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明史•选举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由于八股文成为官方所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而一般文土如果想通过科举这一关，跻身仕宦的行列，势必要对这种应试程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明代八股文的流行。

    从表现特点来说，明代兴起的八股文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它的对偶性。明成化以前，八股文的句式基本上还是“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显得比较自由。成化以后，句式趋于严格化，八股对偶结构越来越明显。应该说，对偶句式并不是八股文的独创，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应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以偶句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即骈文。唐宋时代，骈文的句式更趋严整。八股文的成熟，与它吸取古代骈文的艺术体制显然是分不开的。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创作名家，如王鏊、钱福。尤其是王鏊，为八股文制作的一位大家，被人推崇，他的名篇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破题简洁明了，议论平缓不迫，层层展开，结构紧凑，对偶工整，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点。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创作走向兴盛，在众多的作者当中，较有名气的则有归有光、唐顺之、胡友信。除此之外，如茅坤、瞿景淳也是当时八股文制作的大家。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是唐宋文风的推崇者，称“唐家派”，他们时或将古文作法融入八股文之中，从而给八股文创作带来某些新的特点。

    到了明代后期，八股文的创作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一些作家身处不断更迁的时代环境，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黄淳耀等。他们在八股文中往往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不是一味地刻求成式。

    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委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节选自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

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材料一：

    “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伴随信息化时代扑面而来，人类文明及传统生活习俗已发生深刻变化。”近日，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国家教育体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延保的开场演讲，直击会议主旨——“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

    与此呼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的发言，也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享养老院，现在冠名共享的行业越来越多，这当然也影响到教育。未来，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到共享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将形成规模。”丁钢认为“共享教育的提出，更多是希望强调如何从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强调个体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更多关注非系统知识、非系统能力的获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成为一种可自由获得的生产资料，大大强化了学习者的主体性。专家断言，未来三五年，学校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办学体制上汇聚优质教育资源，突破校园界限，不限于固定学习场所；在教学结构上打破國定课时、跨越学科界限、围绕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这些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在今后的智能学习过程中，定制服务不再是难题，‘有教无类’能够真正实现”。

    教育的作用始终在服务人类与社会中彰显。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共担责任，倡导“全球共同利益”，应该推进人类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这没有办法按图索骥，只有在未来实践进程中才能够创建。

（摘编自时晓玲《共享教育将引发学习方式变革》）

材料二：

    未来几年，共享教育有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动能，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如经费、设施不足等，宁夏部分地区的共享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

    记者走访一些农村学校发现，硬件设施都不错，但软件建设跟不上，网速慢、网络不畅通，导致远程教育课程使用率低，时常遇到那边的教师已经讲完了一个知识点，这边却因网络“卡壳”还没有听到。“学校现在是10兆、50兆宽带，不能满足授课需要，希望能提高到100兆。”相关人士如是说。

    此外，一些城市学校仍对信息化发展缺乏认识，存在等待观望、消极被动的现象，部分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另外，有些学校只抓项目建设，不重视应用效果，不想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据反映，目前，宁夏各级各类学校有3406所，进入在线课堂平台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制作网络课件对教师而言是一种新的负担，应承认教师共享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优秀老师制作优秀课件。“应当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输送到网络平台上。”宁夏教育厅副厅长说。

（摘编自于瑶、杨泽《一根网线撑起共享教育》）

材料三：

    可以说，共享教育的前提是，如何尊重每个不同的个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意愿和需求。

    根据“共享经济”的释义，可以对“共享教育”加以释义：共享教育具有弱化知识拥有权和强调使用权的作用，在共享教育体系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和需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手段和方法，克服囿于知识掌握与技能训练的狭隘性，表现出个人对于知识多样性、异质性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使教育资源得以最大限度被有效利用与共享。即所谓“随需所获，学以为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持续成长。这点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共享教育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个性化学习问题。相比正式学习，个性化学习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技术发展的个性化学习，关键在于从“如何教”走向“如何学”，学习者个性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达到了平衡，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同时，个性化学习是以个体学习为中心，在任何地方和场所，在流动的任何时间，从差异性需要出发，共享不受限制的多元的教育资源，可在在线与非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混合学习，并与非正式学习整合。

    共享教育的提出是一种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理念转化。之所以称为转化而不是转换，是因为转换具有替代的含义，而转化不是替代而是迭代。在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教育理念转化中，基于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极富中国实践内涵的教育观念，就是共享教育。

（摘编自于钢《教育需要向共享教育的理念转化》）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不仅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骄傲，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文化和改革创新精神所折服，为新中国建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新时代文化自信首先源于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和传衍，并在新的时空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文化意识的萌生发端，经历了文化元素的衍生，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文化形态的进化，文化遗产的传承等过程，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遂成强劲的中华文化基因。

    新时代文化自信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40年改革开放胜利的实践。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在随后的近30年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以社会革命推动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用了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再次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40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文化自信，还源自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模板”“再版”“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进行集成创新的原创版。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时代理论文化再创造的集中体现，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信的动力。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了公民各项正当权利，为我国成为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再创造，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李征《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黑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