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

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诉平生，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然而，我真的知道父亲吗？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父亲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然而，我真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啊！而且台湾是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小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好运卤汁下起面来，好运个香呀——”

    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 ， 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难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慈柔之心，誓言从此不射猎。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披红斗篷的定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里，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能老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蒲公英的散蓬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就一切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草原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舍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千年丝路归去来

陈晋源

    ①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地。剔透的天没有任何白云，蓝瓦瓦地将大地罩了个严严实实。地也是尽力地延展，在尽头迫不得已而与天交于一线。这无垠的沙地与戈壁本没有路，一个脚印踏过，来一阵风，便什么也不再留下。

    ②这样的一方天地，一直在沉睡。终于，公元前138年，来了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与和他年纪相仿的君主“一拍即合”，为了击退匈奴，决心打通西域。这位正值盛年的侍从官，从汉武帝刘彻的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再拜君主。一表心系朝廷的忠心，二表定当竭力完成任务的决心。前路漫漫，这位名叫张骞的侍从官，带领着100多名随行人员，转身骑上骏马，向西域进发。这一转身，便是一个新纪元的序曲。

    ③马匹走在沙丘上，四周悄无声息。久居长安城，从未见过如此阔大的景致，他惊叹于大自然的壮美。天似穹庐，笼盖四方沙地。人与马被晚霞映得通红，犹如披着一件神圣的袈裟。

    ④张骞用一生丈量出一条蜿蜒的路。这条路将时间与空间融为一体。再大的风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进程，丝绸之路应运而生。长安和罗马，形形色色的人一队又一队，带有中亚的骏马、印度的医药、西亚的金银器…在这贫瘠的地上留下了文明的印记。

    ⑤张骞来过后，这里便设有玉石障，五代是天门关，明代又称嘉峪关。站在关上，天地尽是金黄，城楼的砖与戈壁沙漠连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仿佛这嘉峪关是大自然一手造就的。古老的风，似从城墙上吹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⑥一阶阶走下千古关隘，觉得这已经被风干的历史，此刻却都活了起来。我能听到，驼铃声、熙攘的人声和着羌笛和胡笳，点缀着这条路，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人群来到关隘里的一个小楼之前，这座红色木制的关帝庙，与这个土黄色的世界格格不入。敦煌这一带本该是佛教盛行之地，那莫高窟、榆林窟，吸引了一代代工匠前来修葺，也吸引了中外虔诚的信徒来此拜谒。

    ⑦可偏偏，为什么在这丝路之上，出现了这样一座庙？殿内供奉着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赤面长髯，带着一种与莫高窟瑰丽色调完全不同的美感。这座庙告诉后人，古代在这里戍守边关的人是山西人。因为关帝来自山西运城。

    ⑧运城与嘉峪关，家乡与边邑，1600多公里，唯有信仰能跨越这段距离。这样的信仰，又在有形的丝绸古路之上架设起一条无形的精神之路。人们虽然殊途，但最终会同归于内心深处的那份安宁。这份安宁，可以抵抗走在大漠中深深的不安感。丝路古道，将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⑨我开始想象古时戍守边关的人的生活：扎营、练兵、打仗，闲暇时注视着远方若有若无的地平线，那是家乡的方向。“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在那个闭塞的地方，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闲暇时去戏台子转一转吧，听听边塞的曲艺，那铿铿的撼动天地的锣鼓声中，或许可以听到秦腔。运城离着陕西很近，所以秦腔也能被认作是乡音了。听到了，心中又不禁翻腾起不尽的乡思。一台戏终了，还可以在戏台周围打听打听各路的讯息，运气好，会收到家人的口信。

    ⑩1516年，这明代的重要隘口被满速儿汗攻破，大西洋上船只的黑烟也渐渐代替了丝路上的驼铃。清朝末年，这座要塞被荒废，众人东迁，官道与民道一同成为了百姓的弃子。一百年后，一把火也将那座古物烧成断壁残垣。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中原的史官把卷帙一片片翻过，此处的西风裹着沙，也一层一层将这条昔日繁华的古道淹没。

    ⑪此后，中原大地一如这沉默的古道一般，强盛不再，自信不再，被列强践踏，被帝国瓜分。

    ⑫时间转到2017年，我来到此地，又是喧闹的景致了，游客熙攘。这样一条用丝绸点缀的路已然复活。同时复兴和崛起的，还有整个民族。

（有删改）

花工

刘庆邦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他不时地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塌下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

    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四哩四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养花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一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花草调养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夏天经常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其时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一向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后来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选自《北京观察》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