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高于知识

    ①网络时代到来以后，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常听到有人讲，现在中国人的国学修养如何如何差，不会作诗，不会写字等等。保卫汉字、保卫中国文化的说辞也时有出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

    ②社会生活有一则铁律：由繁向简。由繁向简中又包含一个核心元素，凡事功能至上，审美要求是在满足功能后衍生出来的。白话文普遍流行后，中国人使用文言的水平一落千丈，单就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言，白话的短处是一望而知的，但何以白话打败文言？道理很简单，由繁向简。简则文化不易垄断，不易只成为少数人的事，这与公平和正义相关。另外，现代社会到来，科学交流中，比如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白话比文言便捷，便捷的东西才能普及。人是趋利避害的，有些选择看似偶然，比如胡适提倡白话，其实他的提倡只是适时顺应了人天性中的某种追求，不然声音再大，也不会有回声。

    ③严格讲，今天已很少有人会用毛笔写字。单以审美论，毛笔一定高过硬笔，硬笔高过电脑。但何以毛笔会衰落？答案也非常简单，毛笔麻烦，难学，又没有效率，使用还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比如温度，在冬天旅行中使用毛笔很不方便。毛笔先被钢笔取代，而现在则是无笔的电脑时代了。任何事物，当实用功能可以完全被取代后，它原有的地位一定是下降的，它必然会成为专门技艺，比如今天提倡写毛笔字，提倡书法，其实是在提倡一种专门技艺，而专门技艺没有普遍性。

    ④中国古书，由简牍向雕版发展，也是由繁向简。   因为工业时代，手工一定是专门技艺，没有普及的意义了。

    ⑤网络时代，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牢记，如果单纯的知识不能作为创新的基础，则这种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创新是一切知识意义的最后结局 ， 如果不能创新，则知识就是一个单纯的储备和保存问题了，而储备保存，人永远比不过电脑。一般说来，在网络时代，单纯知识的地位是下降的，创新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⑥今天，我们获得一般准确稳定知识的方式已极为便捷，一部手机在手，则人人无所不知了。那么人是不是不需再学习？当然不是，人们更需要学习，不过这种学习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知识与修养的关系。中国旧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它主要指的不是储备了多少知识，而是能不能把知识升华到精神层面。网络时代，如果知识不向精神层面升华，或者我们学习知识而不追求修养，则一切知识的意义也就显示不出来。

    ⑦今后，网络时代的读书可能会成为一种专门的修身方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知识带给我们的快乐从而达到精神的满足。网络时代，那种单纯考查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记忆再好，也只是一种奇特现象，令人尊敬，但不足以让人崇敬了，因为这种单纯的记忆有了更便捷的替代品，而个人修养才是获取知识后达到的别一重境界，这是机器不可能替代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无比独特丰富。

    ⑧因而，网络时代，我们追求知识的目标主要在于显示个人修养 ， 读书更多时候是专门陶冶情操的方式，这时候有电脑，但我们也还是要捧起书本来，因为这样才有仪式感。电脑时代，单纯炫耀知识的时代已经远去，考验修养的时代到来了。

    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何谓“道统”与“治统”?简单来说，前者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思想传统。后者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的传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几千年里基本上“天下所极重”。儒家思想自有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强大到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深厚的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艰辛的却很少。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与中国境遇相似，但它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向现代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I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的丧钟，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终结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摘编自叶帆《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