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王克勤访谈录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时，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

    南方周末：你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人”。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目标是传递信息，中级目标是报道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想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相对于“新闻之术”来说，这可以称为“新闻之道”。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要做到遵循“新闻之道”，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警惕，但同时要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并不矛盾。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你作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了，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只要我们努力了，社会将有所改变。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说实在话，我一直苦苦坚持，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要减少自己的痛苦，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从职业层面讲，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如果你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记者应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

    就拿我这近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作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来甘肃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的整治。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山西疫苗报道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南方周末：你认为舆论监督社会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王克勤：十年前，我对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现在的思考和当时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直接起到救助作用。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公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南方周末：但是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媒体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

    王克勤：是的。不过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网络电视通过宽带互联网以家用电视机（需配置机顶盒）或电脑显示器为显示终端，来传输包括电影、电视节目等在内的多媒体内容，用户使用时要使用微软等公司的在线视频播放软件来自主点播视频节目。网络电视可以为用户提供视频点播、直播、录播、数据广播、游戏等服务。

    网络电视是信息产业中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未来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网逐步走向融合。网络电视一方面改变了互联网免费提供内容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的电视收看模式，带来了全新的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方式，观众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开辟了又一条新的渠道。

（摘自《中国网络电视发展现状分析》）

材料二：2008.12-2016.6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和使用率

【注】2008-2013年，网络视频用户规模都以14%以上速度稳步增长；2014年新增网民对网络视频的使用率在50%左右，网络视频对新增网民的拉动作用减弱；2015年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网络娱乐产业链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用户规模和增长率均大幅提升，2016年上半年网络视频用尸规模在高位基础上持续增长。

材料三：

    中国网络视频市场的营收版图中，虽然已经有了会员服务、付费点播、终端销售、游戏联运、版权分销等模式，但广告仍是最主要的盈利手段，虽然近年来广告收入占比比起最早的90%以上已经有了大幅下降，但基本仍然维持在70%左右。

    也正是因为如此，年初邀游推出可以快速跳过视频内容中的贴片广告，具有“马上看”功能的浏览器，此举立刻引发各主流视频网站的严重不满，警告信、律师函不断，优酷、土豆和搜狐视频甚至一度全面封杀遨游，屏蔽所有的遨游浏览器用户。

（摘编自《2014中国网络视听产业报告》）

材料四：

    网络电视的运营主要涉及中央广电机构、地方广电机构、电信运营商三个主体，但这些主体之间由于占有的资源、理念认识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要完全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还需要不断努力。

    现阶段，网络电视提供的业务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播、点播、时移、回放等基本视听类业务。二是在线教育、电子商务、金融资讯、电视购物等增值类业务。前者收取基本服务费用，后者通过用户订购收取部分费用。从收入构成来看，基本服务费占绝大部分，增值业务收入所占的比例极低。这一业务提供局面，难以集中体现网络电视在互动性和个性化两个方面的优势，不利于提高用户黏性。

    由于网络电视起步相对较晚，国内外相关标准尤其是非常重要的编解码标准都还不够统一。在国内，网络电视音视频编解码技术的选择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标准的不明确、不统一，导致机顶盒等设备厂商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机顶盒成本较高。

（摘编自《我国网路电视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分析》）

材料五：

    网络电视业务的安全与传统电信业务不同，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即网络电视内容的安全、数字版权管理与承载网安全问题。国家相关监管机构只能在网络电视涉及的种种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允许大规模发展网络电视业务。

（摘编自《中国网络电视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

    都说南仁东20年做了一件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人称“中国天眼”。他是这项大工程的发起者及奠基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人称“中国天眼之父”。而该工程核心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是他的学生。那么，他们造出来的“中国天眼”，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天眼？

    首先我们还得追溯到望远镜的发明历史。我们知道天文望远镜，主要有光学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此外还有红外、X射线、伽马射线等望远镜。最初的天文望远镜是光学望远镜。1609年，45岁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一根管子两端装了两个镜片，对着月亮一看，看到了环形山，从此有了现代天文学。早年的电视，收不到信号，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雪花闪烁。这是电磁波信号，包括来自太空的射电辐射。1933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卡尔·央斯基，研究长途通讯中的静电噪声时，发现银河中心持续的射电辐射，从此有了射电天文学。格罗特·伯雷应聘贝尔实验室失败，1937年在芝加哥附近的自家后院，制造出第一台射电望远镜。这两个小伙子，取得如此重大成果时，都只有二十多岁。

