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

向楠

    ①学以致用，这个原本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问题的观念，最近遭遇不少人挑战。有人指出，我们当前的学以致用观过于功利化，“有没有用”几乎成了衡量学问好坏的标准，使当前缺少真学问与真学术。

    ②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130人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学以致用观比较流行；73.5%的人认为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受访者中，“80后”占39.3%，“70后”占35.5%。

    ③调查中，受访者对于学以致用观的利弊莫衷一是：29.5%的人认为利大于弊，15.5%的人感觉弊大于利，33.7%的人觉得利弊相当，还有21.3%的人觉得“不好说”。

    ④今年4月，由20名大陆大学生组成的“西安世园使者团”前往台北市参加“花博会”交流活动。广州媒体人丁晓洁也随团参加此次活动。在台湾大学访问交流时，丁晓洁发现，台大近50个系中，竟有15个系与农学、动物学有关，比如农艺学系、园艺与景观学系、兽医学系、昆虫学系等等。

    ⑤“台大生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的一名教师告诉我，与大陆年轻人不同，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动植物研究兴趣浓厚，台大农学、动物学等相关专业报考热度非常高，甚至超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更好的经济、金融等专业。学生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报考。在他们看来，‘学以致趣’比‘学以致用’更有价值。”丁晓洁说。

    ⑥不过，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认为，学以致用观流行不但不会带来危害，反而适应当前社会实际需求。现在是知识大爆炸时代，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以“用”作为指导，只会浪费时间，无益于自身发展。

    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曾指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以致用观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讲，它培养国人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赋予国人较多的务实精神；从消极方面来讲，功利性地以“用”为目的，使学术脱离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应有轨道。同时，这种观念容易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很少进行形而上的学理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以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是短视的，想要在根本层面上经世救国，需要把精神层面的改造也作为追求的目标。

    ⑧为何学以致用观越来越流行？调查中，68.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社会功利化的必然结果；59.1%的人觉得是由于“社会人心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长远思考”。此外，52.4%的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历来重视实用性思维；51.7%的人感觉是由于“学以致用”能给人带来短期、实际的利益；34.1%的人指出，这是受到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影响。

    ⑨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分析，学以致用观流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与“经世致用”，这是学以致用观的直接源头；其次，近代以来，随着国人逐渐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整个社会将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尽快把知识用于发展生产力上，“实用”成了学术发展最主要的目的，兴趣、好奇心等其他学习目的受到压制。

    ⑩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生谢潇看来，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导致当前学术急功近利，很多研究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缺少前瞻性思维。即便偶尔有新观点，也经常会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突破最开始都源于天马行空的‘空想’，‘学以致用’不过是附属品，‘学以致知’才是学术根本。”

    ⑪“现在应该适时改变过于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了。”赵毅衡建议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兴趣、好奇心为指导进行学习。在应用性并不强的理论性课题申请中，不要总逼迫研究者写出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不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者数量，中国学界都非常多。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追求学术研究的质量，打造创新型人才。我们应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人挣脱学以致用观的束缚，做一些‘无用’的思考。”

    ⑫调查中，55.7%的人表示很支持赵毅衡教授的上述建议。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人工智能通过为相关传统领域‘赋能’，使其实现重大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溢出带动性很强，是一项具有‘头雁’效应的战略性技术。”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说。

    以往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然而，前几次工业革命都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创新所主导。“我们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话语权，未来就不能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进，就不可能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专家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中国应抓住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并力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2018年11月《人民日报》）

材料二：

    9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的第八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暨2018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会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汝钤获颁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

    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达到435亿美元，中国的规模达到317亿美元，占了全球的3/4以上。说明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不减。”张雪丽同时指岀，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产业依旧呈现倒三角结构，“应用型企业多，研发型企业少，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改变的现象”。在AI芯片上，国内芯片厂商虽已开始布局并陆续有产品发布，“但仍无法撼动国际巨头的地位”。

    （摘编自2018年12月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2035年人工智能带动传统产业增速（％）和增加值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材料四：

