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理水（节选）

鲁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晴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

    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晴去看。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有删改）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生？”

星空

何君华

    巴音诺尔苏木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三千的小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诗人。满都拉便是我在巴音诺尔见过的第一个诗人。“诗人”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其实是苏木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不值班的时候，满都拉喜欢带我去查干敖包读诗，读惠特曼，读狄金森，也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查干敖包距离巴音诺尔苏木有十几公里，满都拉说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朗读诗歌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我问满都拉。

    满都拉没有回答我，他只给我朗诵了几句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也一样适合你，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请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遨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纯然健康，我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诗了吗？”满都拉问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有明白。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准则。在我看来，头顶的星空就是诗，心中的准则便是法律。”

    满都拉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只好似懂非懂地问他：“如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准则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满都拉想了想，没有回答我。

    “我再给你读一首诗吧！”说着满都拉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页大声读起来：“这一刻仿佛一生/这一生我总是一个人/走在这黑暗中/曾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走在略上/但走着就丢了/有很多条路就这样被我走过/走过就消失了/路是否有尽头，我并不确定/但一直在走，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物/穿越一路的黑与暗/仿佛并不是为了抵达/仿佛并不是为了/远处的光……

    “写得真好”我赞美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满都拉说：“你猜。”

    我说：“我知道的诗人太少啦，猜不出来。”

    “是我写的。”满都拉说。

    哇，想不到你也会写诗！”我抢过满都拉的笔记本，上面满满当当全是诗。

    “都是你写的吗？”我一脸惊诧地问满都拉。

    满都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都是我写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记得还给我，将来还要出版呢。”

    满都拉说他的梦想是像惠特曼一样一辈子只写一本诗集，一本不断往里添加作品的诗集，满都拉告诉我说，惠特曼的诗集叫《草叶集》，他的诗集名字也起好了，被他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是三个字，叫《星空集》。

    可是，滿都拉来不及看到他的诗集出版了，他手写的那本诗集一直留在了我手上。

    满都拉牺牲了，就在他为我朗诵诗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我将满都拉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整理出来，它们便像雷花一样飘洒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无数的读者惊叹中国诗坛又有一位天才诗人横空出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读到这位诗人天才的诗作时，他已经不在世上，就像生前籍籍无名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样。

我只是一直不明白，满都拉为什么从来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自我之歌》的最后几句：“我要像空气一样离去，我对着夕阳甩动头发，我把我的血肉投进涡流让它在镶嵌花边的步履中漂流。我把自己馈赠给泥土，以期从我心爱的草叶中复苏。你若想再见到我，可以看看你的足迹……你若一时找不到我，请仍然保持勇气，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寻觅，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我仿佛明白了满都拉的选择，他用生命热爱头顶的星空，也用生命捍卫心中的准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我想将来一定要将满都拉的诗集出版，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热爱一些崇高的事物，就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微型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

忆白石老人

艾青

    1949 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蜒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壮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萌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子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以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白石山翁并题”。印章“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 70 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 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感到有些愧色。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