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功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功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需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的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地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 ，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2013年第9期《悦读》，有删节）

    西汉和东汉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4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中国的人口，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到西汉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 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

    在当时人看来，两汉实际上只是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 因为对光武讲，其后各帝均为同辈和晚辈。光武更将篡权吕后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

    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 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各种统治办法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东汉则在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由于立法不能展开，因而也没有创制机会。君权 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 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与章帝刘坦的重申儒家宗旨。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 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学习语言文字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要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依靠它来学习、掌握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人类之生存之目的别有所在；换言之，即教育之目的亦别有所在，而语文不过为便利达此目的之工具。”（穆济波）。如果这个工具不是最便利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制约着整个教育目的的实现。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书面语言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成员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其他知识技能的基本工具，原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被某一特定群体所垄断的文言文无法日益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日益扩大使用范围的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其优越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

    文言文这个交际工具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人们因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区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际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能够克服因地域的差异、方言的差异等造成的不便利因素，从而成为超地域、超方言的语言体系，成为一个相对有效的交际工具，“古时代的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分歧的现象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以之作为全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工具，各地区的人民只要掌握了方块汉字，就能在它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彼此互相了解，进行交际。”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的特点，使文言文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用它作为交际工具，自然是非常不便利的。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所以要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特意去学习并深入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机会，而多数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掌握书面语言这个工具，才能满足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学习并掌握这个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语言时，必然选择最容易操作、最实用的，就好像挑选一种工具一样。同时还应该看到，要使人人都学习掌握语言文字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的。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规律来看，也要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容易学习掌握的，否则所消耗的人、财、物力会更多。

    另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教学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思想、新科技的传入，新的事物和内容需要新形态的词汇和文体进行表述，而要在文言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文体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必须用新的名词和新的文体。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都必须是建立在语言结构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是由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使原来语言系统中产生新的语言成分，这些新的语言成分的进入促使语言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内部矛盾，正是这内部矛盾促使原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节选自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

    生态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它的生命性。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讲，美在生命。这里有个问题提出来了，这里的生命是指什么的生命？美学中所讲的生命，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生命只能是人的生命，自然本无所谓美，自然美是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移给自然物所致，欣赏自然美本质上是欣赏人自己的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生命不只是指人的生命，也指自然界的生命，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生命的，因此整个自然界是充满美的。这种观点属于泛生命论，它将生机、生命意味也看作生命，无机界虽无生命，但可以有生机、生命的意味，这种生机、生命意味也可以是美的。

    生态美学看生命，与前两种有些不同，它不从个体或物种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生命，而从生命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与生命、有机物与无机物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的诞生与消亡，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别的生命，任何无机界的变化都影响着有机界的生命。无机界本身虽不具有生命，但它是有机生命之源。生命的基本元素碳、氩、氧、氮，都属于无机物。因此，生态美学讲的生命重在生命的联系。从宏观上来看生命的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的存在是这种协调平衡的结果。一旦人为地破坏了这个协调平衡，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据说，19世纪中叶，有一位好事者从英国带了24只家兔放入澳洲一动物园，动物园失火，数只家兔窜入荒野。因无天敌，逃入草原的家兔得以大量繁殖，后竟多达40亿只，与绵羊争食，原有的澳洲草原的生态平衡打破了，草原遭致破坏。从美学上讲，平衡是种和谐，是种秩序，打破了这和谐、这秩序，生命受到影响，生态美也不存在了。

    生态的平衡性涉及到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的系统性使得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任一事物其活动都不是随机的，随机只是现象，其背后有必然。自然生态自身的平衡功能使得生命有生有灭，生生不息。应该说，合乎自然生态要求的死亡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它的死亡意味着必然有新的生命来代替它。《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重要的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命的更新。

    “生”是动态的过程，是螺旋式的发展、上升。生态美很大程度上就美在生命的更新、发展上。

    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尽管我们一再说生态美所说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自然的生命，但我们所持的立场只能是人类的，我们无法摆脱也不需摆脱人类本位的立场。不管生态对自然本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从人本位来看，生态美必然地具有宜人性。生态有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因为生态并非为人而存在。生态的宜人，也还有种种区别，有重在功利的宜人，也有重在非功利的宜人，功利又分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就对人的作用来说，有重在理性的宜人，也有重在感性的宜人。这就见出美与善的不同，美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不一定是美的。因为善的宜人不全合于美的宜人。比之善的宜人，美的宜人更具综合性，更重精神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超功利的一面。

    审美个体性是审美的重要特点。不过，人毕竟是生活在群体中的，因而审美又有群体性。群体的人是有其共同性的。各种不同的美，其群体性的强弱是不同的，情况很复杂。就生态美来说，它是群体性最强的美，这是因为，生态性最具群体性，而且具最大的群体性一全人类性。谁都知道，生态关系的绝不只是某部分人的生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摘编自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