    “AI技术商业化的压力增大，未来如找不到合适的落地场景，将有90％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面临落败出局。”光大新经济投资负责人艾渝说。“在当前资本市场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会有大量底层技术实力较弱的企业逐步被淘汰，而一些细分领域中，有扎实技术支撑并且有商业落地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发展。”德景投资合伙人刘万清认为。

    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产业应用篇》指出，目前看来，深度学习只能在机器上建立浅层次的条件反射，是“弱人工智能”，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即“强人工智能”的实现还没有任何曙光，而依托深度学习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产业生态和行业发展正方兴未艾。

    “人工智能目前已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是应用。人工智能必须要落地到具体应用场景，真正服务于现在的行业，让人脱离反复无效的劳动。目前我认为可以落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在医疗、金融、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等，这些是目前发展最快、落地最快的场景。很多大公司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做这些研究。那么作为初创公司，我建议他们更多地去抓这些应用，尤其是ToB的应用，这些是巨头们触及不到的地方，但正好是创业者的机会。”英诺天使基金联合创始人李竹说。

（摘编自2019年02月19日《科技日报》）

材料一：

    2017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上海等46个试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圾“分得清”。2018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区）》，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不少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垃圾分类回收效率。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

    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摘编自《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2019年7月2日）

材料二：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日本政府认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中，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新华网2019年7月3日）

材料三：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3.6亿吨，基本属于没有分类的混合垃圾。混合垃圾基本不具有利用价值，如果进行人工分类，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环境欠佳，一不小心就可能危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达国家的垃圾前端分类清晰，资源化利用相对容易。鉴于我国实际情况，我们研发了应用于垃圾分拣的机器人，它拥有独立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三维视觉识别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选工艺和生产线智能化水平。”中城绿建总经理李玮说，通过借鉴应用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垃圾分拣机器人能同时获取流水线上待分拣物质的二维、三维多模态信息，来模拟人类观察认识事物的行为；对于多种材质组合的垃圾，还能有效计算分割待分拣物质，使分割平均绝对误差小于3%；设计多受力点自动协调手爪，极大地提高了垃圾分选的质量和效率。

（摘编自《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使环卫更智慧》，《科技日报》2019年5月20日）

    材料一：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圾垃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市民将迎来被称为垃圾分类“最严执法”大考。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意义非凡，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近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及民众生活体验的重视程度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发展的重点，并写入十九大报告。根据测算，国人平均每天产生垃圾约1.2公斤，且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垃圾总量每年持续增长。以上海为例，2015～2018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依次为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984.3万吨，增长十分惊人。实行垃圾分类后，既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节省资源；亦可将有害物及时处理，防止次生污染发生。垃圾分类也有经济意义。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一部分，垃圾分类投放只是第一步，后续还包括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多个环节，而不同的垃圾，其后续运输和处理，也将形成完全不同的产业链条。有业内专家预计，一旦垃圾分类实施，全国垃圾处理行业将很快形成万亿以上的市场规模。

（摘编自《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材料二：

    日本：规矩近乎“严苛”

    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看起来如此麻烦的事情，日本人却乐此不疲。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桶中。瓶盖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美国：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

    瑞典：垃圾分类成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细致到近乎“严苛”的日本垃圾分类》）

    材料三：

2013年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约4835吨/日，较上年增长3.3%，预计到2020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将增长到约7200吨/日。从垃圾组成来看，近几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以厨余类为主，占生活垃圾组成的50%～70%。中心城区各区尚未建有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单独收运处理设施，因此一些试点小区分类产生的厨余垃圾也只能混入其他垃圾中，由环卫部分进行收运，利用各区现有生活垃圾被运处置体系，经压缩转运后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同样地，一些试点小区产生的有害垃圾（主要是电池）要么存在小区里无人收运，要么混入其他垃圾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

（摘编自《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调研报告》）

    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障覆盖群体较小，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保障水平也从过去基于免除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式，提高到了保障所有人基本生活的“适度保障”水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摘自新华网《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整理）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遠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次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