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l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了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作了观察。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公务员跳槽流向行业分布：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或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从事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光明网2016年6月21日)

材料二：“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跃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是喜还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人民网2016年5月27日)

材料三：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其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苏州日报》2016年6月28日)

    材料一：

    人脑是如何学习的？儿童的脑与认知发展规律有哪些？教师与家长如何根据儿童的脑与认知发展规律来进行教育？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习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机制……太多看似了解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得出结论。所以，现在的孩子依然学得太苦，教师教得太累，教育还是更多停留于经验层面。超前学习、题海战术等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成立于2017年9月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脑智研究全国联盟，业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搭建大数据平台，初步建成中国儿童青少年脑发育轨迹的多维度“数据银行”，绘制多模态标准脑模板和脑分区图谱，这将推动中国儿童脑发育常模参照标准的建立，推动多模态人脑连接组学研究的标准化，为全国队列研究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未来的教育是一种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教育。

    （选自《脑科学研究，把孩子救出题海》，《光明日报》2018年08月01日）

    材料二：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及其团队根据人的智力和能力发展的不同认知，提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固定型和成长型。相较于将智力和能力视为一成不变的“固定型思维模式”，相信智力和能力可改变、可培养的“成长型思维模式”更看重努力而非聪明的作用，是学生积极发展的内部动力。

    相关研究表明，人的毕生发展期间，正常大脑具有根据经验与学习而重组神经路径的终身能力，即大脑具有可塑性。大脑可塑性，通常指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其现有结构和功能的生理机制或过程以应对环境变化（如经验、学习、训练或受伤）的能力，其机制包括形成更多新的神经元、胶质细胞和突触，以及加强现有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等。近年来大量的脑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大量的练习和不断的努力会加强神经联结，这不仅可以带来大脑结构的变化，而且能让人在某一方面的技能表现得更加出色。

    （选自《基于脑科学的成长型思维培养：发展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材料三：

    图1：按脑发展相关因素对某学生的认知功能测评结果

    图2：某小学按脑科学规律训练后学生认知功能综合发展变化

    材料四：

    脑科学被视为理解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终极疆域”，脑科学研究也为发展类脑计算系统和器件、突破传统计算机架构的束缚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虽然不少人工智能的名字中已经出现“大脑”两个字，“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的产生受到大脑研究成果的启发，蒙特卡洛树的结构和大脑中神经突触的结构也非常相似，但目前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和人脑还有巨大差别，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对人脑的解析还不够。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中，光遗传学、神经细胞连接追踪和解析、单细胞测序和标记以及克隆猴等一批技术突破正在迅速推进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认知。未来十年，脑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将产生新一轮重大突破。

（选自《脑科学进展将推进人工智能重大突破》）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材料一：

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中国企业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也就是说，华为被美国政府“封杀”了。事情的影响很快显现。美国谷歌公司表示将停止对华为新制成终端设备的支持，毫无疑问，这对华为智能手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面对美国凌厉的攻势，华为启动了“B计划”。使用海思研发的芯片作为手机现有芯片的替代品，同时华为也宣布其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最晚于明年春天面市。该系统打通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以及其他智能穿戴设备，兼容所有的安卓应用和WEB应用，是面向下一代技术设计的操作系统。但是，这样的新系统是否为市场、用户所接受，仍然是个未知数。

不过，如果认为华为受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影响，仅限于此，那么就是对华为公司的低估。

华为绝不仅仅只是一家5G网络或智能手机的供应商，同时也是一家在物联网、云计算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方面均具备相当实力的综合型企业。在2018年的年报中，华为将公司愿景描述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因此，尽管美国政府针对华为，频繁对其欧洲盟友施压，但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较低。

(摘编自郑伟彬《美国制裁华为，背后不可忽视的变量》，《新京报》2019年5月26日)

材料二：

日媒《日本经济新闻》6月27日发表一篇名为《解剖华为P30 Pro》的报道，称华为公司智能手机在全球销量中排名第二。在其最新机型P30 Pro手机当中，美国制造商的零件占比仅为16%(以价格计)。

依据日媒统计的P30 Pro的零部件成本数据，一台P30 Pro手机当中，来自美国的零件为15个，总价值为59.36美元，占总价的比例为16.3%；来自中国大陆的零件为80个，总价值为138.61美元，占比为38.1%；来自日本的零件为869个，总价值为83.71美元，占比为23.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零件为83个，总价值为28.85美元，占比为7.9%；来自韩国的零件为562个，总价值为28美元，占比为7.7%。

