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 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 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 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 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 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 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据报道，5月27日，在贵阳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无人驾驶、虚拟试衣镜等“黑科技”引人关注。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无人驾驶汽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无人驾驶车辆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最终方向，通过使用计算机、传感器和其他技术设备使车辆在没有驾驶员的主动控制和连续监测下可以安全行驶。

    当前，特斯拉、谷歌、百度等科技巨头纷纷布局无人驾驶领域。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在公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到50%，到2025年新车基本实现智能化，到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2100万辆。参考2015年全球汽车年销量突破8000万台，中国销量接近2500万台。庞大的汽车销量和消费者对科技的需求，使中国有望成为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

（摘编自《中商青报网》2018年6月11日）

材料二：谷歌和百度公司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专利历年申请和授权情况

【注】由图可知，谷歌的无人驾驶研发技术专利多于百度，但百度发展势头迅猛，未来2—3年内可积累起可观的专利数量，有赶超谷歌的可能性。

材料三：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各地自动驾驶路测规定陆续出炉。2017年12月，北京市颁布国内首个自动驾驶路测规定，首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也已对外发放。据悉，百度拿下了首批路测牌照并进行了公开测试。在今年3月，上海市也发放了第一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其中上汽和蔚来两家企业获得路测牌照。此外，继北京、上海后，重庆市也出台了相关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细则。

    无人驾驶前景广阔，科技公司、汽车企业等都想涉足其中。目前，国内的BAT，华为等科技巨头也正积极布局无人驾驶汽车，产业格局不尽相同。而国内自主品牌车企也已展开无人驾驶领域的探索。

    综合安全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无人驾驶技术的商业化会遵循着低速到高速、封闭到开放的路线走。目前的无人驾驶技术不能做到完全载客运营，但在货运、封闭园区等细分领域，技术需求相对较低，无人驾驶车辆可以逐步代替传统车辆，率先实现商业化。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成为下一个风口行业，汽车共享的未来或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技术将使分时租赁和网约车合二为一，对网约车、分时租赁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无人驾驶也必然会跟汽车共享联系在一起。仅从近期阶段看，与汽车共享出行合作，是推广普及无人驾驶技术的最好选择。

（摘编自《科技日报》）

材料四：

    无论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上路都要依法行驶。尴尬的是，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现行道路交通法规均是在“第一次汽车革命”后才实施与规范了的，都是“有人驾驶”，这让“无人驾驶”难免无所适从。

    无人驾驶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不止中国独有，全球都处于探索阶段。201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国际道路交通公约（维也纳）》修正案，这是无人驾驶首次在法律层面得到许可。修正案规定，在全面符合联合国车辆管理条例或者驾驶员可以人工选择关闭该功能的情况下，将驾驶的职责交给车辆的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应用到交通运输当中。

    迄今，美国、德国、日本的无人驾驶技术研发及法律规范，也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

（摘编自人民网《实现“无人驾驶”还有多远？》）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

    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尚《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長，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夺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浙长》）

    材料一：

    大数据技术是21世纪最具时代标志的技术之ー。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简单的说，大数据就是将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数据能够及时地进行筛选、分析，并最终归纳、整理出我们需要的资讯。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都有着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没有大数据分析，教育就是在玩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动态博弈中，教育的需求是长期的、动态的。将大数据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能够让我们在教育或者被教育的过程中，更清晰更准确更迅速，甚至能提前“预知”成功。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学情诊断、个性化学习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大大提升了教育品质，也帮助了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真实信息，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大数据的到来，学生在一个课堂中的需求与态度，经由大数据的处理变得可视，这也为教研活动提供了更鲜活的素材。

    大数据的渗入真正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基于大数据，可以精细刻画学生特点、洞察学生学习需求、引导学生学习过程、诊断学生学习结果。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背景和过程相关的各种数据测量、收集和分析，从海量学生相关的数据中归纳分析各自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此外，大数据可以在保障教育规模的情况下实现差异化，一方面可以因材施教，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可以达成更大的教育规模。比如MOOC平台突破了传统教育中实体教室的限制，课程受众面极广，能同时满足数十万学习者学习需求。由此可见，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深远重大。

    大数据与教育相结合是大势所趋。

（摘编自《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2019-03-20搜狐新闻）

    材料二

材料三：

大数据主要在四个方面对教育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对数据价值的认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最核心的区别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方式以及对数据的应用上。传统数据的采集方式相对来说只能够彰显出学生的群体水平，而非个人在同学科课堂上“开小差”的次数分别为多少，他在一道题上逗留了多久，等等。

（二）方便教师更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大数据让教师能够更方便获得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的真实信息，例如：在不同考试中的错误对比分析情况，有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另外，也能够帮助教师根据学生整体学习情况选择最合理、最能让全体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高效学习。学生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育领域的大数据与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密不可分，当前的教育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老师讲、学生听、期中期末考试评分等等。大数据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判断事物的可行性和利弊性，详尽地展现了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无法察觉到的深层学习状态，进而有条件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

（四）增强教师责任心和强化师德建设。因为在大数据平台下，教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和强化，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教育素养来应对这种竞争。例如：在大数据面前，教师教书授业的好坏，对他个人影响甚微；不认真备课、授课的老师，事业将会停滞不前。

（摘编自百度文库《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四：

新型冠状病毒成了2020年飞出来的一只黑天鹅!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但是，不可否认，这只“黑天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我们生活的变化。

    比如“线上购物”对“线下购物”的加速替代。尽管大家早就形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但是经历这次疫情之后，这个习惯还会被深度发掘，比如买菜，之前我们还是习惯去莱场，但是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在网上买菜了。如果仅从购物方面来讲，未来的购物一定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线下场景产生的交易，也会在线上进行，就好比你去商超买东西，手机当场就可以下单，然后很快送到你家里。

    再如“线上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加速代替。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人习惯了在家里学习，传统的学习/培训机构必须加速转型。就像互联网改变了产品的流通路径一样，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以前知识传播只有在教室才能发生，每个老师只能面对几十个最多上百个人授课。而现在一个老师可以在线上跟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落后山区（只要有网络）。这就是线上教育的核心优势，它使优势的教育资源平民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我国教育问题的核心。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