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星星

贾平凹

       大人们快活了，对我们就亲近;他们烦恼了，却要随意骂我们讨厌，似乎一切烦恼都要我们负担，这便是我们做孩子的不曾明白的。天擦黑，我们才在家捉起迷藏，他们又来烦了，大声呵斥。我们只好蹑蹑地出来，在门前树下的竹席上，躺下去，纳凉是了。

       “星星!”妹妹突然叫了一声。

       我们都抬起头来，就在我头顶，出现了一颗星星，小小的，却极亮极亮。我们就好奇地数起星星来，数着那是四个光角儿呢，还是五个光角儿，但就在这个时候，那星的周围又出现了几颗星星，就是那么一瞬间，几乎不容觉察，就明亮亮地出现了。啊，两颗，三颗,十颗……奇迹是这般迅速地出现，一时间，漫天星空，一片闪亮。

       夜空再也不是荒凉的了，星星们都在那里热闹，有装熊的，有挑担的，也有提着灯笼跑的……

       我们都快活起来了，一起站在树下，扬着小手。星星们似乎很得意了，向我们挤弄着眉眼，鬼鬼地笑。

       过了一会儿，月亮从村东口的那个榆树丫子里升上来了。它总是从那儿出来，冷不丁地，常要惊飞了树上的鸟儿。先是玫瑰色的红，接着，就黄了脸，瞬间，它就又白了，极白极白的，夜空里就笼上了一层淡淡的乳白色。我们都不知道这月亮是怎么了，却发现星星少了许多，留下的也淡了许多。这使我们大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了?”妹妹慌慌地说。

       “月亮出来了。”我说。

       “月亮出来了为什么星星就少了呢?”

       我们闷闷不得其解。坐了一会儿，似乎就明白了：这漠漠的夜空，恐怕是属于月亮的，它之所以由红变黄，由黄变白，一定是生气，嫌星星们不安分，在吓唬它们哩。

       “哦，月亮是天上的大人。”妹妹说。

       我们都没有了话说。我们深深懂得大人的威严，又深深可怜起星星了：月亮不在的时候，它们是多么有精光灵气;月亮出现了，它们就变得这般猥琐了。

       我们再也不忍心看那些星星了，低了头走到门前的小溪边，要去洗洗手脸。

       溪水浅浅地流着，我们探手下去，才要掬起一抔来，但是，我们差不多全看见了，就在那水底里，有着无数的星星。

       “啊，它们藏在这儿了。”妹妹大声地说。

       我们赶忙下溪去捞，但无论如何也捞不上来。我们明白了，那一定是星星不能在天上，就偷偷躲藏在这里了。我们就再不声张，不让大人们知道，让它们静静地躲在这里好了。

       于是，我们都走回屋里，上床睡了。却总是睡不稳——那躲藏在水底的星星会被天上的月亮发现吗?可惜藏在水底的星星太少了，更多的还在天上闪着光亮。虽然它们很小，但天上如果没有它们，那会是多么寂寞啊!

       大人们又骂我们不安生睡觉了，骂过一通，就打起了鼾。我们赶忙爬起来，悄悄溜到门外，将脸盆儿、碗盘儿、碟缸儿都拿了出去，盛了水，让更多更多的星星都藏在里边吧。

云中谁寄锦书来

朱铁志

      电脑的普及，使文字书写急剧退场。用惯了纸笔的中老年人，还在挣扎着试图挽住书写的臂膀。而年轻一代，已然习惯了无纸化的生存。提笔忘字，渐成常态；书法之美，只在少数书家手中流连。在手机和电子信箱越来越便捷的当下社会，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已是一种幸运，能够收到一封文辞淳美朴实、书法俊逸洒脱的书信，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传统尺牍信札中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似乎正渐行渐远，使即使不算老派的中年人，也不免感到一丝惆怅。

      我算幸运的，因工作和个人写作的关系，使我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理论大家和文学名家的信札。有的文白间杂，言近旨远；有的雅淡平和，娓娓道来；有的词锋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嘘寒问暖，饱含温情。信封和信札抬头、落款的书写，无不十分讲究，不论是称谓的选择，还是书写工具的使用，都能看出文字的背后所蕴含的学养功底和书写者的气质风神。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别样的来信，其中尤以来自报刊者居多。有的在我名字之后不再有任何称谓，迹近被通缉；有的信封书写七扭八歪，偌大的天地间几行纠缠在一起的米粒小字，仿佛捆绑的螃蟹。至于行文的直白浅陋、甚至粗暴无礼，也是不时要面对的无奈现实。

