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索

阿城

    一个钟头之前就听到这隐隐闷雷，初不在意。雷总不停，才渐渐生疑，懒懒问了一句。领队也只懒懒说是怒江，要过溜索了。不由捏紧了心，准备一睹纵贯滇西的怒江，却不料转出山口，依然是闷闷的雷。见前边牛死也不肯再走，心下大惑，就下马向前。行到岸边，抽一口气，腿子抖起来，如牛一般，不敢再往前动半步。

    万丈绝壁垂直而下，驮队原来就在这壁顶上。怒江自西北天际亮亮而来，深远似涓涓细流，隐隐喧声腾上来，一派森气。俯望那江，蓦地心中一颤，再不敢向下看。

    领队稳稳坐在马上，笑一笑。那马平时并不觉得雄壮，此时却静立如伟人，晃一晃头，鬃飘起来。牛铃如击在心上，一步一响，驮队向横在峡上的一根索子颤颤移去。那索似有千钧之力，扯住两岸石壁，谁也动弹不得。

    领队下马，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领队瞟一眼汉子们，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飞身离岸，嗖地一下小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再看时，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

    大家正睁眼望，对岸一个黑点早停在壁上。不一刻，一个长音飘过来，绳子抖了几抖。三条汉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一个一个小过去。领队哑声问道：“可还歇？”余下的汉子漫声应道：“不消。”纷纷走到牛队里卸驮子。

    牛早卧在地下，两眼哀哀地慢慢眨。两个汉子拽起一条牛，骂着赶到索头。那牛软下去，淌出两滴泪，大眼失了神，皮肉开始抖。汉子们缚了它的四蹄，挂在角框上，又将绳扣住框，发一声喊，猛力一推。牛嘴咧开，叫不出声，皮肉抖得模糊一层，屎尿尽数撒泄。过了索子一多半，那边的汉子用力飞快地收绳，牛倒垂着，升到对岸。这边的牛哀哀地叫着，汉子们并不理会，仍一头一头推过去。之后是运驮子，就玩一般了。这边的汉子也一个接一个飞身小过去。

    我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领队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倒抓得紧。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猛然耳边有人笑：“莫抓住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出已到索头。慎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跺几下。

    猛听得空中一声唿哨，尖得直入脑髓。回身却见领队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走到汉子们跟前。

    牛终于又上了驮，铃铛朗郎响着，似是急急地要离开这里。上得马上，才觉出一身黏汗，风吹得身子抖起来。顺风出一口长气，又觉出闷雷原来一直响着。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橘子

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火车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姑娘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的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枪挑紫金冠

李修文

    谁要看这般的戏？新编《霸王别姬》。霸王变作了红脸，虞姬的侍女跳的是现代舞，一匹真正的红马扮乌骓。我先是手足无措，而后生出了深深的羞耻——所谓新编，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将我们送往戏里，而是在推我们出去。它像镜子，只照出两样东西：胆大妄为与匮乏。

    羞愧地离席。出了剧院，二月的北京浸在浓霾里。没来由想起了甘肃，陇东庆阳，一个叫做小崆峒的地方，黄土上开着一树树的杏花。三月三，千人聚集，都来看秦腔，《罗成带箭》。我到时，恰好是武戏，一老一少，两个武生，耍翎子，咬牙，甩梢子，一枪扑面，一锏往还，端的是密风骤雨，又配合得滴水不漏。突然，老武生一声怒喝，一枪挑落小武生头顶的紫金冠，小武生似乎受到了惊吓，呆立当场。

    我以为这是剧情，哪知不是，老武生一卸长髯，手提长枪，对准小的，开始训斥；鼓锣钹之声尴尬地响了一阵，渐至沉默，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他是在指责小武生上台前喝过酒。说到暴怒处，举枪便打。这出戏是唱不下去了，只好再换一出。我站在幕布之侧，看见小武生在受罚：时代已至今天，他竟然还在掌自己的嘴。

    梨园一行，哪一个的粉墨登场不是从受罚开始的？这台前幕后，遍布着多少不能触犯的律法：玉带不许反上，鬼魂走路要手心朝前，上场要先出将后入相……如此讲究戒律，却是为何？

    千百年来，多少伶人身上承载着这样的命数：三天两头被人喝了倒彩，砸了场子，不得科举，不得坐上席，甚至不得被娶进门去；在最不堪的年代里，伶人出行，要束绿巾、扎绿带，单是为了被人认出和不齿；就算身死，也难寿终正寝。

    戏台上那烟尘里的救兵、危难之际的观音，实际都不存在。唯有信自己，信戏，以及那些古怪到不可理喻的戒律。这些戒律因错误得以建立，又以眼泪、屈辱浇成，越是信它，它就越是坚硬和无情，虽然它不能改变那可怕的命数，但它总能赏你一碗饭吃，给你些许做人的尊严。

    在江西万载县乡村场院里，我看过一出赣剧《白蛇传》，那大概是我此生看过的用时最长、记忆也最刻骨的一出戏。

    这出戏只五回，而每一回竟长达一个多小时。戏台上，小青与法海，一场打斗，但见翎子翻飞旗杆挑枪，但见金盔跌落银靴生根。可能是我想多了，——编排这出戏的人真是看透了人世。漫长的时间之下，戏台上的打斗正如生活中的对抗，几乎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既认真，又厌倦。

    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挨在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景不长；她那边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山万水。

    这便是戏啊，老生和花旦，凤冠和禅杖，纷纷聚拢，造出幻境：这一方戏台，虽无波涛却会江水长流，不事耕种也有满眼春色。所谓“强烈的想象产生事实”，它让你沉醉其中，到了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看戏我演戏？我还清楚地记得散场之后的夜路。那一隅戏台被空前扩大，连接了整个夜幕：在月光下走路，折断了桃树枝，再去动手触摸草叶上的露水，都像一场戏。

    还记得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一艘废弃的运沙船上看徽剧《单刀会》。那只不过是个寻常的戏班子。

    可是，这里的关云长，全然不是人人都见过的那个关云长。上百种关公戏中的关云长，先是人，后是神，在不断的言说中变得单一和呆板，戴上了一副面具，成为了人们所缺失之物的化身。他不再是刘玄德一人的二弟，而是万千世人的二弟。他的命运，便是被取消情欲，受人供奉。可是，且看这出戏里的关云长：虽说逃脱了险境，惊恐、忐忑、侥幸却一样都没少，置身在回返的行船上，一遍遍与船家说话，以分散一点惊惧，惶恐得像个孩子。

    这一出乡野小戏，几乎照搬了元杂剧，竟然侥幸逃过了修饰和篡改；可以说，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其实就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人心。是人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记，全都放置于唱念做打里残存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还是二月的北京，再次踏入美轮美奂的剧院，去看《战太平》。又是要命的新编，又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声光电一样都没少。管他蟒袍与褶衣，管他铁盔与冠帽，都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我有声光电；谋士的衣襟上绣的不再是八卦图，名将花云的后背上倒是绣上了梅兰竹菊，都不怕，反正我有声光电。

    唯有闭上眼睛。闭上眼后，却又分明看见一个真实的名将花云正在怒发冲冠，正在策马狂奔。他穿越河山，带兵入城，闯进剧院，来到没有畏惧的人中间，立马横枪，劈空断喝，一枪挑落他们头顶的紫金冠。

（取材于李修文的同名散文）

甲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乙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脚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咐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充满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的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一个月的假期到了，他带回的“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在高原买不到的。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传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驻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节选自2018年3月3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