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节选自《林黛玉进贾府》）

乙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节选自《祝福》）

白云人家

夏阳

    老刀和老马，我挺好的一对朋友，合伙开了家公司，不到一年，就散伙了。

    朋友做成这样，真没劲，老马太操蛋了。老刀丢下这句话，怒气冲冲地走了。去哪儿？上白云山种植药材。白云山，云海苍茫，是方圆数百里海拔最高的一座山。

    老刀刚去的那阵子，一天好几个电话打下来：山上太无聊了，要不是看在几个钱的份上，老子早下山了。

    即便如此，这家伙还是隔三差五地躺在我家里，吃饱喝足后，霸在电脑前。

    后来，老刀就来得少了，偶尔下山进城，也是采购一些药材种子，来去匆忙。不仅人来得少，电话也少，十天半个月无音讯。

    我最后一次接到老刀的电话，是两年后的事。那天，老刀告诉我，不想种药材了。是挺来钱的，但开公司欠下的债还清了，不想种了。所以，手机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挂了电话后，我愣了好一会儿：这家伙怎么了？赚钱的买卖不做，手机也不用，在山上成仙了？

    又过了半年，待到满山泻翠时，我收到老刀的一封信。信在路上走了足足半个月。老刀在信里热情地邀请我上山住几天，还画了一张草图，孩子气十足地写道：不识老刀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我哭笑不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带着满肚子的好奇进山了。

    按照老刀草图的指引，我那辆心爱的路虎越野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吭哧了半天，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白云山脚下的一个林场场部。把车寄存后，林场的干部递给我一根木棍，指了指一条悬在头顶的羊肠小道，说：走到头，便是老刀的家。

    老刀的家——山的腰际，白云深处。

    我拄着木棍，胆战心惊，在深山老林里蜗牛一样连滚带爬。四野万籁俱寂，一条小路，绳一般抛向浓荫蔽日的原始森林深处，弯弯绕绕，走了七八公里，一拐弯，眼前突然变得开阔：云朵在脚下快速地流动，云海雾浪下，群山峻岭、城镇村庄、阡陌田野、河流树林，像摆在一个棋盘上一样一览无余。浩阔的地貌让人平静，我的心陡然升起一片清凉。久居城市的我，面对这样一方突然冒出来的世外桃源，如痴如醉。

    老刀站在几间瓦房前笑吟吟地看着我。

    晚上，老刀隆重地烧了几道菜：小鸡炖蘑菇、山笋红焖兔子肉、清炒野菜、凉拌木耳，奇香无比。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群鸟吵醒。一群鸟的嫩嗓子，唤醒了整座白云山。四周影影绰绰，牛奶一样的雾霭在指间流动。空气雨后般清新湿润，我伸了伸懒腰，贪婪地做着深呼吸。

    一碗鲜甜的地瓜粥，一碟爽口的咸萝卜。早餐后，我们隔桌对坐，喝着绿茶聊天。我问老刀，干吗不种药材——不是挺来钱的吗？

    老刀说，这里的气候和土壤特殊，种植的药材，几乎接近于野生的品种，来钱确实挺快的。但你看我现在还需要钱吗？喝的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自产的？

    我心有不甘地说，你这样远离尘世，会远离很多快乐，容易被时代抛弃的。

    老刀挥了挥手，说，抛弃什么？无非是互联网上那些流水线作业的八卦新闻——谁打记者了，谁当总统了，哪个球队输了或者赢了，股票涨了或者跌了。其实想想，那都是傻瓜式的快乐，挺没劲的。我这里完全不插电，没有任何电器设备。但你看看，满天星空比不过城市的霓虹灯？飞禽走兽的啼叫比不过歌星声嘶力竭的吼唱？书上的唐诗宋词比不过电视连续剧里幼稚的缠绵？每天午后一场雨，一年四季盖被子，比不过城市里密密麻麻的空调？出门靠脚走路，双手勤耕细作，比不过打的去健身房跑步？

    我得意地说，哼哼，你这里没有冰箱。

    老刀笑了。拉着我转到屋后，从一口幽深的井里往上拽起一个竹篮。湿淋淋的竹篮里，两瓶红酒和一个西瓜，丝丝地直冒凉气。老刀说，不好意思，这是我们中午享用的。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几天的接触里，我发现老刀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抽烟，偶尔喝点酒，养一条狗几只鸡，种半亩稻田半亩瓜菜。每天早睡早起，晨时，携清风白云荷锄而出，晚霞烧天时，坐在家门口喝茶读书看脚下的行云流水。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俗人，所以还得下山。老刀一直把我送到山脚的林场场部。临别，塞给我五万块钱，叮嘱道，仔细想想，当年公司倒闭的事儿，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人家老马。这点钱，算是我赔给他的。另外，我在这里种植药材赚钱的事儿，一定要替我保密，市侩之徒来多了，会污染这里的空气。说到这里，老刀有些忧心忡忡了。

    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摘自《小小说选刊》）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你有多重要

孙道荣

    汽车进入了山区，山路崎岖不平，颠得人五脏六腑都翻腾出来。车上只有十几个乘客，坐在后几排的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都挪到了前排。

    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整个人完全处在心灰意懒中，连续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自己是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此行，他想回老家看看父母，年迈的双亲培养出他这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他决定在了断自己之前，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

    汽车颠簸着前进，乘客都昏昏欲睡。他也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突然，在一阵剧烈的撞击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

    所有的乘客，都被惊醒了，有人头撞在了前排椅子扶手上，有人被震碎的窗玻璃割伤，有人被抛出了座位，躺在后排的他，也被高高地弹起，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出车祸了！

