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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汕头市2019届高三语文第一次(3月)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言志”作为古代诗歌理论纲领,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时代成为较为普遍的说法。 B、“诗言志”的含义,在先秦时期主要指思想、抱负和志向,汉代开始内涵更加丰富。 C、汉魏之后,诗歌创作从“言志”转变为“缘情”,诗家不再言儒家政教怀抱之“志”。 D、古代诗歌创作中“志”与“情”的关系大致有重志轻情、志情相融、重情轻志及志含情中。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为纲,论证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及其影响。 B、文章引经据典,考据严谨,评析结合,体现了文学评论的特点。 C、对汉代“诗言志”内涵的变化,文章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又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D、文章第三段两次引述刘勰的话,意在强调六朝吋期诗歌创作“重情”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把“诗言志”与“诗缘情”有机统一起来,是汉唐诗歌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B、诗歌中情感的抒发被抹杀,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之别。 C、唐代诗歌创作重回“情志统一”,是韩愈、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D、由于背离了“诗言志”这一创作理论而偏重说理,宋代诗歌成为了圣贤之道的附庸。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

    探寻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追溯到时代美学潮流。六朝书家多为门阀士族,以登临山水、留恋诗酒之余为书,耳闻丝竹管弦、郎侬唱和的靡靡艳歌,目睹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绮丽风光,再将所感受到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观事物的优美形象融入书法,自然要“以流美为能”;唐人自北朝以来历经战火兵燹之乱,整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金戈铁马为美的尚武精神熏陶融铸了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的美学思想。他们与关陇健儿朝夕相处(或许书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对后者那种质朴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强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习见深峻的山泽,广阔的原野,天苍苍,野茫茫,胡马嘶风,悲笳动月,旌旗耀日,佛象凌空;其阔大的气势、粗犷的线条、强劲的节奏、豪迈的风度、威严的姿态,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提炼而融入书法艺术,自然会使传统的书法形象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书法家特有之雄峻坚实的风格。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更促使了唐代书法家自主意识的颖露和唐代书法美学模式的建立。当然,打破六朝权威的迷信,并不意味着对江南先进文明与文化遗产的全面排斥和简单否定。如张怀瓘对右军各体书法,还以推崇居多,仅就草书、章草二体提出异议,可见还是以继承为主。但这勇敢的不同意见,却如春雷惊蛰,向世人宣告着美学领域的复苏。“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今制品格以代权衡,于物于情,不饶不损。惟以理伏,颇能面质,冀合规于玄匠,殊不顾于聋俗,夫聋俗无眼有耳,但闻是逸少,必暗然悬伏,何必须见?见与不见,一也。”这以其标新立异骇世惊俗的直言谠论令人顿开茅塞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振奋着昔日不遗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却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发展的唐人的精神,鼓励和引导着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以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

王进锋

    商周时期,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族群。人们用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来区分他们。异族婚姻就是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通婚。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通过与戎狄的有莘氏通婚,取得了“有莘氏媵臣”伊尹的辅佐,从而实现了灭夏的大业。实际上,早在商族始祖契的时候,就已经与戎狄女子通婚。根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末代商纣王屡次与外族女子婚配。商纣曾以“西伯昌、九侯、鄂侯”担任商朝的三个重要官职,九侯就是鬼侯,为蛮狄之人。鬼侯为了讨好商纣,将自己的女儿进献给他,然而这位女士“不喜淫”,纣非常生气,就把她杀害了。汉晋学者皇甫谧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中也记载了此事。

    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遵祖宗之法,各方贤能之士都前往投靠。看到这点,商朝另外一位方国首领崇侯虎甚是紧张,担心周族强大后会危及自己的方国利益,就对商纣说到姬昌将不利于商朝的统治。商纣果然听信谗言,把西伯囚禁了起来,关押在羑里。周族人十分担忧,千方百计营救,大臣闳夭多方搜求美女奇珍,终于得到“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商朝宠臣费仲进献给商王。商纣看到后非常高兴,就把西伯释放了。可以想见,周族进献的有莘氏美女,应与商纣结成了婚姻。

    商王之子也与异族女子通婚。商王武丁时期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内容为“己亥卜,王:子白羌毓,不其白”。这条卜辞是占问商王之子宠幸的白皮肤羌族女子将要生育,所生之子的皮肤是否为白色。

