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而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①谈到美学，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古老而朴素的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一次，我乘地铁上班，在地铁上看到一位小姑娘手中拿着一叠复习资料，口中念念有词：朱光潜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高尔基说，美是主观的；蔡仪说，美是客观的；李泽厚说，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我听着就着急，如此学美学可不行。因为，我能预见其学习的结果：此后她再也不会学美学了。把美学搞得这么无趣，成了干巴巴的几条见解，谁见了也会躲。有人说，美学过时了。__________美学真的就只是如此，__________应该过时。

    ②但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的讨论，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思考吗？我觉得还是会的。看到一朵花，你觉得美。这是花美呢，还是由于人觉得美才美呢？这个问题就在那里，不管你是否承认。

    ③主张“美在客观”的人，会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美，有同观也。见到花，人人都觉得美。觉得它不美的人，是这个人自身的问题：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他今天情绪不好，这两种情况都不影响花本身仍是美的。见，或者不见，美就在那里。但是，在同一类的事物中，谁美或者谁更美呢？客观论者认为，是它在这类事物中客观上存在的典型性，而不是欣赏者对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这朵花比那朵花更美，不是由于欣赏者喜欢，而是由于这朵花长得更“典型”，这里的“典型”可能会被理解成更完美，长得更饱满，如此等等，总之，美的原因在花一边，而不是在人一边。美，由于对象，而不由于欣赏主体。

    ④主张“美在主观”的人，会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花美不美，在于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再美的花，没有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也不能成其为美。这里有着一些复杂的情况。有人说美在趣味：趣味的形成依赖于修养，修养决定了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因素仍是存在的。美的对象有客观性上的规定性，有色彩、形状、整齐、对称，如此等等的特性，只是欣赏者的趣味成为这种对象美不美的最终选择。另有人说美在态度：这时客观因素更少或几乎不存在。同样的对象，可以是美的，可以说不美，完全在于人对它的态度如何。高兴时就山欢水笑，不高兴时愁云惨月，物皆着“我”之色彩。面对一片大雾，你可以感到烦闷怨恨，也可以悟出诗意，看到事物的朦胧美。一念之别，万象殊异。

    ⑤主客观的困惑，引导着美学向前行。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了一种超越主客观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用“经验”来超越主客二分。人与外在环境相遇，于是就产生了经验。经验是第一性的，不分主体与客体。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对经验的反思和认知，区分出自我与对象。因此，主客二分的做法，是一种错觉。主体与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人与世界的第一性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的环境，人又是环境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又互为环境。

    ⑥将杜威的二分法运用到美学上，怎样将审美统一起来呢？比如，对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高山峡谷、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欣赏道路桥梁、绿草黄花、牛羊成群、一只节奏优美的城市天际线，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美，有的不是人的活动结果，有的是人的活动产物。我们该如何审美呢？荒野的美，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人要逃避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城市以及其他一些经过人的改造的对象，也不是人从欣赏自身的力量，而是这些对象的形式意义和展现出来的生活样态。人的审美，绝不是在自然中找人的踪迹，也不是在自然中找不到人的踪迹。正好相反，自然成为美的原因，要从两个对立结论之外寻找。

    ⑦说起美学，往往见仁见智。因此，这一争论要向前行，要升级，避免意气，走向思考，让这种争论引导美学前进。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谓词外之情即言外之意，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诗的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诗中的言词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的语言的这一特征：“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对好友的回忆。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中国古典诗中有以单个的语词为象征的，例如以松柏象征坚贞；也有以全诗为象征的，例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就是以丹橘及其经冬不谢的具体形象，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从而使读者理解诗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共同的传统背景，生活于一个古今一体的“共同体”中，所以即使是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使古人张九龄的个体性的东西得到今人的理解和同情。张九龄的《感遇》可以说全诗都是用象征性语言暗示更深远的意境或情意。又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全诗写的是实情实景，然而这些富有象征性和暗喻性的语言却指向个没有说出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让读者能心领神会，恍若身历其境。

    中国古典诗中有不少描写景物注重形似的好诗，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更加崇尚画意与深远的境界相结合的诗，崇尚有神韵的诗，而不是崇尚单纯形似的诗。王维的《终南别业》诗中有画，而又在画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悠然、空寂的境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表面上是一首描写田园山水的单纯写景的诗，但仅仅这样来看待这首诗，则显然未能真正领略其诗意。这几句诗在描写“人境”的现实田园景物时，却隐蔽着语言文字所未说出的超现实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正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摘编自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这几种语言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文学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要把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别开来还比较容易；然而，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思想”与“情感”或“感觉”之间的不同，还是不够的。文学必定包含思想，而感情的语言也决非文学所仅有，这只要听听一对情人的谈话或一场普通的吵嘴就可以明白。尽管如此，理想的科学语言仍纯然是“直指式的”：它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语言符号完全是人为的，因此一种符号可以被相当的另一种符号代替；语言符号又是简洁明了的，即不假思索就可以告诉我们它所指称的对象。

    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读者的想法。文学和科学的语言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即文学语言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人们发明出各种文学技巧来突出强调这一点，如格律、头韵和声音模式等。

