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荆轲就是女的!”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孝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谙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弦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零售渠道变革的路线图

（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

    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费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材料一：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吃一口在太空中孕育出来的食物早就是一件离普通人很近的事了。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吃到的黄瓜、大豆、玉米等多种作物，很多就有可能是太空来物。人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最近吃到的甜瓜更甜更脆了，吃到的黄瓜更大更嫩了？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却不为人所熟知的“航天育种”。

    实际上，一粒种子从上天到入地再到结出果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选种。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搭载上天，要经过多重筛选，搭载种子在纯度、净度、发芽率上必须符合国家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种子的相对含水量应控制在13-14%。每份搭载种子数量，小粒作物一般应在3000粒以上，大粒作物一般应在1000粒以上。搭载资源非常有限，每次都是两三公斤的量，每次一百种左右。

    第二阶段是诱变 。利用卫星和飞船等太空飞行器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弱磁场等因素使植物产生各种基因变异。一般来说，种子搭乘卫星上太空转一圈，便能诱导其“变”出更优良的品质，比如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更美的花朵。

    第三阶段为下地。种子随着搭载的航天器返回地球后，随即要进行地面选育工作，包括地面种植、观察、突变体筛选、遗传稳定性鉴定等工作。因为种子的变化是分子层面的，想分清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将这些种子全部种下去，繁殖三四代后，才有可能获得性状稳定的优良突变系。这个过程很漫长，每次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连续几年的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太空种子”。

    对于“航天育种”这一新事物，人们还存在很多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航天育种是不是转基因？有很多人疑惑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转基因是外源基因的导入，而航天育种是植物自己的基因在变化。即使没有上太空，种子的基因在地球上也会有变化。航天工程育种是一种物理诱变育种手段，没有外来基因的导入，因而它不是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研究显示，即使是太空飞行回来的当代种子，也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

    材料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空间飞行器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航天育种方面，三个国家各有特色。目前美国航天工程育种工作计划主要涉及在种质创新、药品生产、生物反应器以及生物采矿等几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太空生命生存条件。俄罗斯的研究重点则是空间植物栽培研究，曾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豌豆的连续世代循环栽培，以及成功种植超矮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

    自1987年以来，在“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推动下，我国先后13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5次利用飞船及多次高空气球搭载了70多种植物的2000多种品种的种子，涉及到粮、棉、油、蔬菜、花卉、牧草及中药材等多个方面。已进行的项目有：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绿豆、黑豆等豆类作物；棉花、烟草、香蕉、莲子等经济作物；油菜、番茄、黄瓜、甜椒、西瓜、甜瓜等蔬菜作物；曼陀罗、兰花、玫瑰等花卉，红豆草、紫花苜蓿等牧草，人参、甘草等中药材。

    比如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获得的博优721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大面积亩产量达700多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15%以上；优质、高产的水稻华航1号、芝麻新品种航芝1号、食用菌太空金针菇等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同时，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创造了一批目前利用传统育种手段难以获得的罕见材料，如特早熟小麦、特大粒莲子太空莲3号、特大粒红小豆突变系等，将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育种是个接地气的行业，已经有多个地区利用这一技术实现了收益。早在1994年，广昌县白莲科学研究所就与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以提高白莲的产量。2002年、2004年又先后开展了第二、第三次航天搭载，先后选育出太空莲、星空牡丹、太空娇容等一批白莲新品种。自此，广昌白莲具有了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颗粒大等特点，其中太空莲36号品种平均亩产量提高到80—100公斤，比常规品种高出一倍多，使莲农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栽品种。

    可见，航天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就社会经济效益而言，航天育种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材料三：

    航天育种是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不可能一投资就赚钱。也正是因为如此，航天育种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并不容乐观。

    从航天育种的发展历史来看，航天育种一直不是航天飞行的主要任务，而是在保证其它任务成功的前提下，“顺便”搭载一下航天育种材料，我国仅在2006年发射了世界上唯一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实践八号”。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航天育种空间搭载机制。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缺乏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有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不管有没有力量和条件，“赶时髦”进行航天搭载，低估了航天育种工作的难度，选择搭载的农作物品种和材料素质不够高，导致经卫星搭载诱变后，又经历4-5年定向选择后育成的品种在产量、品质和抗性上缺乏竞争力，选育不出好的种质材料，在生产上难以推广，大大浪费了资源。

    航天育种品牌自身的保护力度也不够，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航天育种企业，仔细探究发现，其中部分企业打着“航天育种”的幌子进行炒作，他们从国内外找来一些与众不同的品种，贴上“航天育种”的标签，利用老百姓对“航天品质”的信赖，从中获利，这些企业严重影响了航天育种的声誉。

    因此，就航天育种业的未来而言，中国的发展之路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通过长期不断地努力，让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百姓生活、社会发展服务。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材料一：

    （注）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老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虽然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月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摘自《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帐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帐的主要信息来源：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把人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摘自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

材料一

视频行业的发展壮大，既是自身传播手段、交互方式的改进，也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视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时空局限，实现了教学方法的革新；“视频+医疗”促进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求医问诊的快捷通道；“视频+电商”重塑了购物消费链条，带动线上消费异军突起；“视频+办公”解决了企业痛点，视频会议、远程办公广泛应用……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视频充分发挥高效、实时、多功能的特点，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视频具备更强的现实感和说服力，在信息传播、创新治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数千万网友“围观”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凝聚了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科技博主、医护人员发布科普短视频，给受众个人防疫提供合理化建议；短视频平台联合各地领导干部、网络达人开展直播助农，打开土特产品销路……从宏观记录到微观叙事，从现场观感到深度解读，视频能够为观众提供充足的信息增量和情感增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弘扬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发挥视频传播的社会价值》

材料二

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过5.6亿，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超过3亿，短视频用户超8亿……

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各种低俗信息、虛假信息等挑战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时有出现……凡此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材料三

内容始终是第一要义。“美食作家王刚”、“手工耿”等的走红，再次证明短视频内容要产生广泛持久影响力，创作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味，更要有意义。

不少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只追求“眼球经济”，求奇求险、低俗、花哨、空洞，秀段子的人多，讲好故事的人少，受众或是惊叫觉奇，或是哄笑一番，却意味索然，只是一“刷”而过。把有意思的内容展现出意味，关键要有想法有手艺。短视频虽然时长较短，但技术层面功夫不能丢。发挥视听艺术优势，不仅需要剪辑等技术，更需要叙事的技巧。用镜头“讲”好故事是门学问，方式路径并不唯一。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有意味。通过有意思、有意味的内容带给人意义，是短视频讲好故事的更高标准。意思和意味吸引受众，意义引人进一步思考，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升华。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寻找感动、获得启迪，才能赋予短视频深刻内涵。

——《短视频，把好故事讲好》

材料四

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历了“影视视频时代”“网络视频时代”之后，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频社会化时代”。2020年被定义为中国视频社会化元年。

2020年抖音平台的视频内容元素识别分析发现，“人物”在视频内容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除了“宠物”和“二次元”这两个特殊题材之外，在其他所有视频中，人物的平均出场率均为最高。面向未来，“人物”将成为视频社会化的核心要素，是视频叙事中最主要的对象。

未来将通过5G+AI+4K模式，构建万物互融、无缝连接的智能科技生活，形成万物互融、以人为本的视频社会化新生态，为用户带来极致的智能生活体验。万物互融的视频社会化时代，万物皆可拍，万物皆可播。视频相关产业需要兼顾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才能在描画美好生活图景，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视频社会化趋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