材料一：

现实生活慌慌张张，为何还要拼命维持朋友圈里的风光？

面对每时每刻、铺天盖地的动态分享，也许有人表示倦怠，有人选择无视，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朋友圈本身成为了社交场域、展现自我的公共舞台。事实上，朋友圈不是镜子，投射的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是通过发布者的选取和加工，所构建的一种“拟态图景”。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般，精心打造朋友圈的人们会利用各种符号展现自己的形象，通过自我筛选和包装，展现多面人生中的光鲜亮丽。

其实，人生与朋友圈之间的不同，发布的人毫不掩饰，点赞的人也心知肚明。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是信息无损的杂存，朋友圈更像是信息的窗口和集合。在状况百态的旅途中，选择最能出片的姿势、放大最具意境的景观、提炼最有生命能量的感悟——精装朋友圈，正是从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亮点，留下自己最美好、最感动、最热烈、最特别的瞬间。

不仅仅是在朋友圈，千百年来，多少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毛坯现实精心打造的桃花源？居住于湖畔的梭罗，生活很是清苦，赶牛经过的人看见他的房子，就觉得这生活没法忍受，但梭罗笃定自己热爱这里：“在水流之畔定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地会在水的浮力影响下漂浮起来。”近段时间，许多游客因为欣赏李娟的文字，慕名前往阿勒泰，亲眼见一见书中所描述的罕见美景。事实上，作家在此处的生活，并非只有四野无人的轻松感和风景秀丽的愉悦感，更多的还有现实的苦难与蹉跎。李娟曾在“冬窝子”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临时搭起来的营地里，简陋的帐篷四下漏风，但她仿佛是躺在全世界最温暖舒适的床上一样，“像小鸡捂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

不论是流淌于艺术作品里的瑰丽，还是闪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绮丽，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好图景，总是给人以向往，甚至是慰藉的力量。也许毛坯是现实，但精装是愿景，作为毛坯人生的装饰存在的精装朋友圈，更多的是带来一种“愿望的投射”和“心灵的按摩”，承载着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憧憬。当然，要想实现从毛坯人生到精装人生的真正转变，单靠朋友圈里的积极“营业”、一味追求出片，还远远不够。更何况，若是沉浸于虚拟世界里的“雕琢”，与现实脱节，就很难看到真实生活里的种种风景。

说到底，朋友圈的初衷本是记录，只要真诚的表达，而非畸形的攀比炫耀，便无伤大雅。精装朋友圈固然能让人们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似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精彩、寻找意义，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五彩斑斓的诗。

——曹怡晴《人生可以“毛坯”，朋友圈必须精装？》

材料二：

继将“毛坯的生活”变成“精装朋友圈”之后，“预制朋友圈”可以被视为通过“预制”的方式，对“精装”的进一步打造。它像一条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线，拍摄、选片、p图、文案、定位、发布，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准操控。发布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更像是运营者；平台也不像是工具，而更成为人格的延伸；内容不符合物理世界的真实，却似乎更贴合自我建构的真实。

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不难理解。朋友圈越来越成为人们展示自我的“前台”，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的生活正是为前台的呈现做准备。为了扮演这样的“完美角色”，也早有媒体曝光了由此催生的产业链：有人通过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用打车软件订豪车拍照等，“制造”人设。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修饰现象。

让人反复纠结的，不仅是自我形象的建构，更有数字化影响下的社交规则和社交礼仪。究竟让渡多少隐私能既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不会显得“凡尔赛”？究竟掌握怎样的发布节奏能让自己既保持“在场”又不会“刷屏”引人反感？该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让他人接受？种种矛盾之处看似相距甚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近在咫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人划入另一个象限。这也让原本随手拍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需要细致权衡的事情、展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交艺术。如今，“预制朋友圈”似乎正中这一痛点，让人们在面对这些社交情景时能更从容、有备而来，从而重新获得些许掌控感。

有人说，何必给自己增加这种社交负担。不在意数字化社交的人，大可关闭朋友圈。但当社交媒体越来越被赋予社会化竞争的价值时，希望享受其红利的人则沉浸于朋友圈的这种包装潮流中。这里的“包装”并没有贬义，而是一种对生活切片的选取，和对社交意义的重新把握。通过放大自己的精致生活和个人成就，来装点平淡的生活，也提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辨识度。

因而，预制朋友圈与其说是对社交焦虑的妥协，不如说是在网络空间中一种主动的社交策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本身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被消解，或者说改写。正如法国哲学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的“拟像世界”的特点，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失去兴趣，却沉溺在“拟像”之中。

这种消解究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验证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预制”和“精装”，都别成为单纯追求点赞量或流量的工具人，妨碍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真实自我的认知。

——孙小婷《“预制朋友圈”火了，一种新的社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