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静里春秋

朱良志

    ①明末大收藏家卞永誉，博物通古，每评画，多有识见。他评北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认为此图“真得山静日长之意”，突出了“静”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中国艺术极力创造的静寂的意象，原是为了时间的超越，在静中体味永恒。

    ②宋代唐庚（字子西）有一首《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它描绘的是艺术家期望超越的境界。

    ③苏轼有诗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正所谓懒出户庭消永日，花开花落不知年。

    ④艺术家山静日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关于永恒的形上思考，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思考。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画面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枯槎数株，中部为一湾瘦水，对岸以粗笔钧出淡淡的山影，将人置于荒天迥地之间，去体验超越的情致。永恒感不是抽象的道、玄奥的终极之理，而是山自白云日自闲，心不为物所系，从容自在，漂流东西。云林有一诗写道：“逍遥天地一闲身，浪迹江潮七十春。惟有云林堂下月，于今曾照昔年人。”他超越乎两间，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永恒精神。

    ⑤沈周对山静日长的境界，也有很深体会，其诗云：“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他在《策杖图轴》中题诗道：“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遣世虑，泉石是安居。云白媚涯客，风清筠木虚……”沈周一生在吴中山水中徜徉，几乎足不出吴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画也产生了影响。在太湖之畔，在吴侬软语的故乡，在那软风轻轻弱柳缠绵的天地，艺术也进入了宁静的港湾，吴门画派的静，原是和他们对永恒的追求有关。

    ⑥“马蹄不到清阴寂，始觉空山白日长”，这是文徵明的题画诗。他生平对道禅哲学和儒家哲学有较深的浸染，他是一个追求静寂的人。静寂不仅和外在世界的闹剧形成对比，静寂中也可对世间事泊然无着染，保持灵魂的本真。静寂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而是深心中的平和。在深心的平和中，忘却了时间，艺术家与天地同在，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

    ⑦中国艺术有追求静净的传统。清恽南田甚至以“静净”二字来论画，他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天游，就是儒家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体，道家所说的浑然与造化为一。天游，不是俗游，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在静中“天游”，便有了永恒。将静视之为艺术之登峰极境，就在于一切外在世界“本静”“本幽”，它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他于此得永恒之生命精神。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比较

    ①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孔子小心翼翼地调和着新旧社会中的矛盾，企图在其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至上的君子，人格完善；社会在“礼”的规范下，尊卑有序，井井有条；统治者做到“克己复礼”、“仁者爱人”，遵循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定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同样生活于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之中。他从维护马其顿统治利益出发，既反对消极禁欲，也反对过度享乐，希望通过伦理道德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实现政治社会安定和谐。这就需要每个个体在其道德行为中寻求欲望、情感、理性间的和谐。因此，二人都想通过理论的建构去调节和平衡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境界。

    ②孔子思想中浸透着道德的身影，因此，孔子的幸福观里，个体一定要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人格，加强道德修养，只有具备道德才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统治者用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的政事，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亚里士多德受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也肯定德性（道德品性）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品质优良的人才能够做到公正、节制，才能为善。常人所获得的一般幸福可以通过行德来实现，依靠智德所获得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

    ③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是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生活类型。那些崇尚声名、积极活动的人以荣誉为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荣誉为幸福的观点太肤浅。他也反对以物质财富为幸福，因为它不是引起本身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被追求。“快乐、荣誉、德性比财富更有资格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因为他们都引起本身而被追求，然而他们看来也并非幸福（最高善）。”

    ④孔子认为钱财和权势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孔子坦荡承认追求物质的正当性，但他更加强调获取物质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正道和义，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幸福与物质的满足并不具有必然联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茶淡饭、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样有其乐趣。不行正道而取得的富贵，只是过眼浮云罢了。

    ⑤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将道德和幸福联系了起来，虽然过分地讲幸福与道德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将道德和幸福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二人对幸福与道德的感悟不同，但对当今社会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却有着重要的借鉴。幸福不只有道德的成分，还需要情感。这里的情感包含对幸福的渴望、热爱以及追求幸福过程中受到稳定情感的支配。幸福的元素应该包含有道德，有热情。