      翻看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书信，“先生”“足下”“斧正”“雅教”“拜辞”等敬语谦辞随处可见，浸润在字里行间的那份优雅和谦和，透露出长期文明熏陶下谦谦君子所特有的从容和自信，正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而今，传统的书信文明似乎已成远去的雅乐，只能在杂乱无章的信息洪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只能在先人的收藏中依稀可辨。而在新潮的“穿越剧”中，别人的父亲成了“家父”，自己的爸爸却变为“令尊”。经过“反右”“文革”等文化浩劫，中年以下的朋友旧学功底无从谈起，新学修养也难尽如人意。粗鄙文化盛行，庸俗观念当道，肉麻成有趣，流氓成英雄。听一听身边人的谈吐，看一看手边的报刊，文明含量几许、文化水准若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网络语言，新则新矣，有的甚至不乏有趣，但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缺乏文化含量的戏说而已。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胸无点墨，何以自觉？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去的眼球，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毛笔、宣纸作为文字书写主要载体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文明的传承不能因此中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前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为什么我们常常默念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对前辈思想家、文学家的传世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祈愿和情怀，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美好理想和对优雅文化的无限怀想。

      剪不断，理还乱。要用中国语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来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秘密，解开中国道路的内在密码，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冷酷背景下保留一份温暖的人文情怀，不能靠午夜梦回、撕扯自己的头发冥思苦想，不能指望查阅文件、对比口径找寻思想捷径。唯有继承传统、不忘经典，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现博大精深的优美存在，才能触发自己愚钝很久的灵感和才华，找到通向世界、与各种文明有效对话的渠道和钥匙。

（选自《人民日报》2012.6.25，有删改）

那时以为天要塌了

    ①10岁的时候，我跟伙伴一起玩。他爬到墙头上，我拿了一面镜子在下面照他。他的眼睛被强光刺到，突然摔下墙头。他的腿被摔骨折了，进了医院。我吓坏了，以为他这辈子会成为残疾人。我第一次闯这么大祸，我甚至想，是不是警察要把我抓走，关进监狱。

    ②到了傍晚，我还在村边徘徊，不敢回家。怕回到家，母亲一定会狠狠打我一顿，而且明天会怎样，我完全不知道。那时我以为天要塌了，伙伴成了残疾，我一辈子要负罪。暮云飞渡，倦鸟归巢，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恐惧感，仿佛整个人要被某种东西吞噬掉。我咬咬牙，回到家。母亲用鞋底狠狠地打了我几下，然后带上点心、水果，拉着我去伙伴家赔罪。不久后，伙伴完全好了，腿一点没受影响，重新活蹦乱跳起来。天没有塌下来，我的日子重回平静。

    ③20岁的时候，我复读一年高考依旧落榜。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我的人生从此完了，再也看不到一点光明。家里没人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书都摊到地上，自己坐在书的中间，面对着十年寒窗读过的这些书，放声大哭。我以为天要塌了，像我这样的人，还配谈未来吗？好几天，我不发一言，像个木偶一样。一天早上，父亲对我说：“太阳又出来了，天塌不下来！再去读一年吧！”后来，我如愿考上大学，觉得人生也开始柳暗花明。

    ④几十年里，我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事。当时以为天要塌下来了，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可是并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曾经的那些失意，在当时来说像洪波巨澜一样，快要把人吞没了。往事经年，意兴阑珊，多深刻的痛苦都会淡漠。多年后再看这些经历，把曾经“天塌下来”的大事放到漫长的人生之河上看，发现不过是翻了几朵小浪花而已。

    ⑤或许，你此刻也正经历着“天塌下来”的大事，以为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但是，天不会塌下来，生活还会继续，所有的事都会成为过去，你向前的脚步会踏平坎坷，重新走入坦途。

    ⑥其实，天根本就塌不下来。

泥泞中，要把母亲的头巾举起

    ①一直到我五岁，母亲才肯相信当初医生所说的话——我永远不能说话了！

    ②母亲没有任何表情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八岁那年，母亲听村里的人说，“冲喜”也许能让我说话，正好又凑上“八”这个吉利数，就打算办回酒席。为这事，本来生活就很艰苦的家里，爆发了一场大战。最后，母亲和父亲把财产分割了，两头猪，一人一头。母亲二话没说，叫人宰了那头养了将近一年半的大肥猪，摆了几十桌，请了很多人。看到人们碗里满满的都是肉，我心里忽然有些疼痛。我知道，那是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劳作的结果啊！那天，我使尽了全身力气，也没有叫出“妈妈”两个字。

