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李白诗的语言弹性，他的修辞、句式和篇章组织的生命感，都是与渗透于其间的诗性直觉和用典密不可分的。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氏直觉的再生性处理。钟嵘《诗品·总论》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的用事即用典，直寻即直觉。但钟氏的话带有片面性，好诗是不废直觉，在不少场合也不忌用典的。关键在于如何用。直觉的文化密度较疏，用典的文化密度较密，诗中的文化疏密度应该得宜。更重要的是，直觉须具精神深度，直逼事物本原；用典须能点化，化出文化真趣。

    李白为诗，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神韵，因此直觉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以山水为友，总能以一种不隔、不俗的心情体验山光水色，常常凭着瞬间的直觉，把带着自然露珠的新鲜意象采入诗中。他这样写《对雨》：“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他这样写《晓晴》：“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水纹不起，你何必发愁？风线难牵，你岂能感到它重？这些不可言喻的感觉，都是把风线水纹牵系着自己感觉神经所致。雨后初晴，清池积雨而满，绿树淋湿而低垂，但是迎着晓光已是鱼跃莺吟的生命欢快，诗人已经以直觉切入自然界的生命节奏之中了。他这样写郊外：“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他这样写县府衙门：“山鸟下厅事，檐花落酒中。”（《赠崔秋浦》）在郊外，他体验到青牛趋暖、白鹤栖高的情趣，直觉到大自然饶有意味的沉默。在县府衙门，他体验到无为而治的县令公事清闲和诗酒兴浓，竟然与花鸟同乐了。由于他以直觉拾取清新的意象，有些诗行几乎语语珠玑，带有自然的光润性。

    直觉的魅力，在于它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还原出诗的天然本性和天真情调。面对这种天然纯真，人们当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思无邪”。也就是说，直觉的本质在于真，它卸去了某些文化化妆。如《越女词》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采莲女笑入荷花去，是一幅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何等鲜丽的画面。她竟然会“佯羞”，但人们不会因其“佯”而觉得在作假，反而觉得她胸无城府，脱口而出，天真无邪。作诗作到这个份上，也可谓化境矣。

（摘自杨义《直觉的魅力与流水用典》）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英国都市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立法，从而逐渐承认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福利，把劳工阶层接纳为城市共同体面的一分子。

    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子，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自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从简陋的石器到高精尖仪器，从茹毛饮血到各式精致菜肴，从原始粗糙的石洞到豪华的别墅，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大能力当让天地惊叹畏惧。最初的人类，食物和住所没有稳定的保障，面对经常的频繁迁移，天然住所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洞穴、树木都是躲避天敌的良居。当满足了吃穿这些身体基本需求之后，人类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舒适的栖息环境。于是，农耕取代了狩猎，天然的洞穴变成了巧手搭建的房屋。随着建筑技术不断更新，人们开始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建造房屋。从木石合用的点式建筑，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寺庙建筑群。到了现代，房屋建造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人工材料取代了天然建材，结构更加稳固，外观愈加独特美观。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人类为自身驾驭自然的能力信心满满时，生态的反作用力也开始困扰我们。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建构在亚当·斯密“利润最大化、产量最大化”的理论基石之上，而对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所失虑。高发展带来的是高消耗、高污染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如果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破坏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系统而导致区域性的文明衰败，那么工业文明、城市化进程破坏的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大面积与大规模的建筑消耗了大量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文明在经过数十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正在面对“拐点”到来的可能。

    除了高楼，我们还能住在哪里？低碳，正成为解救地球危机的一把重要钥匙。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低碳重构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几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宣扬了“和谐城市”的理念，以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实，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住宅，似乎也可以与和谐的城市理念遥相呼应。成本低廉、环保节能的草屋，冬暖夏凉的窑洞，结构简单、远离喧嚣的穴居，默然回归自然的极地冰屋，像鸟儿一样搭建的树屋，就连海上货运划时代的产物——集装箱也可以变身循环经济住房……这些并不是哗众取宠或所谓的行为艺术，它们能与钢筋水泥建筑物并存，体现了一种对文明的尊重态度，是人类善待地球的最亲近方式，一种认知抑或精神上的享受。

    在这样的房屋面前，我们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并对自然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并善待自然，维护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住房的回归、维持与创新，迈出的是一小步，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却是一大步。

（摘编自贾欣、孟睿《除了高楼，人类还能住在哪儿》，略有改动）

    很多人把2016年视为火星移民探索的启程之年。2016年8月23日，中国国防科工委“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正式启动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宣布将于2020年让探测器登陆火星。9月28日，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墨西哥召开的第6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推出了用于人类火星移民的“星际运输系统”，并做了“让人类变成多星球物种”的主题演讲。10月11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CNN网站发表文章称：“为了翻开美国太空探索的新篇章，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把人类送上火星。”

    人类探索宇宙，总是与其自身的危机有关。美国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斯蒂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基因病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至外星文明的入侵，这些都是地球的可能终局。在人类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死在地球上，等待灭绝；另一条是离开摇篮，移民其他星球。而火星与地球的诸多相似性，无疑是移民的最佳选择。然而探索和移民外星绝非易事。人类作为在地球上生活的哺乳动物，想要进行星际旅行或是在外星生活，必须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险。在1969年第一次踏足月球之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很快陷入了停滞，其中在太空中宇航员的健康问题可能正是原因之一。

    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了人体在太空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在从地球前往火星的大约半年的旅行中，宇航员会处于失重状态，在火星的表面，宇航员所体验到的重力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适应火星重力对于人类来说绝非易事。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宇航员们每次只能在太空环境中工作6个月，这主要也是出于对健康的考虑。调查显示，女性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18个月，男性工作24个月，所受到的宇宙射线的辐射总剂量就会超过其一生可接受的限度。在太空中旅行，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人体极大程度地暴露在宇宙辐射之中。这种来自宇宙中的高能量原子碎片极难抵御，它们可以穿透层层防护，伤害到人的细胞和DNA。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宇宙射线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大脑损伤，包括老年痴呆、失忆、焦虑、抑郁，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但是无论如何，为了生存，人类必须离开地球。在20亿年以内，即使人类没有自我毁灭或是遭遇地球周期性的物种灭绝，太阳燃烧状态的变化也将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太阳在最终熄灭之前，会逐渐发亮、膨胀，直至膨胀到地球轨道。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人类必须逃离太阳系，或许那时失去了故乡的人类只能生活在茫茫的太空之中。

（取材于苗千的相关文章）

    如果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与中华价值观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价值观特别强调义务先于权利。换言之，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则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根本特色。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盛行，形成了一种个人本位的社会，其弊甚多，而中国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他说：“人生必有与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处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头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而以对方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伦理特别强调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以义务为基本取向的德行不强调张扬个人权利，而主张努力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种义务取向特别表现为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看来，西方是个人本位，强调以自己为主；中国则是义务为主，强调尊重对方，“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存发展权利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当然也为社会价值观念所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价值，或社会价值观仅仅为个人权利提供支持。在价值和伦理问题上，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观甚至是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权利话语往往联系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权利优先态度，其基本立场是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权利优先于集体目标和社会共善。在这样的立场上，个人的义务、责任、美德都很难建立起来。个人权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促进个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