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

    西班牙《趣味》月刊载文说，为了预防疾病的侵袭，药品和营养品产业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生活准则和应摒弃的不良习惯清单，为的是能让人们延年益寿。在药片综合症流行的今天，人们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在抢占市场的战略引导下，大型医药企业甚至开始觊觎健康人群的医药市场。

    文章说，英国《医学旅行》杂志曾在其读者中做过一项民意调查，旨在确定那些最常见的“非疾病”。调查结果显示200多种状态属于“非疾病”，名列首位的是老年人的一些怪癖，然后是倦怠厌烦的情绪、黑眼圈、秃顶、雀斑、招风耳、灰头发或白头发、分娩和时差反应等等。

    商业公司试图说服人们相信那些正常的生理过程属于病症，促使人们相信一些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个人困扰也属于健康问题。性格腼腆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工作中缺乏恒心和自制力则变成注意力不足；失去至亲或是一段感情破裂带来的痛苦成了创伤后抑郁症；月经前的情绪波动成了月经前营养不良或机能障碍。为此，在美国调整血清素含量的药物已经被普遍使用，如最为人所知的氟西汀。

    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疾病类型，比如荷兰科学家宾格豪尔斯在对3%的荷兰人调查后提出的“空闲病”，表现为一些人对假日或空余时间无所适从。还有“思乡病”，通常是指那些移居他国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另外，还有蜘蛛恐惧症、天文恐惧症、恐雨症和恐海症等一系列精神病学上记录在案的恐惧症。

    目前医药产业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把一些轻微症状定性为严重疾病的征兆。比如说把疲倦定性为慢性疲乏症状，或是把周期性的腹泻和便秘定性为应激性结肠炎的症状。在美国和新西兰对处方药品直接进行广告宣传是合法的，这和医药产业夸大其词的策略也有很大关系。

    汉诺威达特茅斯医学院的莉萨·施瓦茨提醒人们注意避免把一些日常的小问题诊断为某种疾病的危险倾向，比如认为普通的鼻腔黏膜炎是过敏性鼻炎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提法，健康可以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极好状态”，而如果完全按照该定义的字面意思，很少有人能达到健康的标准。人们对于健康的狂热追求没有限度。现在有些人已经不需要出现任何症状，只要了解患有某种疾病会有何危害，就会自动把自己归入病人行列。

    调查显示，越是富有的国家在医疗体制上的投入越多，饮食也越好，而人们感觉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倾向也越明显。有什么办法能抑制这种倾向呢？解决方法可以是使用那些建立在确凿实验基础上的药物，并且只有在验证有效的情况下再采取进一步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文章说，“患者”本人也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因为现在人们通常对健康的过度在意恰恰是不利于健康的。我们的需要是一致的：让健康人安静地生活吧。

    ①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重游戏制造了今天复杂疑难的中国的问题。

    ②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思维失效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这秩序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③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关键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以便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④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那人们还能思想吗？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⑤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然而现代观念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所以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且无效的。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节选自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术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①管古代中国家庭在生活方式、习惯、作风上各有特点，但严于礼法、以礼法齐家，则是古代中国家庭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古代中国的家庭礼法，是由家庭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活动的一系列的规矩和行为模式构成的。每个人都要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这是实现家庭内部整合、保证和谐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借以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庭生活也不例外，父子间、夫妻间如何相处，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法。

    ②古代家庭礼法起源于商周，到了汉代基本定型，宋代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总的来说，古代家庭礼法是根据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原则来制定的，是具体体现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所以，各地区、各家庭的礼法，大同而小异，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别罢了。

    ③不管家长多么注重言传身教，启蒙读物如何通俗易懂，违反礼法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所以对违反家庭礼法者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警示其他家庭成员。《郑氏规范》中就规定：对违反礼法者，一是罚拜：二是痛打；三是告官并从家谱中除名，如三年能改的，可再上家谱。一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定了对违反礼法者的严厉处罚的《郑氏规范》中，也强调了传统的中庸之道，“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中”。于成龙的《治家规范》中说得更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都要忍让，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法足有弹性的。忍，就是对人要宽容，要讲忠恕之道，这是古代中国人际伦理的精髓。

    ④不过，古代中国家庭的礼法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接受、实行，主要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是建立在人情伦理特别是亲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妻之情的基础上的。这从礼制、礼仪的原则就可以看出：“亲亲”、“疏疏”，即亲属关系越近，相互间的礼节越繁琐；亲属关系越远，相互间的礼节越简单。

    ⑤古代中国家庭礼法，也是适应家长专制型家庭和大家族家庭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它较片面地强调妇女、卑幼的顺从。只有实行这些礼法，才能使家长专制家庭、大家族家庭减少冲突，正常生活。如果家长专制型家庭要转变为民主型的家庭，这些礼法就要相应变革了，所以，清末民初的革新志士猛烈抨击传统的家庭礼法，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古中国生活》，有删节）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①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

    ②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③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

    ④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⑤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往往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人们对裸体照片、裸体雕像和裸体画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常常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⑥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造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