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1986年的春天，可能来得比哪年都早。这年3月，由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报党中央的“国家高新技术发展建议”被邓小平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出台，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终于又开始了向太空进军新征程。

    《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可以说，《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摘编自姚伟钧《食与礼》，有删改）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得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_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科，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住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由于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以至于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后人留下了全然不同的印象。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 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 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 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