    天文学家都想要很大很大的锅盖。以前屋顶上经常会看到“锅盖天线”，口径越大，电视画面越清晰。射电望远镜的“锅盖”，也是如此。所以世上的射电天文学家，都想有大口径“锅盖”，提高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当年伯雷制造的射电望远镜，抛物面天线直径是9.45米。美国上世纪60年代在波多黎各建造了阿雷西沃射电望远镜，口径305米，在老大位置上坐了数十年。口径100米的射电望远镜，有德国波恩附近的埃费尔斯贝格射电望远镜，以及美国格林班克射电望远镜。而“中国天眼”FAST口径500米，抢到了老大之位。还能不能制造更大的锅盖呢？单个望远镜，要做得更大是很难了。不过办法是有的，用大量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阵列，分布在辽阔的地理空间，收到信号综合分析，就相当于一个超大望远镜了。比如国际天文学界正在建设的“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它的观测能力将是神级的。中国是SKA的首创国之一。

    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分布在从非洲到大洋洲的辽阔空间，而美国的阿雷西沃望远镜，和中国的“天眼”，都造在偏远的山窝里——喀斯特地形的洼坑中。这有什么讲究？据专家说，好处不止一个。位置偏远，意味着受其他无线电信号的干扰最小；洼坑地形，是建造大锅盖的理想之地；喀斯特地形，即熔岩地形，排水畅通。建造“中国天眼”之前搜寻选址，找了300多个洼坑，南仁东拄着拐杖，亲自考察了平塘县的几十个候选台址。贵州黔南州平塘县的大窝凼，地形最理想，获得最高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说：“望远镜反射面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尽管反射面板才1毫米厚，也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他说，中国“天眼”有很多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由国内顶级企业建造完成”。组成射电望远镜“镜面”的4450块反射面单元，每一块标准单元有两部分，铝合金背架、反射面面板。这个铝合金背架，是萧山企业东南网架制造拼装的。圈梁、索网和支撑馈源舱的6座高塔，用掉的钢材有1万多吨。美国阿雷西沃望远镜的馈源平台，1000多吨重，几乎固定在半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馈源的定位，却缩小了观测角度。王启明说：“如果我们按照阿雷西沃的方案，我们500米望远镜，馈源平台重量至少会达到几千吨。这样重的大家伙挂在空中，成本相当大了。”他说，中国“天眼”用了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方案，馈源舱只有30吨重。

（《都市快报》2017年9月23日，有删改）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首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11月16日在上海浦东启动，主办方发布了《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全球读者的欢迎与认可。从网络文学出海整体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网文平台的海外用户活跃度不断上升，海外作者成为一股重要的创作力量。

《白皮书》分析，目前网络文学出海呈三大趋势：翻译规模扩大，原创全球开花，以及IP协同出海。随着“起点国际”和世界各地译者的持续合作，平台上线的中国网络文学英文翻译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已超1700部。对外授权方面，“阅文”集团已向日韩地区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多地授权数字出版和实体图书出版，授权作品700余部。

“当蜘蛛侠、钢铁侠等英雄成为世界粉丝情感载体的同时，网络文学也通过一个个中国故事的塑造和不同文娱形式的传播，让越来越多本土IP破土而出，有机会成长为饱含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用户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阅文”集团CE0、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说，“可以说，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名片，其文化魅力和创作模式具有全球推广的市场潜力。”

（取材于《《光明日报》）

材料二：

2019年，国内数字阅读内容创作者的规模已达到929万人，海外网文平台起点国际上的海外原创作者数量，从去年的3万名不到猛增到今年的6万多名。

来源：《2019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网络文学企业联合调研

材料三：

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更好地推动网络文学“走出去”，需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其一，鼓励海外华裔作家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基于“两栖文化”的天然优势，华裔作家创作的网络文学既能表达海外华侨的故国依恋和游子情怀，又能符合其他海外受众的审美趣味，容易被他们接受和认同。华裔网络文学作家数量虽然不多，但几乎遍布世界各国，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如张郎郎的《不愿做儿皇帝》颂雅的《欧洲五国游》、六六的《王贵与安娜》等。这一系列华裔网络文学作品率先打开了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大门，并且赢得了海外主流文化的认同。

其二，拓宽国内外媒体推介渠道。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外，外媒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推介也至关重要。影视改编也是国内外媒体传播网络文学的途径，这种新的出海方式更为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甚至还引起了国外翻拍，例如韩国版《步步惊心》，越南版《仙剑奇缘之花千骨》《延禧攻略》等。

其三，培养翻译人才，建立翻译机制。英翻网站Gravitytales、VolaroTranslation和以俄翻网站Rulate为代表的小语种翻译网站相继出现，在它们的推动下，《盗墓笔记》《何以笙箫默》《诛仙》《锦绣未央》等广受国内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被译成外语，走出国门。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翻译活动主要是个人或团体自发的小规模翻译行为，还缺乏有力支持，从而影响其在海外进一步传播。因此，加大网络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力度至关重要。

（取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