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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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名著导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江苏省张家港塘桥高级中学2018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初调研考试试卷

回答下面经典著作中的问题
(1)、《红楼梦》中有一位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的小人物——村妪刘姥姥,书中写到她三次进荣国府,作者为什么不惜笔墨刻画这样一个与周围环境、人物极不协调的刘姥姥?
(2)、在《子夜》中,冯云卿为了挽回败局而施用“美人计”,把唯一的女儿冯眉卿送给了赵伯韬,只为了打探消息。那么,冯眉卿为什么会答应她父亲的“美人计”?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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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逻辑

马克斯·夏尔曼

    我在法律学院读书。我深知,一位贤惠的妻子对于我今后的律师生涯至关重要。我对波莉垂青已久。但她在聪明这点上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急需提高她跟我的匹配度。第二天晚上,我便约波莉出来。我们坐在学校的一颗橡树下。我给她开了一门逻辑课。

    “逻辑,”我清了清喉咙说,“我们先来讲‘轻率归纳’。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由此得出结论:明尼苏达大学里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吗?”波莉兴奋地说,“没人会?”

    我憋住一肚子怨气:“波莉,这是谬误。结论下得过早,证据又不足。”

    “接下来一个谬误叫做‘转移论题’。有个男人想来申请工作。老板问他的资历怎样,他回答说家里除了老婆还有6个孩子。老婆是个跛子。孩子们没吃没穿。屋子里床都没有。”

    波莉那桃红色的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啊,太可怜啦。”

    “唉,是太可怜啦,”我应声附和道,“可这不足以为论点呀。那男人对老板关于他资历如何的问题避而不谈,却又想求得老板的同情。他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手帕带来了吗?”她已泣不成声。

    我将手帕递给了她。“下面,”我压低嗓音说,“我们来讨论‘类比不当’。学生考试时该允许看教科书。毕竟嘛,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可以参考X光片;律师为被告辩护期间可以查看辩护书;木匠盖房子的时候则可以对照设计图。那么,学生考试时为什么就不准看教科书呢?”

    “好主意!”她热情洋溢地说。

    “波莉,这论证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在测验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学生却是在考试。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你可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啊。”

    “现在讲‘假设非事实’。假如居里夫人没有把一张照相板留在装有沥青铀的抽屉里,那么当今世界还不知镭为何物呢。”

    “对,对”,波莉颔首称是。

    我冷冰冰地说,“这个论证是谬误。也许居里夫人会在晚些时候的某一天发现镭,也许别的什么人会发现它的。你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前提作为开端,从而引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

    “下一个谬误是‘违反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人在辩论。甲说:‘我的对手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句也不可信。’波莉,想想看,错在哪儿?”

    “这是不公平的,”她气愤地说,“人家还没有开口,就被骂成骗子。那人家还有啥机会辩论呢?”

    “正确!”我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波莉,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没白费。我们的关系由逻辑改为浪漫的时候到了。

    “波莉,”我们再次坐在那棵橡树下的时候,我说。

    “亲爱的,”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们已经在一块儿呆了五个晚上了。相处得很融洽,显然是情投意合。”

    “轻率归纳。”波莉欢快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轻率归纳。”她重复了一遍。“咱们只碰过五次头,怎么就说是情投意合了呢?”

    这小淘气学得倒挺不错。“亲爱的,碰五次头够多了。你要知道一块糕是好糕,总不必把它吃光吧!”

    “类比不当。”波莉脱口而出,“我不是糕,我是姑娘。”

    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波莉,我爱你。你对于我是整个世界。我的宝贝,请说一声你跟我。要不,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会消沉下去,我会饭菜不进,我会变成一个两眼凹陷、步履蹒跚的废物,到处流浪。”

    “转移论题。”波莉说。

    我咬紧牙关,说什么也得保持镇静。

    “嗯,波莉,”我强装笑容地说,“你已经把谬误都学到手了。”

    “这话一点不错。”她说着使劲点了点头。

    “是谁教你的呢,波莉?”

    “你呗。”

    “对啦,你得感激我才是,亲爱的,要是没我,你一辈子也别想晓得这么多谬误。”

    “假设非事实。”她迫不及待地说。

    我抹了抹眉头上的汗水。“波莉,你别这样死心眼儿了。这些不过是课堂上的骗人之术。你可知道,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不相干的。”

    “外延扩大。”她顽皮地向我摇着手指。

    我暴跳如雷:“你到底跟不跟我?”

