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安抚

    困难时期，粮食成了全社会的中心，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粮食去。“民以食为天”的平淡警句，在那个时候，彻头彻尾地被我们所理解，牢牢地记在心上。

    在普通的家庭里，一天要吃几两粮食，一顿又该怎样分配，成了大家要反复掐算计较的事情，决不可以有半点疏忽。

    就是在粮食如此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意外地扛回了一袋粮食，是捡来的。天上掉馅饼！足足三十斤重的白面。我们全家都愣了，呆呆地望着那袋粮食，不是大喜，而是惶恐。是谁丢的粮食？

    奶奶说，也许是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毛驴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大卡车……奶奶伸出冻红的手，说我守着这袋粮食，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我们心情复杂地望着这袋粮食，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奶奶说，要不，咱就跟这个人买点粮食，只买一碗，只一碗！我们都不明其意。奶奶拿起碗，从口袋里舀出一碗，又将口袋扎紧，拿出十块钱来，将粮食又扛了出去。全家人如释重负。奶奶拿着钱，背着粮食，又到路边上去等候了。直到傍晚，夜幕降临，奶奶又将口袋背了回来。没有人认领这袋粮食。

    第二天，我们又从口袋里“买”了一碗粮食，奶奶又拿出十块钱……整整三个月，我们全家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将一口袋粮食“买”光了。小柜上放下了一百多块不知该给谁的钱。在那个冬天，奶奶的心情一直很不安，像做了天大的错事。空空的粮袋，成了她最大的心病。她甚至神经质地一手攥着钱，一手拿着空粮袋子，三番五次地站在路边，等候那个丢粮的人。

    岁月如梭，奶奶的不安，似乎一直都没有化解。后来的年份里，奶奶总要拿出家里的吃食送给邻居。甚至无故地塞给小孩子们钱，为他们买糖果。有一天，奶奶将父亲给她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丢了。奶奶回来不是丧气，而是有些兴高采烈。她不断唠叨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就算是还上了。原来，她还是想着那袋粮食。两件事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奶奶却像是做了某种道义上的补偿。奶奶的这种“交换”虽然可笑，甚至近于迂腐，但我们却能理解她的心情。

    在奶奶的晚年岁月里，她因那一袋粮食，而做了许多的善事，很投入地去帮助别人。她常常帮得生硬过火，令人不解。但在奶奶的这些善举里，她的眉眼渐渐地舒展了，脸上渐渐地多了笑容。在她临去世的那年，她终于开心地说：奶奶到底还上了那袋粮食，一定是还上了，你们说呢？我们随声附和，使劲说，还上了，还上了！

    奶奶是用了多少代价去偿还那袋粮食，我们说不清，奶奶心里自然有她自己的计算，也许是十倍，也许还不止十倍。从她津津乐道的言语中，我们觉得她是还上了！是多少倍地还上了！

    这件事，让我记了许多年，印象之深，永不可磨灭。尽管奶奶的做法近于可笑和迂腐，尽管她的举动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左右思量，却又觉得十分对称。人世间就是这样，良心是需要安抚的。后来我发现，凡是世上的好人，忠厚的人，都会有这般的迂腐。仿佛冥冥之中，与上帝早已签好的一张契约。守规矩，讲良心的人，都会遵守着这张冥冥中的契约。

    世上有些事，我们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债主，永远也不知道那个我们该去感恩报德的人是谁。甚至两下里，谁都不被对方所知晓。但我们却躲不过良心的自审。对于善良的人，活一生，莫过于良心上的安逸了。它是一种温暖，一种可靠，一种约定，人生是万万不能失去的。人自然需要许许多多物质上的东西，但往往更离不开良心上的安抚。

    奶奶在还清了“债务”之后，每晚睡得特别踏实，夜夜香甜。记得有一句话：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无论窗外有什么样的响动，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眠。

路边有个剃头匠

杜卫东

    这位剃头匠，个子不高、五十岁上下，摊位紧邻街心公园的旁门。按说位置不错，可是据我每天散步时观察，他的生意最为清淡，供顾客等候坐的三只小凳子基本上没有派上过用场，甚至还出现过旁边儿的剃头匠借用的情况。我印象中，他最标志性的姿势是，坐在椅子上两脚搭着一只木凳，面无表情，两眼微闭。不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不是狂风突至、暴雨倾盆，他总是以这种姿势耐心地等待顾客光临，直到夜色如一团水墨洇开，一点儿一点儿把他湮没。