(摘编自《日媒把华为最新款手机拆了，发现一组惊人的数据！》，环球网2019年7月2日)

材料三：

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全面制裁。美国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制裁措施，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美国并没有充分的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采取制裁措施，目的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制裁，使世界其他国家在与中国华为公司合作的时候有所忌惮，不要为了商业利益和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建设而加强与中国华为公司的合作。第二，美国通过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全面制裁，试图迫使中国华为公司开放自己的知识产权系统，放开自己的设备和通信网络，随时接受美国通信安全专家的检查。

实际情况是，德国公司和法国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有竞争关系，因此，虽然德国和法国的企业并非不想采用行政手段将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和技术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但是，他们知道，如果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离不开中国华为公司的知识产权。因此，他们不能充当政府的帮凶，公开拒绝中国华为公司的第五代设备和技术。现在中国华为公司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一方面加快生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终端设备，另一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不断地收缩阵地，以便让中国华为公司在未来的商业合同谈判中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果中国华为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设备或者网络技术，屈从于一些国家的压力，被迫开放自己的商业秘密，那么，中国华为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必然会一败涂地。

美国在通信领域采取的是“两步走”战略：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华为公司采取制裁措施，要求中国华为公司必须开放自己专利技术和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则试图采用跨越式发展战略，开展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工作，争取在未来的通信技术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摘编自乔新生《美国制裁华为的真正目的》，中评网2019年4月23日)

风筝仙女
铁凝

①家居市区的边缘，楼房前边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②我们不必担心再会有房子遮挡抛向远处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在规划把这片菜地变成一座公园。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地不易。公园与生俱来地有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们自管自安稳地在泥土里成长。

③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只在正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了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的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④我的风筝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梁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这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尽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式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⑤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举着我的“仙女”，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地督促着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⑥【甲】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⑦这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滑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长天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放眼四望，天空正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艺儿一旦逃离了人手，便会比真的还要逼真？就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

⑧【乙】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⑨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潍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

⑩“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地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

⑪我想起一个爱放风筝的同事。他曾告诉我，小时候在乡下时，糊风筝买不起线，就用家里没有用的碎棉线一段段接起来，代替风筝线。线的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断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跑着追。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⑫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⑬大而圆的月亮突然就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在想究竟什么叫做放风筝。我不知道。但是，有了风筝的断线，有了“仙女”的失踪，有了我追逐那“仙女”的奔跑，有了我的失而复得，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我心中的；联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

材料一：

以人情来解读中国日常社会，首先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是家庭或者亲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及村落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聚族而居构成了网络社会中成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通常叫做“乡亲们”。当然，有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不因此互相之间就没有矛盾或者冲突，但因为该网络突出了人情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矛盾与冲突发生的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不能正面冲突或公然决裂，而是面和心不和，彼此有很多积怨，但不到万不得已，始终维持着表面和谐。“亲情”的意思不适用于宗亲以外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情”就更为适合于表达更多场景中的关系运行。人情，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还具有更加一般性的含义，用来表达中国人对世态或者人世间的认知，比如天理人情、风土人情、人情世故等。总之，所谓“人情”是对中国人人性、人格与关系的基本理解。

人情处于地方网络中、也可以合并起来叫做“人情网”，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张网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情网越封闭越好，因为在此网中所发生的人情必须要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无法预期，但不能没有，而且常常是回报的总是比施与的要多一些。一旦一种交往中的助人行为不是人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必须换做其他观念来表达，比如捐助、施舍或者慈善。所以人情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回报，谁报答谁，谁欠谁，都很清楚。正因为人情网比较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情这辈子还不了，也可以下一代来偿还。如果人情网不那么稳定，其中的成员处于社会流动中，也就是说，需要报答的人或者欠人情的人都离开了，那么人情运行也就解体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群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流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看家乡观念或者原有的网络是否还存在。如果是存在的，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整年都在外面流动、比如打工、上学或移居城市，但他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家乡，比如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意蕴的春节对中国人来讲意义就非常重大，这是中国人回家的日子。很多情况下，无论一个人流动到多远的地方，他都会在春节之日回到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也有“拜年”活动，人情网中的成员都需要通过此时段的人情往来来稳定其网络。如果一个移居外地者，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家乡，那么就等于宣告这里的人情没有了。

（摘编自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材料二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起。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精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注：即村庄里的外来客）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

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