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哈佛大学到合肥科学岛，强磁场的吸引力无需衡量；从扬名美利坚到报效祖国，不计得失的人生续写壮美的诗篇，”从2009年开始，在留美博士后王俊峰的带动下，8位在美的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于八年前相继归国，扎根合肥科学岛，潜心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现在，合肥科学岛上不仅有这八位哈佛归来的博士后，还有几十位“海归”科学家，他们不计名利，一腔热血，克服家庭的种种困难，只想为祖国的科学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合肥在线》）

材料二：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笫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图1：第三次“归国潮”回流率统计     图2：2013-2016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员统计

    除了回流率，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图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显示，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摘编自2017年9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三：

    虽然不少與论在解读“归国潮”时，认为主因是国内就业吸引力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年前，我国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名校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从2007年到现在这10年间，出国留学的数量出现“井喷”的态势，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同时，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出国留学结构的变化，就不难解释“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这也提高了回国比。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人曾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这说明，大规模“归国潮”中，精英人才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部分“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人的原因在于，在出国留学时盲目选择，并未做好长期和科学的出国留学规划；有的学生是想“逃避”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认为只要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混到一张文凭；还有的在国外求学期间严重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导致毕业时缺乏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我国必将从原来的“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不可能再完全按学历和留学与否的标准评价、选拔人才，而会更加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高等教育将摆脱学历教育导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而每个受教育者也应该基于个体能力、素质的提升来规划学业发展、教育选择，而不能再仅仅追求学历或身份。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材料一：

    我国千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据了解，建国初期我国约有1万多家老字号，分布在餐饮、零售、食品等众多行业。

    老字号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开展诚信兴商的核心内涵和宝贵财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转换的影响，我国老字号企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部分老字号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管理落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老字号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老字号传统特色技艺和文化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老字号的发展。

（摘编自《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目前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发展良好的如片仔癀、稻香村等仅占20%—30%，受困于缺资金、缺人才和缺品牌三大问题，多数企业经营欠佳。以云南为例，该省老字号企业共计89家，但只有38家实现持续3年盈利。

    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这个“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产品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型、销售方式的变化中。要创新理念、开阔视野，打破固有格局，多角度地提升老字号品牌的市场活力；要创新产品形态和营销模式，善于用互联网思维挖掘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在知名度、忠诚度方面赢回顾客群，在“互联网+”的大潮中找到生存之道。

（摘编自《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201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和“非遗”文化赋予老品牌新的增长点，但其传承百年的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久经考验的制作技艺，正如同仁堂古训所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中华老字号传承百年有其坚守，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诚信严谨，追求卓越品质；品牌新星上榜百强有其专长，稳健中开拓进取，用人才，重服务，讲诚信，担责任。不管是老字号还是百强企业，透过各家官方网站上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创新、诚信、卓越”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品牌永不褪的底色。

（摘编自《从“老字号”到“百强企业”，看中国品牌本色》，2017年5月1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消费者对所属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比较熟悉，但对于其他城市的认知度却偏低。对于国外老品牌，消费者的认知度较高。中华老字号品牌与国外老品牌相比的不足，大多在于传播、推广、销售上缺乏延展性与国际化发展策略，使得品牌不断老化，国外老品牌有90%经过品牌延伸来重塑品牌形象，恢复、提升品牌活力。

    消费者对中华老字号的印象仍停留于老字号的“传统”上，未能直观地感受老字号的发展与创新，据统计，最能直接吸引改变消费者的途径是通过创新来重塑视觉形象实现品牌的崛起。在中华老字号的改造和创新中可以系统而又规范化地重塑品牌视觉形象，结合多元化传播推广模式，全面塑造、提升品牌形象。

（摘编自周怡洁《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形象重塑》）

    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果。导弹、卫星、嫦娥、北平。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在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舞台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勛科学家孙家栋收获如此评价。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相连。求学时，他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1958年，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1967年又被钱学森点将，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从此与中国卫星结下不解之鰾。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系列原总设计师戚发对这位老朋友敬佩不已：“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

成发轫的总结令人信服。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了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孙家栋紧紫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这四个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的这一“特点”感受颇深。“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建设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有两条路摆在了大家面前：一是一步建成全球乃至世界主流，但不符合中国实：二是分步优先建成区域系统，但世界尚未有先例。

中国的导航系统如何建设?孙家栋独具慧眼，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该验、后区域、再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谈及当时的决策，孙家栋解释说，“首先，卫星的数量可以少，我们集中精力为我们国家本土加上周边来服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需要的事情。步子相对迈得小一点，可以摸索更好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北斗系统优先建设区域组网成功提供优质服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目前，日本、印度也纷纷采取此种建设方式，中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为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脚路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地“务实”，在同事和下属的眼中，是搞科学该有的精神。“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求全求大，不能好高骛远。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总能运筹惟，统领全局，是个睿智的老头。”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女种”徐颖如是说。

2009年，孙家栋寿辰时，钱学森给他寄来了贺信，80岁的孙家栋成了钱老口里的年轻人：“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表心的祝贺!”