    唯一的一次反常，是他急赤白脸地追上了一个老头儿，说，您给我的这五块钱是假钞。老头儿不以为然，说怎么可能，五块钱的票子也造假，犯得上吗？剃头匠怕他不换，晃晃手中的纸币，有点气急败坏，您看看，您看看，多薄！麻烦您给换一张吧，谢谢您了！

    就是那时候，我冒出了一个想法：做他的主顾。

    我注意观察过了，这个剃头匠理出的发型虽然传统，但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

    剃头匠讷于言，每次理发你不说话他不言声，偶有问答也是简单地应对。剃完头他会看着镜子里的我问，行吗？我说行，他便解下我的白围裙用手一抖，脸扭向一旁，等着付钱。钱给了，他的嘴角会向上咧一下，似笑非笑，然后把新收的钱和先前收的钱摞在一起数一遍，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只有这时，他木然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

    有一次我找他理发，他不在。旁边的剃头匠告诉我，他去街心公园的大排档吃饭了，如果你不急，就等一会儿；如果急，就由我来。那天下午我正好有一个活动，非去不可，等不及了，就由旁边的剃头匠代劳。

    我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为什么他的生意那么清淡，你的生意这么好？我觉得他手艺也不孬啊。这位剃头匠说，其实这人特别厚道！那天一个老太太剪头，把钱包落下了，他连拉链都没打开，愣是等到晚上八点老太太找回来。

    这位兄弟还告诉，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今年高考落榜，正在家里复读。剃头匠要负担儿子复读的费用，还要为儿子的将来做些积累，所以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平时的午饭就是一张烙饼，偶尔吃一碗牛肉面便是改善伙食了。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儿子和他不亲，耻于说老爸是个路边剃头匠，这让他有点失落和伤心。

    我听了却心头一动，在对剃头匠寄予同情的同时又顿生敬意。

    没想到，与世无争的剃头匠有一次险些和客人动了手。

    那天散步，我目睹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剃头匠干完了一个活儿，解下客人的白围裙，照例用手抖了抖上面的头发茬，然后等着付钱。可是那位客人用手胡噜胡噜头，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脸上渐露愠怒之色，嘿，嘿，你这给我剃的是什么玩意儿呀，跟狗啃的似的！

    剃头匠一脸茫然，他瞅瞅刚刚理完的头，嘟囔一句：这活儿没毛病呀。

    怎么没毛病呀！客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属于那种爱占小便宜的人。

    大家前后左右围观评价着那位老兄的脑袋，纷纷摇头：这不是剃的挺好看的吗？有剃头匠的同伴过来调解，说这份活儿就少收点钱。

    少收点钱就行啦，我这脑袋怎么出门呀？那位老兄佯装不干，以攻为守。

    剃头匠也不干：他凭什么少给钱呀，我这活儿干得有毛病吗？

    那位老兄急了：嘿，你还来劲了？说着上前去揪剃头匠的领子，你看看我这鬓角，谁让你去这么短的。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年轻后生挤出来，横在了两人中间，怒斥一声：你放开手，不准欺负他！

    这后生我认识。那天散步时突遇暴雨，我和他在一处房檐下避雨，闲聊中知道他老家在河北农村，来北京打些零工，在街心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收门票，一天六十元，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想来他是下班经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那位老兄愣了一下，便问：嘿，你算哪一出儿，管什么闲事？年轻后生双拳紧握、怒目而视：我告诉你，他是我爸爸！

    我听了，心头怦然一动，不由看了一眼年轻人身后的剃头匠。只见刚才还沮丧委屈的这位兄弟，脸颊微红，在夕阳的映照下，双眼竟泛起一层泪光。

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月白湖荡

余显斌

    六月，湖里绿了一片，绿的是苇草，是荷叶，是其它水草。水草下当然有鱼，有虾。水面有菱角，青嫩嫩的，随手捞起一个，洗一洗就可以生吃，味道青鲜鲜的。水下呢，还有嫩嫩的藕。这儿的湖泥很软，提一根荷梗，轻轻地扯起来，就带出一根藕来，白嫩嫩的。用水一洗，吃上一口，满嘴都是莲藕的香味。

