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请回答：

材料一：世界历史上，开创庞大帝国的帝王之中，排名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因为无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居鲁士、古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古罗马帝国的凯撒，他们的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对世界的影响远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其实，即使他们在位时，其对帝国统一性的重组也远远小于秦始皇。

——《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

材料二：“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新唐书，地理志》

材料三：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俄）罗斯。”……康熙二十八年四月……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摘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元朝把藏族地区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事，“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清在确认明治藏旧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编自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重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执行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中央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 自治机关能力提升、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等协调配合，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受到重视，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社会监督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摘自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 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分，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