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又少了一个

聂华苓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她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和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哪，你看。”她抖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份证来，“这上面都写着的，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光亮细碎的发鬈，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唉！我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么好意思？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我——我直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讨乞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只听得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洗衣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子？”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

    砰的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选一，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地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聚宴

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逃跑

铁凝

    二十多年前，老宋从北部山区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剧团。

    老宋在团里的任务是传达、收发，兼烧开水锅炉。每天，锅炉不仅定时定点烧开，温度也绝对可靠。那时，老宋还会站在当院，亮起大嗓喊几声：“老师们，水开了！”老宋将全团干部演员职工家属统称为老师。演员听了高兴，领导和职工家属也不会挑礼。

    老宋并不是一个喜爱喧闹的人，他的语言似是很金贵的，不像他的两条腿那样勤快。每天，他按时出入各个办公室分发报纸、杂志、信件。他步履轻捷，悄无声息，把报纸、杂志分送给该送的人，从未出过差错。除了分内的事，分外的事也没少做。

    团里唱小生的老夏是老宋的好友。他只向老夏说一些家事。他那嫁了人的闺女，嫁的是一个更穷的地方的懒人。前几年那人忽然扔下老宋的闺女和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不知去了哪里。闺女的日子很难，处处得老宋接济。

    光阴像箭一样。

    老夏要退了，老宋也更老了。他走路不再是快步，有点拖着腿的样子。当他走过来，人还没到眼前，你就能听见鞋底蹭着地面的嚓嚓声。他的记性也差了，有时候会把张三的信送到李四的办公室去。但剧团没有辞退他。

    直到有一天，老宋的腿不争气地真出了大毛病。从前老夏替老宋瞒着，现在是瞒不过去了。老夏用自行车驮着老宋去了医院，医生为老宋检查后说尽快手术吧，保腿要紧。老宋问手术得多少钱，医生说，一万五左右。老宋对老夏说，咱们回去吧。他全部的积蓄连一百五十元也不到。

    老夏走家串户，挨门敛钱，共筹集到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元人民币。为此，他专门找到现任团长一道去给老宋送钱。一来显得郑重，二来也算有个旁证。

    老宋一夜没睡，他数了一夜钱。他一张一张地抚摩，一张一张地在灯下照，一张一张地把鼻子凑上去闻。一些新钱嘎巴嘎巴响得很脆，一些旧钱散发着微微辛辣的油泥味儿，或者黏黏的霉潮气。即便一张两块钱的旧票，压在掌上也是沉甸甸的。

    老宋数完钱就开始想心事，他想，难道他的腿真有病吗？难道他真的要把刚刚数过的这些都扔给医院吗？想着想着，他决心不再相信这条腿是条病腿。为证实自己的见解，单用那病肿的左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他竟然站住了。他又做了几下其它动作，居然也做出了。接着他想起演员，练功时做出的高难动作，他依次模仿起来。直到稀里哗啦摔在地上，一个形容才确凿地来到他的脑海：这哪儿还是一条腿啊，分明是一条烂冬瓜。

    传达室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老宋就从这个剧团和这个城市消失了。

    老夏终于气愤起来，团里的老师们也气愤起来。他们那一片爱心呢？他们的钱是血汗钱！尤其让老夏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纷纷在他面前发些抱怨，好像是老夏骗了大伙儿的钱，并且协助了老宋的逃跑。

    老夏想起当年老宋来团是靠了一个住在本市的亲戚的介绍。找到那亲戚后，那人说，老宋回老家第二天就去把腿锯了，两千不到。剩下一万多又有什么不好？又是穷闺女，又是穷外孙。老夏愤怒难平，疑惑难平。

    不久，团里有人从北部山区演出回来，告诉老夏说在一个旅游景点看见老宋了，老宋坐在一个小铁皮房里卖胶卷。老夏决心去亲眼目睹那逃逸的老宋之现状，让他尴尬、难堪和愧疚。

    他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小铁皮屋子旁边，老宋拄着双拐，左腿那儿空着。老夏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一时竟想不好到底该不该去和老宋打招呼。

    老宋也看见了老夏，顿时木呆呆地愣在那里。突然间，老宋撒腿便跑，他那尚是健康的右腿拖动着全身，拖动着双拐奋力向前；他佝偻着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他跳跃着直奔一条山间小路而去，眨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有删改）

生活的艺术

夏丐尊

    新近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友弘一和尚聚居了好几日。和尚未出家时，曾是国家艺术界的先辈，披剃以后，专心念佛，不消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的。可是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却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

    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开战，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褡于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云水堂中住著四五十个游方僧。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见了我微笑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

    “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罢。”我说。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

    他又和我说了些轮船统舱中茶房怎样待他和善，在此地挂褡怎样舒服等等的话。

    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初说再看机会，及我坚请，他也就欣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很破旧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很破的席子大师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那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中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菔、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馔，大师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菜菔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且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话。“那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罢！”“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也就无法反对了。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很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菜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莱菔白菜时那种愉悦的光景，我想：菜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咯，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利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

    与和尚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著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怃然！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