    棒子捞了几个菱角，还有几个嫩藕，不是自己吃，是给小王叔叔的。

    每次等待小王叔叔时，棒子都会这么做。等到芦苇那边传来两声鸟鸣，小王叔叔就会出现，来时，骑着匹大白马。小王叔叔吃着菱角，还有嫩藕。棒子就跑过去，羡慕地摸着大白马的鬃毛。

    小王叔叔笑道，想骑？

    棒子点点头，当然。

    小王叔叔就老气横秋地说，小鬼，太矮了，脑袋高过马背时，才能骑。

    棒子噘着嘴，暗地里和白马比比，头刚刚挨着马背。

    他想，再过一年就高过马背了，就可以了。

    可是，离开后，小王叔叔却再没有来过。那天，棒子撑着一只小划子，藏在苇草里，等着小王叔叔送信来。没有等到，几声鸟鸣后，他等来的是一个陌生人，是张叔叔。棒子忙问，小王叔叔呢？

    张叔叔红了眼圈，轻声告诉他，小王叔叔遭遇了小鬼子，牺牲了。

    棒子眼睛顿时模糊了，远处的天，近处的水，还有苇草、荷叶、荷花，都一片朦胧。他喃喃地道，怎么会？小王叔叔有大白马，又高又大，跑起来飞快。

    张叔叔叹息，小鬼子的东洋马比新四军的马更高更大，跑起来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快多了。

    棒子咬着牙，狠狠地道，东洋马，真可恨！

    张叔叔也点点头咬着牙说，我们要报仇。

    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原来，张叔叔这次来，是传达上级命令的，最近，一支新四军骑兵营要经过这儿，准备和湖东新四军二团会合，端掉小鬼子的碉堡。张叔叔告诉棒子，骑兵营来时，希望棒子能给带路。

    棒子高兴极了，说声是。

    张叔叔拍拍棒子的肩膀叮嘱，小鬼，注意安全啊。

    棒子点点头，送走了张叔叔，撑着小划子，出没在密密的苇丛里，等着骑兵营的到来。

    骑兵营来时是在一个晚上，月光水亮亮的一片，笼罩着湖面。湖面浮荡着淡蓝的雾，苇草和荷叶在雾里如淡墨画的一般，朦朦胧胧的。

    张叔叔带头，将骑兵营长介绍给棒子。

    骑兵营长笑着夸棒子是好样的。

    棒子很高兴，看看这匹骏马，又摸摸那匹。骑兵营长开玩笑说，没骑过吧？棒子使劲地点头，傻乎乎的样子，逗得骑兵营长笑了，张叔叔也笑了。

    湖里芦苇丛中隐藏着一条暗道，在湖中间，有新四军的监察哨把守着，有可疑人经过，监察哨马上鸣枪报警，对岸的新四军二团听到枪声，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因此，鬼子几次来袭，都大败而归。

    棒子当然能带人顺利通过，因为棒子是新四军的通讯员啊。

    他手一挥，带着骑兵营出发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湖上月光变得更亮更白。苇草深处，不时传来露珠滴落声，还有“咚”的一响，是青蛙跳水的声音。棒子带着部队，静静地走着，沿着那条路走着，新四军监察哨看见了，没有阻拦。棒子带着骑兵营走到一处湖湾处，将两根手指插入嘴里，“嘘”地吹响一声口哨。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抱着身边的张叔叔，“噗通”跳入湖水深处的苇草丛里。

    湖里的月光顿时碎了。枪声响起，打破湖面的寂静。

    骑兵营士兵一个个在枪声中倒下，不一会儿，全被消灭。

    新四军战士划着水，从苇丛里浮出来打扫战场，同时寻找着棒子。一片荷叶下，一个声音道，在这儿呢。随着声音，棒子浮出水面，拖着肚子已经灌满水的张叔叔。

    张叔叔不是什么通讯员，是日军间谍大木三郎。

    大木三郎一直想破获新四军的交通线，就悄悄盯上了小王叔叔，摸清一切后，他枪杀了小王叔叔。然后，自己扮成通讯员，哄骗棒子，准备带着日军特种部队，假扮做新四军骑兵营，将湖东新四军一举歼灭。