    在西周君王和他们的祖先中,有多人与夷狄女子结婚。根据《诗经·鲁颂·閟宫》,周族始祖后稷是姜螈所生,而“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所以姜塬是羌族女子。另外,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娶的太姜、太王娶的周姜、周武王娶的邑姜也都是羌族女子。

    西周时期的申国,姜姓,在典籍中屡次被称为“申戎”、“姜氏之戎”。西周末年,周幽王新娶了褒姒,甚是宠爱,并生子伯服;幽王立他为太子,还驱逐王后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宜臼逃亡到母亲的娘家申国,周幽王向申国索要,申国联合鄫国、西戎攻打周国,并杀周幽王于戏地。这里周幽王的王后——申后就娶自戎狄的申国。

    一些西周诸侯还将女亲属嫁给戎族。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里的丰王为戎族的君王。所以,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族的君王。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华夏族的发展和内涵的丰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异族通婚诞生了很多卓越的个体,如契、后稷、晋文公、赵盾、赵襄子等,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开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同时,为后来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提供了切实的历史借鉴。

(选自2014年  10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小题。

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

    物联网将是下一个推动世界高速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是继通信网之后的另一个万亿级市场。业内专家认为,物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大大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力。美国、欧盟等都在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我国也正在高度关注、重视物联网的研究。物联网的推广将会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驱动器,为产业开拓了又一个潜力无穷的发展机会。按照对物联网的需求,需要按亿计的传感器和电子标签,这将大大推进信息技术元件的生产,同时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

    和传统的互联网相比,物联网有其鲜明的特征。物联网是各种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物联网上部署了海量的多种类型传感器,每个传感器都是一个信息源,不同类别的传感器所捕获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格式不同。感器获得的数据具有实时性,按一定的频率周期性的采集环境信息,不断更新数据。物联网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物联网技术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仍旧是互联网,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与互联网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在物联网上的传感器定时采集的信息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由于其数量极其庞大,形成了海量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为了保障数据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必须适应各种异构网络和协议。物联网不仅仅提供了传感器的连接,其本身也具有智能处理的能力,能够对物体实施智能控制。物联网将传感器和智能处理相结合,利用云计算、模式识别等各种智能技术,扩充其应用领域。从传感器获得的海量信息中分析、加工和处理出有意义的数据,以适应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发现新的应用领域和应用模式。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商鞅之殃

李洁非

    ①商君在历史上究竟给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想究竟留下了怎样一种遗产?单论功过,岂能有他——不正是他,令原本贫而弱的秦国走向强大,渐为霸主,一统天下的吗?

    ②据《史记》记载,商君重军功,奖耕织,打击贵族,立信于民。“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从这个侧面看,这些都与历史的文明方向一致。假使历史上商君的形象都保持在这个方面,后人对他便只有感恩戴德了;可惜事实主要不是这样。

    ③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的这段论述:“纵览历史可以看到,随着真正人道的发展,人类当中破坏精灵的确大大减少,这种情形是依照一种开明的理性和治国之术的内在的自然规律发生的。”将这个思想运用到历史中去,我们的历史观也就极其明朗——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为应该起到增进“开明理性”和抑制、减少‘破坏精灵’的作用。

    ④商君变法、强秦,最终也须放到这个尺度下来衡量。商君掌权下秦国“大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乃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弃灰于道者被刑”……如果百姓把灰撒在路上也会受刑,则“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奇迹又有何可稀罕、可称道的?

    ⑤尤不可忽视的是,商君“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开了非常坏的先例:铁桶统治。在他以前,中国固不乏昏君佞臣,像纣、幽、历、晋灵公、屠岸贾之流,但好歹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君之手,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项发明。他还鼓励和强制推行告密,“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斩敌同赏”。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告密时代”,会是怎样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景象,商君之“治”十分看重对人的精神的压制和奴役,中国政治、人性由此所受的损害怎么估量均不为过。

    ⑥汉以后中国以比较开明的儒家伦理为社会精神基础。商君之“治”遭废止,作为一种野蛮因素,却在各朝各代的暴政中不时浮现。别的不说,中国历史的“特产”酷吏——明显是秦代“严刑峻法”播下的种子。

    ⑦荒唐的是,至今还有人望文生义,以商君法家身份而误判其为“法治”,真是十足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悲哀。所谓“法治”,必以民主精神为基石,不以民为敌,不以刑残民,更非密探统治、恐怖政治;所有的法律均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立,均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⑧试问,商君之“法”骨子里跟现代法治哪里有半点共通之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美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遇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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