    ③日子依旧平静地过着，我还是不能说话。但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一直不愿把我带到田野里去。直到有一天，我再三“央求”，母亲才带我来到田野。

    ④母亲把我安置在一块宽宽的田埂上，叉把头上那块血红的头巾摘下放到我手里，然后告诉我，待会儿要是听到她叫我，就举起头巾。这时，我才明白母亲不带我来田野是怕我走失。

    ⑤微凉的风中，母亲朝着深深的田野里走去，每隔一会儿，母亲就要大声地呼喊我几次，我马上就把那块头巾举起来。母亲站在阳光下努力搜寻，直到看见那块血红的头巾在汹涌的绿色中摇荡 ， 她才迅速地弯下腰，继续劳作。

    ⑥后来，我看到远处的水塘，想起村里小孩儿手里提着大鱼的情形，顿时心动不已。于是，我翻下田埂，朝着河塘走去。

    ⑦我学着记忆中那些小孩儿的动作，用双手去捧，结果一无所获。我有些无奈，又有些恼怒，心想，一定要找一个宽大的、能漏水的东西来。我揉捏着母亲的头巾，有些紧张，可一想，这么好的天气，反正是可以晾干的，就双手撑开头巾向水中放去。看着那些鱼儿在头巾里跳动，我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暗自感谢这头巾，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笑意。

    ⑧正当我开心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母亲的呼喊声又传来了。我不敢将沾满污泥的头巾举起来，心想，母亲呼喊几声后，应该就不会管我了吧。于是，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耗着。哪知道，那几声呼喊一过，母亲见我仍没把头巾举起来，就立即停止劳作，奔上田埂，呼喊声也逐渐变得焦急而凄厉，一声接着一声。

    ⑨我心里万分紧张，不知所措。我很想告诉母亲我在这里，不用担心，可我叫不出来。我想要把头巾举起来，可又怕母亲会责罚我。

    ⑩母亲的呼喊声在寂静的田野里越发悲切了，明显地转向哭腔！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抓起头巾，一股脑儿地把小鱼倒进水里，拼命摇动那血红的头巾，同时“啊啊’’地大声叫着，我只想让母亲知道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只想让她听见后回去继续安心劳作。

    ⑪没想到脚步声、藤草和人的刮碰声响了起来，急促而杂乱，母亲几乎是疯狂地朝着我的方向飞奔而来。

⑫突然，“扑通”一声重重的闷响！我猛地站起身来，迅速拨开草丛：跌倒在泥泞中的母亲，正吃力地向上爬着，暴露在外的双手和胳膊被划出一条条血痕，混和着汗水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母亲就这么真实地呈现在我眼前！

    ⑬我激动万分，紧紧抱住母亲“啊啊”地大哭起来。母亲一边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替我擦着泪水，一边安慰着我。

⑭从那以后，我终于知道，生命里不管遇到何等诱惑与伤痛，都要在母亲的第一声呼喊后，迅速地举起那块血红的头巾。因为，这能让母亲少走些泥泞的路；因为，这是对母爱最简单的回应。

伟大而孤独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1828年9月9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出身名门，世袭伯爵。两岁丧母，九岁逝父，在伯母的照料和家庭教师的精心指导下长大。16岁时，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三年后，他中断学业，回家经营庄园。1851年，托尔斯泰到他哥哥所在的军队中当一名下级军官。185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此役中，托尔斯泰英勇善战，屡建战功。

    从1852年开始，《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在《童年》中，托尔斯泰通过对小主人公孤独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微描写，展示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聪颖、敏感而又孤独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到1864年，托尔斯泰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已经足以让他有资格置身于俄罗斯一流作家的行列。随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篇长篇巨著的先后问世，托尔斯泰开始赢得世界声誉，成为一代文学世匠。《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开始于1864年，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一幅19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景。罗曼·罗兰说 ，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从1873到1877年，托尔斯泰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动笔之初，他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最后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了改变，主要描述了农奴制度被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贵族走向没落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从1889年开始，托尔斯泰耗时10年，在71岁的时候完成了《复活》这一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庭上，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灵魂被深深震动了。在作品中，孤独而内省的托尔斯泰将聂赫留道夫塑造为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的形象。这是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无情地批判了俄国社会的虚伪本质。