    “不跟。”她回答说。

    “为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我已答应过佩蒂(波莉的另一个追求者),说我跟他。”

    我气得脚跟也站不稳了,“这骗子!”我尖叫着,“别跟他,波莉。他会撒谎,讲话从不算数。他是个骗子。”

    “违反充足理由律。”波莉说。

    “好吧,”我说,“既然你已成了逻辑学家,那么请问,你跟佩蒂的逻辑原因何在?”

    “他有温度。”

(选自《爱情与逻辑》,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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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盒

(英)大卫•洛契佛特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一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碰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景……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给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1912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任然津津乐道地说:“此外,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您能猜出里面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①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一个空盒!天哪,究竟为啥将这么一个玩意当做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达40年之久呢?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起来,这位仁慈的老太太是否稍稍有点性格古怪?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②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头的确是空的。”

    这时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究底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40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呢。”

    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相比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贝格斯太太现在不再盯着我了,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晚,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③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我苦笑着想到:这是被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跑的。此外,我心中又升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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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声

阿成

    德莫利是一个颇有特点的镇子。几年前我去过那里。正是晚秋时节,将车开上轮渡船过江的时候,那种江风的湛凉,只要想起来,依然水气弥重地冷在身上。

    镇子并不大,被乡间的公路分成两爿,大大小小的木房子和石头房子,顺着公路的坡,次第地排下去,然后进入那片白桦林。德莫利镇的背后,是那条河道很宽的松花江。江面上,或早或晚,云里雾里,常有远程的驳船通过。江的对岸似乎是竖立起来的山壁。驳船从那儿通过时,总要拉响汽笛。汽笛声从山壁上空洞地回荡起来,确有一种失魂的感受。

    德莫利镇是张广才岭的一部分。深秋时节,山上的树叶经冷霜一煞,变成了多种颜色,红红黄黄,深深浅浅地一配,很绚丽,让人有万分的慨叹。

    先前,齐先生在镇政府工作。我去的时候,便是他陪我。我看出来他很喜欢喝酒。好在他并不请我喝,只是说,你吃菜,你吃菜。然后独自大口地喝酒。齐先生的脸色很苍白。常下意识地用手揩嘴角。总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事。但一时又说不清。齐先生很腼腆,不善谈。看出这一层之后,我同他讲话便很注意分寸,态度也很客气。吃过晚饭之后,他固执地留在招待所陪我一会儿。无话可说时,两个人便呆呆地看电视,间或凝神地听从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觉得有些尴尬,便买酒款待他。我吸烟,喝热茶,他一个人一杯连一杯地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不时地看着我脸上的反应。我就给他讲我的过去,笑呵呵地讲那些被人欺负的事。

    酒喝光,他就准备告辞。院子里的月光很好,兼有几片红叶的点缀,别有一种神奇。他有点犹豫,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我会吹箫,要不我去,去取来,给你吹一曲?我抓了抓他的胳膊,说,明天吧,早点回去休息吧。还要过一个山呢,你家不是在山那头么?霜重道滑,路上小心。

    回来,我就歇下了。的确是累了。后来,我在梦里梦见齐先生在廊下吹箫。齐先生吹的是《春江花月夜》,很柔,很动情,把我的泪水都吹下来了。

    翌日起来,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是厚厚的一层红红黄黄的落叶。踩在落叶上面,看远处的张广才岭,感觉那一层淡雾似有魂灵一般在那儿漂着。招待所的那个女服务员挑水进了院子,见了我的面儿就说,昨黑,老齐过来给你吹箫,你听见了吗?

    我说,不知道啊……

    你没听见?

    听见了,以为是做梦呢。

    女服务员说,他坐在院子里吹了一曲,然后,就挟着箫走了。

    噢,那我可真有点失礼了。

    她说,一个酒鬼,没什么可失礼的。真的。

    我很快知道,齐先生的妻子经过几次的反反复复,还是同齐先生离婚了。齐先生将妻子临行前骂他那些刻薄的话,都偷偷地用录音机录了下来。一个人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常放着听,边听边流泪。我还听说,齐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手抖得厉害,写不成了。可惜。我以为第二天齐先生会过来,陪我一块吃德莫利鱼,这是头一天约好的。结果换了一个年岁较大的人过来陪我,说齐先生另有公务。我没说什么。

    去年听德莫利来省城办事的人说,齐先生自杀了。那人说,喝酒这事儿,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他就把自己杀了……那人又说,齐先生箫吹得好,他一死,夜里没人吹箫了,德莫利好像也死了一样。说着,那人掼下茶杯,说,夜里失眠,听听他的箫声,能像个真正的人似的想好多事哪——那样的日子有滋味呀。

    齐先生终年46岁。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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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刮过

邢永贵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在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也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可是大风在没有变成大风之前,我只能叫它风。

