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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4月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道不远人”:处处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杨国荣

    ①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②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③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④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

    ⑤道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另一重涵义,是“日用即道”。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并不是离开人的日用常行而存在,它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的重要之点在于没有把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人的日用常行息息相关。在孔子那里,已可看到这类观念。孔子的学生曾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学生又问有关死的事,孔子的回答依然是:“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那种超越的对象,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存在,而就是人自身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生活。总之,从“道不远人”的观念出发,儒家处处把目光引向现实的世界。

    ⑥道不远人,同时也规定了道和人的实践活动无法相分。在实践过程中,道的品格具体地表现为“中”。儒家一再谈到“中道”或“中庸之道”,孟子便主张“中道而立”,荀子也肯定:“道之所善,中则可从。”道作为实践的原理,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中”之上。这种“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文化家们所说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以上意义上的“中”,其实质的内涵集中体现于“度”的观念。这种“度”的意识,同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⑦以“度”为内涵的实践智慧,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中庸》曾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本体论上看,这一命题意味着对象世界中的诸种事物都各有存在根据,彼此共存于天下。从人的实践活动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则涉及不同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处、交往问题,它以承认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为前提。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使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个体、存在形态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便成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实质问题,在这里,所谓“并育而不相害”,便要求以“度”的中道原则,恰当地处理、协调社会共同体中方方面面的关系。这种协调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形态来加以调节。这种调节作用就体现了一种“度”的智慧。

(节选自《中国文化中的“道”》,原载2011年6月12日《文汇报》)

(1)、下列有关“道”的理解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用即道”,道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B、道是抽象的,道的意义只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方可呈现出来。 C、儒、道两家学说中“道”都涉及到人,说明儒、道两家对“道”的理解是一致的。 D、道的品格具体表现为“中”,它体现了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与原文内容相符的一项是(    )
A、在儒家那里,道是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 B、儒家的“中道”,实质内涵则集中体现在“度”的观念上,可以看作一种实践智慧。 C、孔子只关心自身的现实存在,而反对关心任何超现实的对象。 D、从哲学的视域来看,“道”具有“不远人”的品质,即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自身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
(3)、下列表述与原文观点不相符的一项是(    )
A、儒家的“中庸之道”,能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B、深山中的花开花落,本身不存在美或不美的问题,因为其审美意义是要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才得到呈现的,这就是“美不远人”。 C、儒家反复强调道并非超然于人,它能具体展开于人的日常生活过程中。 D、“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体现了“度”的智慧,这种智慧能使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过程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

(节选自郑欣淼《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问题。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面授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页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管古代中国家庭在生活方式、习惯、作风上各有特点,但严于礼法、以礼法齐家,则是古代中国家庭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古代中国的家庭礼法,是由家庭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活动的一系列的规矩和行为模式构成的。每个人都要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这是实现家庭内部整合、保证和谐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借以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庭生活也不例外,父子间、夫妻间如何相处,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法。

    ②古代家庭礼法起源于商周,到了汉代基本定型,宋代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总的来说,古代家庭礼法是根据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原则来制定的,是具体体现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所以,各地区、各家庭的礼法,大同而小异,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别罢了。

    ③不管家长多么注重言传身教,启蒙读物如何通俗易懂,违反礼法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所以对违反家庭礼法者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警示其他家庭成员。《郑氏规范》中就规定:对违反礼法者,一是罚拜:二是痛打;三是告官并从家谱中除名,如三年能改的,可再上家谱。一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定了对违反礼法者的严厉处罚的《郑氏规范》中,也强调了传统的中庸之道,“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中”。于成龙的《治家规范》中说得更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都要忍让,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法足有弹性的。忍,就是对人要宽容,要讲忠恕之道,这是古代中国人际伦理的精髓。

    ④不过,古代中国家庭的礼法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接受、实行,主要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是建立在人情伦理特别是亲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妻之情的基础上的。这从礼制、礼仪的原则就可以看出:“亲亲”、“疏疏”,即亲属关系越近,相互间的礼节越繁琐;亲属关系越远,相互间的礼节越简单。

    ⑤古代中国家庭礼法,也是适应家长专制型家庭和大家族家庭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它较片面地强调妇女、卑幼的顺从。只有实行这些礼法,才能使家长专制家庭、大家族家庭减少冲突,正常生活。如果家长专制型家庭要转变为民主型的家庭,这些礼法就要相应变革了,所以,清末民初的革新志士猛烈抨击传统的家庭礼法,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古中国生活》,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

    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宗懋、杨亚军着主编《中国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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