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格林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验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踏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材料一：

    研究发现，创新型的智能共享单车在进入城市不到一年时间里，成为小汽车、公交、地铁外的第四种重要交通工具，实现了“自行车王国”的人性化复兴。智能共享单车代表着和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完美结合。不仅带回了自行车川流不息的生活气息，还促进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共建，推动了城市文明、低碳、智慧、健康的发展。

共享单车出现后，小汽车占总出行量的比例由29.8%明显下降至26.6%，而自行车骑行的占比由5.5%翻了一倍至11.6%。共享单车还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卓越贡献。以智能共享单车摩拜平台为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减少碳排放量54万吨，相当于多种了3000万棵树。此外，共享单车在提高出行效率，缓解城市拥堵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以北京为例，当出行距离小于5km时，92.9%的情况下，共享单车＋公共交通出行比小汽车更快。

    共享单车的兴起不仅可以缓解道路拥堵，对节省城市空间，更有效地利用城市空间也多有助益。以北京为例，一辆小轿车的停车位可供约10辆共享单车停放，如有更多人选择以骑行替代开车，则共享单车可为北京节省约5个鸟巢面积的城市空间。

（摘编自《2017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

材料二：

从用户的出行场景来看，高达62.9%的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完成地铁站/车站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共享单车目前主要投放的地点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车站/地铁站和目的地之间容易形成短途出行的高频需求。49.5%的用户会在步行过程中看到单车就使用以节省出行时间，这说明随机偶遇式的用车出行场景非常多，单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可见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率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紧密相关。“企鹅智酷”对共享单车用户的单次骑行距离的调研情况如下图：

材料三：

    近日，全球智能共享单车行业首创者和领导者摩拜单车宣布新一轮融资超过6亿美金，为摩拜海外扩张的国际化路途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争取2017年覆盖全球200个城市，摩拜的扩张速度已经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创业企业。摩拜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首先在技术层面，物联网实景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将有更加深入的研发，在未来，消费者会感受到全新的高科技共享单车，让骑行之旅变得更加快速、便捷、开心。科技上的实力让摩拜实现了全面领跑行业发展。

（摘编自2017年06月19日《消费日报》）

材料一：

有人对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作了调查。如“你参加课外辅导班是自己真正有兴趣、愿意学，还是父母强迫你学的？”，调查结果：100%的中学生选择了参加课外辅导班是自己愿意学；但是小学生自己愿意参加课外辅导班的人数仅占41.6%；有80位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是父母强迫他们学的，占58.4%。如“你觉得你快乐吗？你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有96.4%的中学生觉得自己不快乐，他们说学习负担太重了，如果没有考学压力，心情可能会放松得多。小学生觉得自己快乐的占78.5%。他们说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是：“家长天天逼着我练琴”“让我学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太累了”“我没有时间玩儿”等等。由此看来，中小学生不快乐的根源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多重行为在幼小的孩子身上的重叠，说到底根源还在应试教育制度本身。但应试教育制度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所以，沿着这条路看下去似乎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

材料二：

春节前夕，中小学生们盼望已久的寒假还没正式开始，而某些刚上初中一年级的中学生们就被父母送进了各种课外辅导班。单看学生们的课程安排表就已是触目惊心了，这还没算上回家后的各种作业以及需要练习的各种技能。学生们假期的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上午：7：30-9：30数学；9：40-11：40物理；下午：13：00-15：00语文；15：10-17：10外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物理这门课应该是初二才开设的。

材料三：

办课外辅导班的高收入让越来越多的有一技之长的人趋之若鹜。教师们办课外辅导班的收入远远高于其工资收入，因此许多教师乐此不疲。除了教师们，目前社会上许多有一技之长的人也纷纷加入了办课外辅导班的行列，但是教学与辅导质量却是远不像他们的收费那么的高。目前的课外辅导班，极少部分优秀老师是应了家长的苦苦哀求，利用课余时间在家里办起了奥数班、英语班、作文班等，他们亲自辅导学生，学生学习的兴趣浓、效果好。但是更多的辅导班、特长班的执教老师则是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是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是有些特长的杂牌军。一些课外辅导班包括民办学校最初创建时，为了招揽生源，都是由一些有资质、能力强的教师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越收越多，忙不过来时就在社会上随便招聘一些人来授课。尽管许多培训机构对外宣传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外教授课、英语专业过了四级或六级，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欺诈宣传而已。

材料四：

2016年中国家庭平均月教育产品支出情况

2016年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月教育产品支出情况

中国古代的民心测评

    儒家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社会，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周厉王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防民之口”，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真实的“民心”“民意”得不到呈现，为官者必然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清朝末代皇帝在《退位诏书》中也说道：“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

    在中国古代，依照先贤的教导“民心”可以测评得八九不离十。怕就怕，自毁预警机制，失了民心还不承认。

（摘编自《历史的倒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虛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