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读书寂寞事

刘克定

    读书是件寒、冷、苦的事情。过去指冷寂的读书之地为“寒窗”，谓之“自甘寂寞”，“坐冷板凳”。甚至因读书导致贫穷，那就更苦。朱买臣光读书不上班，导致家贫，只好以砍柴为业，卖柴时还手不释卷，妻以为羞，和他离了婚。家境较好的读书人，读闲书打发日子，觉得快乐，那是另一种读法，但要是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是“羲皇上人”了。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里有个B博士，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精神备受折磨。他竟趁一次候审的机会，偷来一本棋谱，悉心研读起来。从此在象棋技艺上大获启发，出狱后成了赫赫有名的象棋冠军，铁窗苦读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是外国小说里的故事，说明逆境苦读，也可以成就人才。

    什么是苦？“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卧薪尝胆”，“子卿（苏武）北海之上牧羝，重耳十九年之羁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有人说此乃人生之大苦，信然。汉代王章长安赶考，与妻共居。章读书读得病倒了，没有被子盖，卧牛衣中，想起自己命运不好，自料必死，与妻子泣别。都是人生逆境，苦不堪言。但发愤攻读，总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这样来看，读书又何尝不是一件苦中有乐的事情呢？皓首穷经，那是很高层次的阅读，包括索引、考证、爬梳剔抉，穷究其源，常常“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虽然苦，衣带渐宽，人亦憔悴，却是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平常读书，孜孜不倦，能够明理，升华情操，就是常说的“开卷有益”。

    读《红楼梦》是赏心乐事，但要考证渊源，就得吃苦。读小说，读“动漫”，读某名人的生活琐事，与读有关本业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有些“快乐”的“热门”书，读不读都可以，有些坐冷板凳的书，却是花钱也应买来读。“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致赵家璧》）这样一来，自讨苦吃，苦中求乐，就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习惯。

    现在超市里成堆的装帧很漂亮的“经商指南”“炒股要道”“脑筋急转弯”以及“风水先生”……进口纸，烫金字，还有密封卷——先拿钱后开卷。买不起，读了也无益，无异于“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鲁迅《我们要批评家》）。

    现在情况不同了，读书讲务实，学以致用，学以增长知识。图书馆共享项目越来越多，读者也渐多了，成为读书人的乐土。有些图书馆专为盲人设置阅读器，虽然有待完善，但已经可以看到不少盲人光顾图书馆，在盲人阅览室学习用阅览器读书读报。

    不妨说，读书本身的冷热都不是坏事，关键是能学到知识。佛教禅宗的北渐南顿，就是讲悟道的殊途而同归。能悟道，十字街头也能参禅，不能悟道，把经书读破，也不过是谤佛。用功之妙，存乎一心。“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书应作如是观，平心静气，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然后甘苦自知。适当搞一些有益的读书活动，爱书活动，走出书斋，参加一些交流，不无好处，但不能“大呼隆”，“活动”一多，一“化”起来，则非实实在在求知。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载体，那就是吉祥组合图。一些企业在院落里会有一个养满各色金鱼的池塘，实际上这不仅是因为金鱼作为观赏鱼美观，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利用汉语言的特征形成的美好祝愿：金玉满堂。

    吉祥图案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记载了“铸鼎象物”，人们认为把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或者名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让人们记住这些妖怪，并以此控制他们。这一时期，人们对图的崇拜，往往是出于敬畏，是为了避免灾害。先秦时期是一个从图到文字的过程，有学者研究，《山海经》其实就是一本巫师的工作手册，上面记载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形象，这就为人们如何避开危害，或者从“妖怪”那里获得帮助，或者祭祀他们以祈求保佑提供了使用说明书。

    从汉代开始，吉祥文化又进入到一个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时代，人们根据各种神仙方术的传说，在砖瓦等载体上绘制了各种用于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龙虎、翔鹤、生肖及神人、神话传说成为了吉祥图案的素材。唐代流行贴门神，也出现了连理枝、同心结等吉祥图案。宋元时期，吉祥图案以珍花异草，祥禽瑞兽为主题。到了明清时期，对吉祥图案的推崇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保有传统中对四灵、神仙、佛陀等图画的崇拜外，又生成了诸多脱离了宗教信仰、寄寓世俗美好祝愿的吉祥图案。

    中国吉祥图案主要以动植物形象表示。“马上封侯”：图像是猴子骑于马上，猴谐音“侯”，马上有“立刻”之意。“功名富贵”：由牡丹与雄鸡构成，“雄”即是“公”，谐音“功”，公鸡打鸣，“鸣”又谐音“名”。“寿居耄耋”：由寿石、菊、猫和蝴蝶构成，菊谐音“居”，猫谐音“耄”，蝴蝶谐音“耋”，指代长寿。

    《说文》云“吉，善也”，“祥，福也”，吉祥通俗地说就是美好的预兆。中国的传统吉祥文化图式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借助动植物等实物形象，如牡丹、菊花、鸳鸯、公鸡等，以借喻、双关、谐音等方式表示；二是以纹样形象表示，如龙纹、凤纹、祥云、中国结等；三是以文字来说明，如福、禄、寿、双喜等字。吉祥图案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装饰样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统吉祥图案作为我们文化的精髓，至今仍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了丰富的文学类型。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制造了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了付费阅读机制，探索了粉丝经济模式，打造了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了创意产业新业态。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是求的量化标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虽然使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颍而出，但也使一些小众类型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仿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应当说，网络文学在“数量”上已制造诸多传奇，但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以保证持续发展。尽快步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阶段，这不仅是读者和市场对网络文学的新期待，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只有“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突破创作瓶颈，提高创作质量，贡献更多精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这固然与政策引领、作协倡导以及网站策划等因素有关，更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必然结果。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一再为网络文学走出类型化困境起到破冰船与开山斧的作用。为突破陈陈相因、套路连连的因局，大批成熟网络作家放下得心应手的类型化书写，移师现实题材领域，改进艺术创作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从创作方法上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创作者不仅能够体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创作自由，而且更容易进入激情飞扬、灵感四射的创作状态，这使网络文学总体艺术水准明显提升，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对网络文学来说，积极投身现实题材创作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是顺应时变、守正创新的必然选择。

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说到底，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是文艺创新最根本、最关健、最牢靠的办法。对于遭遇类型化困境的网络文学来说，走出幻想天地，阅尽现实世界，理应是突破创作瓶颈的最佳路径。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一从网络文学创作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