    与科学语言不同的这些特点，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又有不同程度之分，例如声音模式在小说中就不如在某些抒情诗中那么重要，抒情诗有时就因此难以完全翻译出来。在一部“客观的小说”中，作者的态度可能已经伪装起来或者几乎隐藏不见了，因此表现情意的因素将远比在“表现自我的抒情诗”中少。语言的实用成分在“纯”诗中显得无足轻重，而在一部有目的的小说、一首讽刺，诗或一首教谕诗里，则可能占有很大的比重。再者，语言的理智化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哲理诗和教谕诗以及问题小说中的语言，至少有时就与语言的科学用法很接近。文学语言深深地植狠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

    日常用语也有表现情意的作用，不过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不等：可以是官方的一份平淡无奇的公告，也可以是情急而发的激动言辞。虽然日常语言有时也用来获致近似于科学语言的那种精确性，但它有许许多多地方还是非理性的，带有历史性语言的种种语境变化。日常用语仅仅在有的时候注意到符号本身。在名称和动作的语音象征中，或者在双关语中，确实表现出对符号本身的注意。毋庸置疑，日常语言往往极其着意于达到某种目的，即要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态度。但是仅把日常语言局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是错误的。一个孩子说了半天的话，可以不要一个听众；一个成年人也会跟别人几乎毫无意义地闲聊。这些都说明语言有许多用场，不必硬性地限于交流，或者至少不是主要地用于交流。

（摘自[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数字传媒的技术审美性

    ①现代社会的审美领域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拓宽，科技产品也出现日益审美化的趋势，“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已经把“技术”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知道，科学与艺术本是人生的两极境界，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而今，这种目标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接近抑或融合起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科技以其穿越时空、启迪想象的发明创造，将科学与诗、精密的数学与鲜活的艺术融为一体，创造了丰富的颇具审美感的产品，生动地体现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的融合和互动，让技术的艺术化成为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化新表征。这似乎印证了法国作家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

    ②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机器自动写小说、作诗、作曲、作画等程序软件的广泛应用，充分展示了信息科技强大的艺术功能，多媒体、超文本的便捷操作，大大提升了数字技术的审美水平。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数字影视、数码摄影、手机视频以及层出不穷的移动多媒体终端的广泛使用，让数字技术工具及其内容承载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动写照，其所创造的艺术新形态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世界。现代可视化技术将数码计算、胶片处理、视屏影像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领域，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世界（如宇宙星云分布）或超微观世界（如DNA的双螺旋结构），甚至一些非感性的科学法则等，都实现可视化处理。中国古代诗论家所推崇的那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诗意胜境，被营造得切切诱人。原本抽象的法则规律和无涉情感的技术工具，借助新技术自身的优势，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鲜活多变的融视觉、听觉乃至触觉体验于一体的想象性诗意空间，释放出了无比丰富的感性魅力，蕴含着艺术审美的诗意，它们在带给我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更新奇的审美享受。有研究者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数字传媒技术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性改变了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祛魅”方式。电脑的“无所不能”和网络传播的“无远弗届”，已经把最便捷的“祛魅”工具交给了普通网民。键盘、鼠标的“屏幕叙事”让“咫尺天涯”凝聚为“瞬间永恒”，只需“挫万物于光标之处”，便能“得精彩于眉睫之前”。人类曾认为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

    ④不过，此时还应该看到，“技术的艺术化”或“艺术的技术性”留给我们的并非都是赏心悦目的诗意享受。“高科技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在揭穿迷信、打破神话、终止愚昧的同时，也可能熄灭留存于人们心中的那盏诗意幻想的油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的降生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光纤通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确实方便快捷，却又消除了昔日那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花盼郎来’‘望尽天涯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脸红耳热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竹杖芒鞋、屐齿苍苔的舒徐和随意。”

    ⑤新媒体技术的艺术审美性给既定的艺术范式造成了影响。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动漫游戏等，长于采用图文语像汇流的多媒体样式创造出“通感”化的艺术形式。于是，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读”，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新媒体审美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范式。昔日的“物理艺术”变成了融图像、文字、视频、音频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它们音画两全、界面旋转、声情并茂、图文并显，完全相异于传统的艺术却能相容于现代技术。覆盖星球的联网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手机等各种电子接收终端，它们的工艺设计、精致程序和强大功能本身就是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网页上排列的菜单和指令，各类链接、选择标记、期待点击的变色字符等等，无不蕴藏着恒河沙数般的作品存量和无以穷尽的信息奥妙，足以让欣赏者观古今之悠远、通四海之浩瀚，这不就是审美的境界么！而在艺术审美观念上，数字传媒技术也从多个方面改写了传统艺术审美的逻辑原点。例如，现代技术审美奉行“自娱以娱人”的功能模式，坚守的是“娱乐至上”的文化理念，用草根性视听快感实现消费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从审美主体性上看，新媒体把创作主体的身份从“作家”转换为“写手”，从“艺术家”变成技术“操盘手”，把“人人都可当作家”的梦想变成网络现实，这便是数字传媒特殊性规制的技术审美性的必然结果。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 “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 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连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騁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倡议。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