（摘编自宋雅娟《孙家栋：航天赤子心》）

（相关链接）

①1974年底，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孙家栋表示，这次发射失败对自己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火的原因。但是最后把这原因查出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1月12日）

②“两弹一星”功勤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国家勋章”……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70年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23日）

材料一：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作者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从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流量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网络文学要想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对的平衡，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则不能唯流量是从，要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中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大众文艺的基础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生物算法”，用以迅速处理个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信息，以做出有效应对。情感是生命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人类为了变得更聪明，进化出丰富的情感。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育后代，需要强劲的、时刻运行着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活动。

艺术发生的内部驱力正在于此。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是自我实现与自我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获取生命经验的机会不够，为了让情感能力得以提高，生命体就驱动人们创造或进入艺术情境，进行感觉、情绪与情感体验活动。而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承载大量生命活动信息的奇异容器，装载生命情感信息越多，越是特异、剧烈，受众体验就越好。

大众文艺通常更强调营造剧烈的高潮体验，把各种感觉、情绪和情感体验激发到极致，产生情绪爆炸效应。人们把它持久地作用于自身情感信念的建构，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确认与自我完善，因而带来持久的愉悦。对于大众文艺来说，能否令受众得到过瘾到位的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建立精神秩序，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对读者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性评价标准。

正因为大众文艺创作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所以大众文艺也必然是类型化的。人类的情感体验需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人类个体需要在某些作品中，专门体验某些特定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所以大众文艺的一个类型就是指向人类一个愿望情感群组，这使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更加高效集中。

(摘编自《不断顺应人类对情感体验的新需求》)

材料三：如果寄望于把网络文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之一，就不能过早地为它套上枷锁。

虽然具有多重角色，网络文学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独特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作者与读者不能被资本太过束缚，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自身的繁荣，过早过强的逐利动机难免会扼杀它。有些影视导演就曾直言，现在许多改编自高点击率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缺乏应有的深度。正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造成文化枯萎的原因，不光是对精神的约束，还有可能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中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此外，在确立评价机制和建立理论研究框架的过程中，还要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多一些包容。当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刻意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趋势。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更重要的在于它摆脱了“文学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活动”。作为“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总是在现有框架或者同一题材下去探索如何超越前人，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新”与“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发展方面，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也早已摆脱文学自身的局。这说明目前的文学理论对网络文学的无力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批评模式的落后，而是文学理论发展早已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代差”。

不要过早地为网络文学套上枷锁，它的多样性，就是文化领域繁荣的最大源泉和前进动力。

(摘编自赵明昊《别给网络文学套上枷锁》)

材料一：

人居环境泛指人类集聚或居住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指建筑、城市、风景园林等人为建成的环境。人居环境建设就是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合理性设计，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以人为中心的人类聚居活动与以生存环境为中心的生物圈相联系，加以研究进行的规划。是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的综合应用。其实，二战以后，人居环境建设这样的概念是提出了，但是它远没有到普及或者被人们广泛接受或者认可的程度。对于人居环境的追求和思考，我国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越发开始对居住环境有所要求，与此同时，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也使得对人居环境的研究变得火热。

人居环境包括与居民相关的人文状况和物质建设的所有“软”“硬”环境。人居硬环境即人居物质环境，主要由居住条件、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组成。人居软环境是居民在利用和发挥硬环境系统功能中形成的生活方式、舒适程度、交流沟通、社会秩序。安全和归属感等非物质形态事物的总和。人居硬环境是软环境的载体，而软环境的可居性是硬环境的价值取向。人居软环境与硬环境的协调程度是衡量人居环境优劣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一程度的主要标态。居住区环境设计应该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物理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社会的人，是处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

居住环境是与人类居住行为密切相关的生活空间环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也是居住环境设计的必然和根本。规划设计是居住区建设的灵魂，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是居住区开发建设的第一步。新时期的居住区设计应该是一个对人的行为包括生活方式等进行深入理性思考而获得的结果，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合理的人性的“建筑空间”，并赋予其现代精神、人性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居住区在总体规划的空间构思上，要体现文化的、地区的设计理念，总体布局应能与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和谐统一，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整体空间应能突出街区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为个性化与多样化的创作留出一定空间。现今流行的自由灵活的布局以及体现现代风格的弧墙曲顶、简约明快的线条色彩都在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生态、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其城市发展建设各有特色，人居环境建设在城市中的应用要注意立足于各地区实际，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实事求是地发展地方城市规划体系，如此才可能得到较满意的结果。

（摘编自徐宝月《人居环境建设》）

材料二：

当前，关注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成为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个好的人居环境，应当体现三个方面：

具备优良的生态条件。无论是室内环境还是室外环境（公共环境），都要达到生态结构健全、生态系统平衡、生态链条完整的要求。就室内环境来说，各项建筑规划设计的规范指标，例如节能、节水，以及通风、日照、温度、隔音等等的指标，实际都是必须达到的生态指标。就室外环境来说，首先要保证“原生环境”因素，例如土壤、岩石、水、空气等的清洁无染。原生环境解决好了，“次生环境”因素，例如植物、动物、微生物就有了生存的依托，就会保持蓬勃的、多样性的发展。

贯彻节约型社会的原则。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综合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等等，既是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无论零个档次的商品住宅，都要讲究经济性。居住环境的档次拉得太大，反差太大，会产生许多负面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对建筑设计提出过“经济、适用、美观”的方针。其排列顺序首先是经济，第二是适用，第三是美观。这个排序不但是过去有指导意义，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按照节约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我们仍需借鉴。

要传承乡土文化。一个好的人居环境必然要传承文脉和乡土文化，同时具有高度的环境艺术水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环境艺术的物质构成（包括技术、材料等）和精神需求（包括心理、伦理和审美各个层次的需求）是不同的。就建筑造型而言，巴山蜀水之间的“吊脚楼”民居就与黄土高原地区的窑洞式住宅和拱券住宅、北京的四合院住宅、江南地区的粉墙黛瓦马头墙住宅以及福建、广东、广西的客家土楼住宅大相异趣。因此，我们要把各地的建筑文化艺术优秀传统很好地加以继承发扬。目前城市住宅造型出现了某种千城一面的“趋同”现象，这正是要通过提倡环境艺术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张元端《人居环境三要素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