    此刻,风从我身旁起步。

    风从我脚下启动脚步。我脚下的大地开始不安起来,我从不怀疑脚下的大地对风有所谓恐惧,不会的,大地要比我们的内心沉稳得多。这是大地在抗拒风的诱惑。风用远方向此地,用多维向二维,用轻向重,用抽象向具体发出了邀请。大地终于动摇了,在二月的风里,大地微微颤动着,在宇宙里,它一定像一个刚刚点火的发动机。它的能量不是来自燃料,而是来自风热情的手臂。

    风当然是有手臂的,它先绅士一样向大地做出了邀请,之后,它又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挥动起了手臂。它的手臂摇动了地面上的草茎、麦苗,摇动了马的鬃毛和墙上的枯草。风用手一遍遍摸过大地,去秋落下的树叶,不知什么时候丢掉的纸片,都随着风的方向去了。风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们紧紧攥住,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这些我们无从把握的事物,总有能把握它们的力量。风就是其中之一。

    风从我脚下起步以后,开始还是中规中矩的,它只是在我的身边走动。但很快它表现得焦躁起来,它加快了脚步,想要离开我,去寻找新的栖所。我能说什么和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它是--风。它要是蜗居于一隅,它就不是风。风是自由的,飘逸的,它也是散漫的,不受羁绊的。风向往着天空,风要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打量这个它不可理解的世界。

    风开始高出地面,高出麦地,高出马背,也高出了墙头。风的脚还在地面上,可它的身子已经在空中了。风变得粗大,风也开始伸长,风要用自己的身体让世界更充实。风并不认为吹动一根牛毛比撼动人心更容易。只要想做,风从来都是一心一意的。风攀上了树梢,树梢颤抖起来。风越过墙头,追逐喧嚣不已的人们。风掀动人的衣襟,它要让自以为是的人从内心惧怕。风要把自己吹进人的心里去。人们裹紧了衣服,关紧了门窗,从玻璃后面偷偷地看风。

    风在乡村里驰骋,在高楼间巡游。风从来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风的眼睛无处不在。风在窃笑:那些躲在玻璃后面的人们是多么的虚弱。

    风用力拍门。风跑过房顶,晒在房顶上的草粪跟着跑动。风吊在电线上玩秋千,电线发出了“啾啾”的鸣叫,那是恐惧并欢乐着的声音,每一个荡过秋千的人都深有体会。荡得越高,那种伴随恐惧而来的兴奋就越强烈。风在空中乱蹿,它已经像一个酒汉一样不可理喻。

    此时,可以叫它大风了。大风,人们这样叫着,大风却没有答应。大风呼啸着奔驰,大风摇摆着转圈,大风猛然间跌倒在地。大风的脾气终于爆发了。这个世界,没有谁可以与它对话。大风用脚蹭起一阵阵沙土,用衣袖鼓荡着,撒向天空。这是大风的染料,世界此时已无法避免被它任意涂抹的命运。大地是黄的,天空是黄的,人的心里也是黄的。

    但大风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恶作剧。大风用手撕扯世界。它捅破硬撑着的窗户纸,折断已腐朽的树枝,刮翻行将倒塌的建筑以及一切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之极的东西。大风降临,世界的虚伪和软弱被撕开。

    大风把那些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这就成了悲剧。大风还把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就不仅仅是喜剧了。那些陈年的垃圾,那些已经忘却的伤口,那些不敢面对的丑陋,被大风一一抖落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看吧,善于遗忘、习惯于遗忘、乐于遗忘的人们,看看你们这肮脏的、充满腐气和病毒的生活。

    当大风吹过,人们才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它并不如美玉般浑圆,也不像铁板似的坚硬。它暗藏了许多肮脏,也掩饰了不少的空洞和虚弱。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还要从我们的心里刮过去,带着冬的利刃,同时也带着春天的阳光。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也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

    大风吹过,世界安静下来,大地春暖花开。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6年4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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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的故事

史蒂芬·茨威格(奥地利)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这些棋局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免得被我身边可怕的虚无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的左嘴角出现了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我是一个早就想把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a3、b4、c5、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甚至在睡梦中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像开始被抓进来时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的心备受折磨。我下棋的时候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找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我骂我自己:‘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沉重的眼皮;我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只要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似的疯狂地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血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将死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突然发现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象我的喜悦,因为我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看似应有具有但又一无所有的囚室。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非常狂野兴奋。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不审问我、不折磨我的人吗?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柔和的、温暖的、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我想我是躺在医院里了。”

“中午大夫来了,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什么c3、c4。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神经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之后,是不是?’”

(节选《象棋的故事》,有删改)

【注】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国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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