（《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手工是一种遗产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的需求主要是靠双手来满足的。，从生活的智慧、技术的发明直到审美理想都是由双手来体现的。由于审美进入十指，许多艺术便油然而生，无论是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还是乡野村夫手中带着泥土与青草芳香的民间艺术。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在相互隔绝和封闭的状态中生活，这就使得手工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每一种手工制品都是那里的特产。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各个民族和地域彼此迥然殊别的房舍、小吃、独具匠心的手工制品及其风情特异的乡土艺术。在这中间，中华的手工可谓冠盖全球。其原因，一是历史久远，传承未断；二是民族众多，地域多样；三是文明灿烂，人文深厚。在九州大地上，不管你怎样见多识广，但在田野里跑一跑，准会发现从未见过的美妙之极的东西，其中手工的智巧一准令你称奇。

    精湛的民间手工全都是千锤百炼的。但是，在没有专利的时代，手工中至关重要的绝技是世袭或以师徒方式单传的。如果艺人没有后嗣，技艺便可能中断。这就是很多古代制品今人无法复制的缘故。面对三星堆那些“纵目神灵”青铜面具上的方孔，我们已无法知道四千年前古蜀人用什幺利器可以切割开这厚厚的青铜；也无法知道他们施用何种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玉石切割成纸板一样的薄片，并打磨得如此细腻与光滑。其缘故，便是这些标志着远古文明高度的手工的传承中断了。

    工业技术是通过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手工智能都是口传心授，最多只是保存在几句短短的口诀上。工业技术是物质性的，手工中有许多是感性和悟性的。从人类文明的传承来看，这种手工的文明是记忆性的。所以说，手工是一种口头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手工是不同地域的聪明才智的各自的见证，也是民族与地域精神传承性的载体。因此，抢救濒危和珍稀的民间手工，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期间的全新课题。我们以前没有做过，但现在非做不可。因为，老房子在轰隆隆地与我们告别，缤纷的手工正在不知不觉地成批死亡。

    人类放弃手工，使用机器，是伟大的进步。但我们同时还要记忆手工。因为——放弃手工是为了文明的发展；记忆手工是为了文明本身。

    在人类智慧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本文特指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在内容或者形式方面都有各不相同的联系方式，考察二者在不同阶段相互联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很有意义。古代文明中，艺术与萌芽时期的科学的结合是通过神话传说和宗教来完成的，有关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后来的古希腊的史料几乎都是神话与宗教。据记载，古埃及的医学史涉及一个有关“贺鲁斯之眼”的神话，这个神话使埃及人将“贺鲁斯之眼”崇敬为守护与康复的象征，以至于“R”这个象征着贺鲁斯眼睛的神秘符号便出现在后来医生的处方笺上。金字塔的修建可以看成是神话幻想和科学的完美结合，这些埃及王朝的法老们幻想能够使之再生的陵墓以最简单的几何形状获得最抽象的艺术效果。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也与神话直接相关，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认为大地是被某种有力的能够负重的动物驮在背上的，并以这些动物因为过于劳累导致腿脚抖动来解释地震的成因。古代科学与艺术神话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近乎自然的融合，既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神话的性质和形成背景有关。

    文艺复兴后，科学与艺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绘画和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将绘画艺术和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人物之一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创作了一系列详细记录人体结构及功能的笔记和素描，具有艺术作品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近代以来，将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英国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童年时期恰好是牛顿确立经典力学并在数学和天文学、光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黄金时代，他在诗中这样赞美牛顿：大自然及其规律，隐匿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一切变得光明。不仅是诗人，思想家们还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赞美科学，比如托马斯·莫尔以水手对话的形式写成幻想小说《乌托邦》，书中的“乌托邦人”竟然掌握着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广泛地加以运用。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也描述了公有社会里所拥有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当代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呈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从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现代科学和当代艺术又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结合方式呈现给世界，二者交融的侧重点不仅在于内容或者形式，更在于成果的相互利用，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社会的广泛渗透。首先，当代艺术的发展需要多种科技手段的参与和支持。各类艺术形式无不充分利用科学，尤其是当代技术的最新成就，艺术家们正是巧妙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塑造了众多的利用传统表现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的艺术形象，来满足当今社会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当然，科学和技术不仅是手段，很多科学成果的内容自身就显示出极强的艺术性。比如数学家们用透代方程在复数平面上产生的分形图案奇幻迷离，这种全新的艺术格调带给人们以对称与和谐的美感。其次，科学自身的发展与普及也需要艺术家的帮助，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艺术家们参与科学普及和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成为人类灿烂文化的两翼。当科学与艺术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必将散发出无尽的光彩。

（摘编自《讨论科学与艺术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