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第9版）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19版《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社会经济中的城市群体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城市群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正在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潜力的核心地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是由区域内各城市、各要素的融合程度决定的。融合是指在高水平上的城市协调关系和要素合理配置，是通过集聚和扩散实现的。世界三大著名的大湾区城市群，起步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港口、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同时，产业、资本和市场集聚。

    通过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海西、山东半岛七个城市群的人口、土地、经济概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五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群为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比较高，尤其是“211”、“985”名校聚集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名列前茅；人口涌入最少的则是海西城市群，即使核心城市福州和厦门，城市竞争力也稍弱。从土地占比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来看，粤港澳的地均产出最高，是第二名长三角城市群地均产值的二倍之多；地均产出最低的城市群为成渝城市群，仅占粤港澳城市群的1/7。

材料二：

    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为62.72%，城镇体系趋于完善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基本判别其现在处于趋于成熟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为68.47%，城镇密度区域较稳定，同时基础设施水平也是所有城市群中最完善的，属于内涵式增长阶段，基本判别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而粤港澳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达84.41%，区域内部相对较为平衡，城市空间组织扩散高于集聚作用，城镇密度也处于相对合理的稳定状态，基本判断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城镇化率比较低，还处于集聚作用为主、扩散作用为辅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表1：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材料三：表2：七大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

注：城市首位度：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

经济首位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地位越高。

材料四：

①增长极开发模式  ②点轴式开发模式    ③点轴群开发模式    ④网络开发模式

材料一：

    随着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传统的“消费产品”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消费情景”则是数字时代的另一个核心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用户价值公式发生了改变，从用户价值=价格+选择性+便利性的等式演变成：用户价值=价格（升级）+选择性（升级）+便利性（升级）+把控+体验。对于体验重视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来十年，线上和线下的区分将会越发模糊。我们的调查显示，55%的消费者表示最近一年网购频率增加，但这部分消费者并未放弃线下购物，相反在他们之中，频繁使用线下渠道消费的比例达到了80%。“两线买”的消费者会更看重购物过程中的全体验——既包括售前的信息推送、售中的服务环节和售后的维修护理，也包括更舒适的购物环境、更新奇的购物场景和更积极的购买互动（例如，45%的消费者希望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来体验将要购买的商品）。

（摘自余进《新消费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

材料二：

（摘自埃森哲公司发布的《2018中国消费者洞察系列报告——新消费，新力量》）

材料三：

    消费异化让人只为了占有商品而去购买，并不考虑其使用价值等，使人沉浸在虚假的需求里。人们为了虚假的需求，不断地设法获取金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异化的消费，在不断地辛苦过后，为了犒劳自己就开始追逐名牌和潮流还有吃喝玩乐，这样的生活不会使人内心真正地快乐起来，而只是一时的兴奋，所以也出现了便当时代，人们对于身边的事物不感兴趣或是兴趣很快消失，人们不断地追求新的事物和刺激的事情，只顾贪图享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从而加剧了消费异化的情况。当人们迷失在恶性循环之中后，心里一直在期待着享乐时光的到来，而且还经常与他人作比较，别人有的自己也要，和别人一样的还要比别人更好的，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需求。久而久之异化的消费便会扭曲人的幸福观，人沦为物质的奴隶，一些本该有的情感也在渐渐的消失，生活不再丰富，追求变得单一并物质化。这样的生活让人对很多的事物都没有正确的认识，长此以往使人不会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获取幸福，最终完全迷失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个人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还会提高社会犯罪率，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且还会对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

（摘编自高志昊《可持续发展与消费异化及转变》）

材料四：

    日本的经济评论家总结出“低欲望社会厌消费”的概念。对比中日两国的形态，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是共同的现象，日本的小确幸、宅文化和中国的佛系、丧文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所以，网络舆论经常见到中国也在进入低欲望社会的说法。这件事之所以惹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和就业，它一次次带领深陷经济困境的各国人民绝处逢生，走出黑暗。消费如果拉响警报，后果不堪设想。

（摘编自杨璐《我们的消费在升级还是降级》）

材料一：

    2017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上海等46个试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圾“分得清”。2018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区）》，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不少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垃圾分类回收效率。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

    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摘编自《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2019年7月2日）

材料二：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日本政府认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中，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新华网2019年7月3日）

材料三：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3.6亿吨，基本属于没有分类的混合垃圾。混合垃圾基本不具有利用价值，如果进行人工分类，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环境欠佳，一不小心就可能危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达国家的垃圾前端分类清晰，资源化利用相对容易。鉴于我国实际情况，我们研发了应用于垃圾分拣的机器人，它拥有独立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三维视觉识别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选工艺和生产线智能化水平。”中城绿建总经理李玮说，通过借鉴应用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垃圾分拣机器人能同时获取流水线上待分拣物质的二维、三维多模态信息，来模拟人类观察认识事物的行为；对于多种材质组合的垃圾，还能有效计算分割待分拣物质，使分割平均绝对误差小于3%；设计多受力点自动协调手爪，极大地提高了垃圾分选的质量和效率。

（摘编自《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使环卫更智慧》，《科技日报》2019年5月20日）

    材料一：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这是当下对中国经济最生动的比喻。大海之大，在其辽阔深邃。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9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城乡区域，庞大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经济表现看，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大海之大，在其澎湃动力。上亿户市场主体、2700 多万家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9 亿多劳动力资源、超过 1.7 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不断释放红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大海之大，在其开放包容。从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降低汽车、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从加大力度减税降费，到优化营商环境。以开放倒逼改革，中国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中国的开放不仅发展自己，更造福世界。

    （摘编自安蓓、张辛欣、陆文军《大海之喻凸显中国经济底气信心》，新华网 2018 年 11 月 5 日）

    材料二：

    长三角一体化正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正酣。苏沪皖近水楼台，占据了采购商数量的“大头”，江苏交易团有 2 万家企业和机构、5 万多名专业观众报名参会；浙江交易团累计报名企业超过了 1.9 万家，人员超过 4 万名；安徽则有 3456 家单位、1万余人报名，其中参会企业有 2463 家，共 5822 人参会。惊叹沪苏浙皖的采购团队规模之大的同时，进博会的举办对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进博会为长三角地区带来重大的发展契机，将国际知名厂商请到家门口进行产品展示，便于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了解国际最新的产业发展领域和趋势，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经贸合作。此外，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包括长三角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为长三角地区带来更好的展示、宣传机会，提升区域的国际影响。

    （摘编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看看进博会背后的长三角身影》，上观网 2018 年 11 月 5 日）

    材料三：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宾国之一，英国对进博会高度重视，派出包括安德鲁王子等皇室成员和政府高官，以及 50 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福克斯表示，进博会将引领一个新的贸易“黄金时代”来临。

    “英国是此次展会的主宾国，”福克斯 3 日晚接受英国《星期日快报》采访时表示，“11月 5 日到 10 日举办的进博会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展示英国最具创新性的技术，同时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商务关系。进博会将促成英国企业签订涉及多个行业的出口和投资协议，为英国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福克斯强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展会，它体现了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希望并期待中国在进博会这个平台上释放出开放经济、营造公平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的信号。正是由于中国采取切实的、富有建设性的举措推进对外开放，中英双边贸易总额才能出现大幅增长，达到 700 亿英镑，我们才能好好把握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一个新的贸易“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日报》2018 年 11 月 5 日）

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在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当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骐、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