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文物骆驼并不常见，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骆驼，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到了唐代，唐墓中随葬骆驼数量剧增，有些是作为一般动物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墓葬之中。北朝出现的驮载物品的骆驼到唐更为流行，驮载物品的内容更多，骆驼的两侧挂有货袋、丝束、免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织物、毛毯等等，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狗、猴子。这种造型选择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状态。骆驼、货物及其人物的紧密结合，进一步附加、升华了它们的精神含义，使这组文物凝聚了人与自然抗争、艰苦创业的情怀。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

材料一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摘编自《后汉书》

材料二  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

——摘编自《旧唐书》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番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到达），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法令）。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摘编自《新唐书》

材料三  （雍正十一年四月乙卯）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

——摘编自《清世宗实录》

材料一：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2019年7月）

材料二：土司制度产生于元代，是元朝“因俗而治”的制度创新。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在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创了土司制度。明随元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土司制度，并在西南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中期，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衰落，但仍有大量土司一直存在。

——摘编自切排、赵志浩《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利弊得失：基于土司制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