弃。

嚎哭声再一次挤进来，却那么无力，那么微弱。教堂的钟声再一次传来，此时，他们躲在地下室里，已经整整两天。两天里，孩子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点水，她躺在冰凉的地板上，任寒风将她的脸蛋冻伤，将她的四肢冻僵，任士兵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将她打量。

女人知道，她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死去。

她再一次有了冲出去的冲动。却不是去救孩子，而是让自己死去——死去，便再不必理会孩子的死活，也不必理会别人的死活。

她相信，让她在孩子死去以前死去，她会好受很多。

可是她终没有动。她闭着眼睛，十指深深地嵌进墙壁。她感觉不到疼痛。

她是在孩子死去之前死去的。她因痛而死，因绝望而死。宽容的上帝给了她提前死去的机会。

剩下的人们，安静地等在地下室里，或者等待士兵离开，或者等待被士兵发现。等待活着，或者等待死亡。

士兵是在三天以后离开的。那个婴儿顽强地撑过三天，终因饥饿而死。

婴儿死去时，士兵落下一滴眼泪。

士兵希望战争结束，他用了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当战争结束，士兵就会回到家乡。家乡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五个月大的女儿。女儿有着黄色的头发，圆圆的鼻子，眼珠就像褐色的水晶球。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9期）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