    回顾托尔斯泰的一生，他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巨匠，有关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从没放弃对人生真谛的执著追求。他一直在思考，社会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奴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哪里，农民贫困的根源何在，这突出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尝试改革，设计了一个庄园改造计划。他去了庄园附近五个村子中最穷苦的一个，给贫苦农民送茅草、修房子。然而，这位年轻伯爵的梦想在俄国社会的现实面前成了泡影。不服输的托尔斯泰在1859年到1862年之间几乎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先后在自己的庄园及其他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创办了20多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同孩子自由交谈。

    1861年，托尔斯泰还担任起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纠纷的职责。他维护农民权益，因而受到贵族农奴主的敌视并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这一期间同农民的频繁接触，为他后来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868年，托尔斯泰受到德国叔本华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这样，他开始转向宗教，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祷告。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发誓要改变自己的贵族化生活方式，不时地参加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砌炉子。为实现平民化夙愿，孤独的他曾三次离家出走。结果在第三次出走的时候，因为不幸患上肺炎，出走10天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逝世……

    1910年，最后一次出走的托尔斯泰被送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因为生于兹葬于兹，这个庄园被称作托尔斯泰的“摇篮和墓地”。百年来，墓冢吸引着成百上千的朝拜者。说是坟墓，其实外表看起来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前面没有墓碑，更无墓志铭，甚至连托尔斯泰的这个名字都见不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经充满深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选自《光明日报》，作者韩显阳，有删节）

微笑的可乐

    ①我七岁那年，故乡的夏天炎热异常。没有一丝云朵，天空在灼热的阳光里呈现空洞的蓝色，空气中翻腾着热浪。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蔫蔫的，失去了往常的活力，除了那些整日泡在海水里的孩子们。这一年的夏天，我再也没有走近大海，没有在沙滩上和小伙伴们追逐嬉闹，没有像一尾活泼的小鱼尽情遨游在无边的海水中。我知道，所有的欢乐都已随着春天的一场噩梦灰飞烟灭了。 在那场车祸中，我永远地失去了右脚。 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却已深知悲伤与羞耻，我甚至拒绝在夏天穿短裤，害怕我丑陋的脚踝在众人的视线里暴露无遗。

    ②那段热得让人窒息的日子里，我每天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早早地拄着拐杖离开家，慢慢走到田地尽头的堤坝边。我的爷爷已经坐在那里抽烟，准备开始一天的辛劳。我艰难地坐下来，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眺望远方睡眼惺忪的大海。蔚蓝色的波浪缓缓起伏，在爷爷淡淡的烟草味里发出梦的呓语。也许，只有这一刻的单纯和宁静，才能让我暂时忘却心里的哀愁与无助。

    ③那天，我正望着蔚蓝的大海发呆，素来沉默寡言的爷爷突然在我背后问：“孩子，你口渴吗？”我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爷爷又接着说：“那么，我请你喝冰镇可乐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于我贫困的家庭而言，可乐是只有圣诞节才会偶尔兑现的奢侈梦想，何况车祸后为了给我动手术，家中已是负债累累。我咽了咽唾沫，有些不相信地问：“您是认真的吗？”“当然，”爷爷微笑着说，“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自己穿过马路去对面的便利店买。”他见我沉默了，随后又补充道：“其实不用害怕的，我会站在路边提醒你来往的车辆。”冰镇可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咬着牙点了点头。

    ④攥着爷爷给我的硬币，我拄着拐杖站到了路边。要知道，自车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走上马路，噩梦犹在。虽然天气炎热，但乡村公路上来往的车辆永远都不会停歇。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卷起一股股闷热潮湿的气流，阴影又开始弥漫，我怎么也不敢迈出这第一步。这时，爷爷大声地吼起来：“嗨，孩子，难道你打算一辈子的路就只走到这里吗？勇敢些！”我心一横，屏住呼吸拄着拐杖走了过去，而当我踏上路另一边的沙地时，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了。那一瞬间，我忘却了身后就是曾夺走我右脚的马路，也感受不到那曾如梦魇般恐怖的车流，我只知道，我已经翻越了一座山，一座在我七岁那年突然横亘在我生命旅程中的大山。

    ⑤那天冰镇可乐的清凉，即便在35年后的现在也清晰如昨天，35年后的我早已装上了假肢，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我有相敬如宾的妻子，有活泼可爱的儿子。盛夏的假日里，我带上家人去童年时常去的海滨度假。而每一次把可乐递给儿子时，我总会指着瓶子上那个飞扬的缎带标志说：“你看，它在对你微笑呢。”一如爷爷当年对我说时的郑重。

    ⑥假如你对生活微笑，上帝便会把你所有的辛辣与苦楚酿成这世上最甜美的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