    车厢里，立即爆发出一片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混乱之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撞伤，但看来都无大碍。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探头窗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看，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悬在路边的半空中，晃晃悠悠，而下面，是一个峡谷！大家这才发现，车头车尾不在一个水平面！车头向下，尾巴翘起。车内再次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混乱之中，倾斜的汽车剧烈地摇晃，随时都可能坠落。

    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开着，他轻轻移到窗前，看看外面。还好，还有近半个车身挂在路牙上，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了，安全了。

    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可是，因为他的移动，车厢猛烈地颤动了一下。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跳下去，整个汽车可能因为重心失衡而坠落。前面的乘客发出惊呼：你不能跳，不然我们可就都完了！

    是的，他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那将置一车人于死地。可是，如果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坠落，那自己将与大家同归于尽。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就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死法。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冷静地判断了一下形势。中学时，他的物理成绩就很好，他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车头和车尾重量的稍稍改变，都可能使平衡打破，而致车毁人亡。其他乘客都在汽车的前半部分，车尾只有他一人，他是这个平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这么重要过！

    现在，唯一可行的自救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个平衡，让前面的乘客，慢慢往后移，再从窗户逃出险境。

    他对大家说，我不动，你们一个一个从前面挪过来。千万不能挤，不要慌张，一个一个来！

    在他的指挥下，离他最近的一位乘客，一点一点，向车尾爬过来。汽车轻轻摇晃着，每一次抖动，都揪着大家的心。

    第一位乘客，成功地移到他身边，从窗户跳了出去。又一位乘客，爬了过来。十几位乘客都获救了。受伤的司机，也从驾驶室爬了出来。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汽车晃了晃，没有坠落。

    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客车，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欣慰。等大家定下神来，才想起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小伙子。如果没有他的沉着和勇敢，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不堪的后果。大家四处找他，要向他表达谢意，却没有找到。

    他已经悄悄走了。他的家就在离此地只有几公里的山坳里，上中学时，为了省路费，他就常常一个人从这条山路步行回家。十年前，也是从这条山路，他走出了大山，他是他们山寨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曾经令多少人为之自豪啊。而眼前的挫败，相比以前，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他也终于明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重要，即使是一粒微尘。

    落日的余晖洒满山林。他拐进一条小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家。归巢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从头顶掠过。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战争打得很苦，一个连的兵力被吞噬。敌人的炮火还在猛攻，连长放下望远镜，掏出烟，指指身后的山崖，对身边的丁二娃说，看到了吧，那有一线天，不怕死就从那攀上去，或许有救；还有就是做假投降，等敌人上来和他们同归于尽。

    丁二娃想了想，说，听你的连长，我这命，活着是你的，死了是阎王的。

    连长拍着丁二娃的肩说，好小子，下辈子若带兵，我还带你。

    丁二娃嘿嘿地笑，黑一块白一块的脸，到处是憨相。

    鬼子的又一轮冲锋开始了。连长把十几颗手榴弹依次捆在内衣里。连长瘦，穿上衣服和没捆一个样。

    丁二娃也想像连长那样往腰间捆，可是办不到，没有了，他除了有七颗子弹，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这让他很沮丧，有一身的力气没处使，只等着送死。

    连长捆好手榴弹，他回过头对丁二娃说，娃子，你上一线天吧，全国解放那天，你给我立个碑，也好在人世留个念想儿。丁二娃听了连长的话，打了个立正，连长，丁二娃誓死陪你战斗到底！

    鬼子越来越近了，前一排已经直起了腰身。

    二娃，把前边那个军官干掉。连长说。二娃躲在树后，只一抬手，那个军官应声倒下。二娃退下来，跑向南边的阵地，还是手起枪落，又一个鬼子应声倒下。

    鬼子开始小心了，他们由站着迫近改为匍匐前进，而二娃的子弹也快用完了。

    二娃只有在死去的战友身上寻找武器，正翻着，就听连长哼了一声，之后倒在了他的脚下。二娃看到，一颗子弹，正中连长的眉心，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姐姐的眉心点上个小红点。

    妈的小日本！二娃向着鬼子的队伍甩了两枪，可是子弹太贵重了，就剩三颗了，由不得他浪费。他勉强在一战友身下翻出一颗手榴弹，迅速抛了出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二娃突然改了主意，何不趁机逃跑，逃跑可比和敌人同归于尽更有赚头。二娃看一眼连长说，连长，反正你也死了，我就不跟你去了，我会给你报仇的！他把刚才对连长的许诺忘个一干二净。

    二娃双手遮住嘴巴对着鬼子喊，别开枪，我们投降！

    二娃又喊，我们身上都捆着手榴弹，你们若开枪，就连你们一起炸飞喽。

    鬼子真就没有开枪，但也没有向前半步，二娃趁机把连长抱起放在战壕沿上，只露出上半身，两边用战友的尸体支撑着。连长的头一直傲立着，不偏也不倒，两眼怒目圆睁，身旁的战友也簇拥着他，如同抬一部轿子，去和小日本算账。阵地静了下来，小鬼子在一步步靠近，而这会儿的二娃，已经不在连长的身边了，他凭着一身好功夫，两腿蹬住崖壁，双手倒换着，一点一点攀上一米宽、二十几米高的一线天。

    几乎是一眨眼的光景，鬼子上来了，他们战战兢兢、层层叠叠围住了连长，判断他是否还活着，就在他们举棋不定，想上前试试连长还有没有气息时，不知从什么方向，射来三枪，一枪打死鬼子为首的军官，一枪打翻了想试连长是否还活着的那个士兵，而第三枪则打在连长腰间那捆手榴弹上。

    顿时，数声爆炸，火光冲天，一朵朵红磨菇瞬间绽放，染红了半个阵地。

（有删改）

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妖精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走不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受不了了，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