    他最终自投罗网，却弄不清自己究竟在哪儿露了马脚。

    棒子得意地说，是你自己吐露了真相的。

    棒子说，大木三郎曾告诉自己，东洋马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高大。当骑兵营出现时，自己走过去，站在马旁暗暗一比，那些马都高过了自己的脑袋，而大白马和自己脑袋齐平。他终于清楚，他遭遇了日军。因此，发出信号，让提前防备着的新四军出击。

    大木三郎一听，傻了眼。

    棒子随着新四军战士押着垂头丧气的大木三郎，迅速消失在月光下的苇丛中。月光慢慢变淡了，照着湖面，苇丛里有只小划子，如一牙月亮，一晃一晃的。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断桥

蒋寒

    接连两场暴雨，上百年的古桥，被山洪毁了。

    洪水将山寨与外界天隔一方，孩子们上学，大人们赶集，只能靠树杆、木梯、竹竿慢慢爬过去了。

    村民们找到郭支书，请他拿主意。

    郭支书住在山寨对岸的郭家坨，郭家坨地势高，再大的洪水也奈何不了它。郭支书听了村民的反映，吧嗒着旱烟，思忖着，不急。乡亲们急啊，挤了他家满满一屋子，支书娘子忙着为大家沏茶添水。

    山寨丙成代表大伙说：“就那样断着，不是个事啊！大人进进出出好办，娃娃们上学呢？你不是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嘛！”

    郭支书伸出两指捻了捻火星闪动的旱烟，吧嗒着，不吭声。

    有人小声说：“我们知道，你肯定还在生大伙的气。入夏以来，见你没少往古桥下跑，东瞅瞅，西敲敲，大伙说你是盼着古桥垮了，好向上面申请救济款，以便从中捞……”

    声音小得没人听得见。

    屋外的大狼狗汪汪地叫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了，近期还将有持续暴雨，省、市、县层层拉响了防汛警报。村委会也早作了安排，这会儿，马主任正带着工作队现场走访……

    丙成说：“郭书记，你大人大量，快替大家拿个主意吧。上面要不拨款，我们各家凑也行。”

    郭支书翻大伙一眼，说：“钱，我来想办法，力，大家得出。”

    “要得要得！”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散了。

    有人见，第二天一早，郭支书拎着包朝镇上去了。几天后回村，他就给望眼欲穿的乡亲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修桥款弄到了，钢筋水泥什么的都联系好了，接着就送来，天晴就动工……

    时不我待，趁着阳光天气，两台吊车就轰轰隆隆开进断桥现场，洪水也下降了许多，山寨老少能动的都出来了，大伙说说笑笑，干得热火朝天……

    郭支书和马主任在现场指挥。马主任抹了抹烟嘴，递给郭支书，白烟就从郭支书的鼻孔里冒出来，一脸欣慰。

    马主任感慨道：“老伙计啊，真是难为你了，镇上县上一毛不拔，得亏你家老大开明啊，从自己公司支持50万。”

    郭支书笑：“我们养育下一代图啥，不就是为我们修桥修路修康庄大道嘛。”

    马主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半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大桥就牢牢地架在了天河上，连接着山寨与外面的世界。

    可是随后，村里传出了关于郭支书的风言风语，说是郭支书这回准是贪了不少上面的修桥款，有人甚至闹着要找郭支书讨工钱。

    风言风语被马主任苦口婆心压了下去，大伙听说是郭支书的大儿子公司出的钱，又有话说了，不仗着他老爹是个支书，他能开公司吗？再说，50万啊，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坐在断桥的残垣上，凝视着旁边雄伟的新桥，郭支书缓缓地吐着烟，对身旁的马主任喃喃道：“汛期过后，我就辞职了，但愿这座桥能管一百年，一万年！”

    倏地，山洪从马主任的眼眶奔涌而出。

（选自《金山》2015年）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