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技术，它富含民众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代表着技艺的精华，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

       “生产性保护”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一种保护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目的在于使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生活中持久传承。具体而言，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它一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传统的手工艺，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意趣。

         在农耕社会，手工艺始于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和各种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农业耕作所需要的犁、耙、锄，饮食起居所需要的陶罐、簸箕、箩筐，交通运输所需要的担、船、轿，以及织锦、染布、造纸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都留下了手工艺的印记。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手工艺门类越来越齐全。至明清时期，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巧夺天工”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受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不仅手工门类齐全，技艺精湛，而且各种物品造型精致，装饰繁缛，极具艺术效果，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审美理想。由此可知，传统技艺是顺应生活的各个环节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最初满足人们简单的生活需要到后来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不断调整、完善、创新和发展的。

         作为人类的发明创造，所有传统技艺不只是人们简单的生活所需，更蕴含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木雕、石雕、玉雕、泥塑、面塑给人以美的愉悦，剪纸、刻纸、皮影、年画有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手工艺和手工艺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是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是人类情感的表达、与艺术、信仰紧密相连，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是人类历史文化延续的见证。它所具有的民生价值、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均是其传承价值所在。

        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高价值的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会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因此，融入百姓生活，适应社会变迁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技艺存在的土壤，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互联网时代：多维对话 培厚文化土层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

    2015年，从大众文化到严肃文学，从电影屏幕到手机阅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共同叠合成当代中国的文化土层，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这一年，有市场大盘的上扬，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也有突破性的成就，刘慈欣的《三体》首获雨果奖。有久违的重逢，余秀华、汪国真让诗歌再度来到公众面前，带给人走过忧患的力量；当然，也不乏争议，小品戏说花木兰、各类“舆情反转剧”背后的理念之争，让人看到观念领域的分野。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2015年的文化现象，有一个趋势无法忽视，即文化生产与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大圣归来》《夏洛特烦恼》，让人们见识了网络口碑营销的威力。而《琅琊榜》等一批“互联网IP剧”被热捧，则显示出网络文化开始有了超越“粉丝经济”的市场逻辑。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领域的“互联网+”时代正在走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在悄悄改变，以大数据手段定位市场，以互联网营销、资本运作占据市场，气候渐显。

新的文化生产方式，造就新的文化格局。文化生产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让更多“生于互联网”的好作品走进主流市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培厚时代的文化土层。以前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徒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尽管有超过250万人的网络作家，有通过创作获得经济效益的10万作者，有日更新量突破1.5亿字的文学网站，却改变不了人们对互联网文化“土层浅、品质粗”的印象，因为它长期缺乏和产品数量匹配的品质保证，只能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圈里封闭运行。然而，改变近在眼前。今后的互联网，有望成为越来越有分量的文化制造商，而不再只是个文化集散地。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对互联网文化的变局，要有“正确打开方式”，既要看到它释放出来的文化生产力目前还比较无序，也难免泥沙俱下，但也要看到它的成长性与生命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互联网正在让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场域，变成一个真正能包容文化多样性的“长尾”。过去只能湮没无闻的平凡个体，也因此有了被历史记住的表情。

  文化多样性、分享精神等价值理想，是互联网带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然而它既给了每个人被时代注目的可能，也容易让人的主体性迷失。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可是，他也暗示过，让一本书“消失”的最好方式，就是藏到图书馆里。事实上，尽管互联网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它不会自动生长出多样性。很多披着时尚、互联网等外衣的文化作品，由于没有文化思维的更新，只能给人时代错置、不伦不类的感觉。比如，有人曾指出，国产都市剧一点都不时尚，是因为核心问题总停留在家庭伦理层面，而很少真正关注都市人的职业生活。

  互联网时代带来虚拟的文化生活，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2015年的几起争议事件，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北京朝阳区“仁波切”扎堆，提示灵魂生活并未被严肃对待；戏说花木兰，其引发的争议也还没有深入历史传统。这种浅尝辄止也提醒我们，要拨开文化表面的浮冰，深入热点背后的社情民意和世道人心，让新的文化形态真正成为直抵人心的力量。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激活互联网文化强大的创造力，先得以建设性的方式，主动融入并寻求创造，培厚其“文化土层”。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在各个层面展开对话，众人拾柴，众星拱之，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孕育出孔子、但丁、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化精神的“伟大综述者”。

【摘自《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31日 05 版）】

    中国文化产业从起步、破冰，如今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文化及其产业运营在其间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其增长速度之快，消化能力之强，包容性之大，深切满足了时代需求，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势必就比较明显，艺术特征则相对较弱。

    每日更新是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作家每天一般更新两到三章。在更新过程中，网络作家与读者之间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处在同一条线上。表面上看，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但他们除了“供求”关系，还存在“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读写关系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直接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存续方式和审美范式。创作者、阅读者和故事创作之间相互妥协和平衡，消费过程完成于这一动态系统当中。无论是不是知名作家，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在读写关系的塑造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调研中，拿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为例，这部长期位列移动阅读基地畅销榜榜首的作品，长达530多万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吸引人，能够把读者的碎片时间有效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外，网络小说成了众多读者业余生活的主线，在这样强大的时间消费中，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欣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

    有人指出网络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性，针对作家而言，最主要的后果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这需要引起网络作家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无线阅读风生水起，网络文学的蛋糕越做越大，腾讯、百度、亚马逊等IT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众声喧哗的领域。网络文学所涉及的范畴已经不能用既有的文学概念来概括，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商业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正朝着文化产业所期望的跨界性方向发展。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衍生出多种艺术产品。但同时，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前景感到困惑，他们挣扎在文学和商业的拔河绳两端，之所以无法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文学，文学的光芒依旧在他们的头顶闪耀。

    同样的问题，不只针对网络文学，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文学的商业属性？改革开放30余年，当代文学释放了丰富多元的能量，唯独商业能量未能得到有效释放，文学和商业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本和现象，把商业属性的话题直接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无动于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网络文学获得了最大的成长红利，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网络文学的成本最低化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午餐。或许，当代文学可以就此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成长模式：文学性与商业性相互制约、共存共生。在这种模式下，商业性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市场、消费和阅读趣味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它的存在将促使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网络文学创作焕发新的能量。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由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以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