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摘自王春瑜著 《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①历史上，国人曾有谣谶之信。何谓谣谶？谣，是歌谣；谶，为预言。简单地说，谣谶就是以谣为谶，用歌谣的形式演绎对未来的预言。内容主要包括占验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两种。前者如以燕子为题，影射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人生经历。而历史事件最著者莫过于王朝更迭。这类谣谶有的是一语成谶式的简单判断，如“亡秦者，胡也”；也有的是对完整过程的叙述。一首普通的歌谣何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答曰：信仰使然。

    ②古人认为，“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徒歌谓之谣”。也就是说，谣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唱形式。事实上，最有可能成为谶谣的不是成人谣而是童谣。古人认为：“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童谣能成为谶谣，除了“出自胸臆”的“天籁之音”外，还有信仰上的因素。古人认为五星中的荧惑星（火星）降临大地化为儿童，歌谣嬉戏，而其所歌即是吉凶的预兆。

    ③《国语·郑语》记有周宣王时的一首童谣：“恹弧箕服，实亡周国。”（那卖桑弓、箭袋的人，就是使周灭亡的人啊！）历史应验了童谣之语，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收养的弃婴，正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妃褒姒。《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成书年代，或云春秋末期，或云战国初期。以最晚而论，应该说在战国初期人们已经有了谣谶的信仰。

    ④既为信仰之物，谣之所以成谶，源于两种基本的思维。一是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如古时候“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的农事咒语。二是相信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人们总是试图破译这种神秘联系，先民龟筮占卜就是这种文化尝试的结果。相信谣谶的预言和相信卜筮的占验应该说基于同样的思维，只不过是所凭借的手段不同罢了。

    ⑤上述信仰被战国邹衍和西汉董仲舒所利用，并进一步系统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根据西周以来解释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创立“阴阳消息”与“五德终始”学说，用天事解释人世治乱，以之恐吓当政者，使其不敢不注意人事。首将儒家与阴阳家两种学说融为一体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皇帝的作为可以与天感通，上天通过“祥瑞”与“灾异”表达对皇帝的嘉许与惩戒。邹衍、董仲舒的理论因此也成为了中国谶纬之学的渊薮。“纬”是指方士化的儒生编辑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⑥今人看来，谣谶乃诳人之举，其人为因素昭然若揭。或人为作谣，以图成谶。如秦末篝火狐鸣中“大楚兴，陈胜王”的起义谣谶，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造势谣谶等等，皆属“当世有心人”之作，其目的无非是借谣谶以实现其政治企图。或穿凿附会，事后释谶。秦末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谶，关于这首谣谶的理解分歧不一，分歧的关键点是对句中“三户”一词的理解上。历史最终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附会空间，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亡秦主力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⑦时至今日，谣仍在，人们仍会“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谶已无，以谣为谶的行为已难觅踪影。但如果就此说，相信占验、相信预言的谣谶式思维已从现代人的大脑中剔除干净却显武断。有人在观看了好莱坞惊悚片《2012》后，就把现实中的诸多灾害与片中玛雅人的预言相互联系。我们不敢确定这种疑虑是人们真实意图的流露抑或是茶余饭后的戏言，但我们倒是更愿意相信它是后者。

（节选自刘汉杰《历史上的“谣谶”》）

    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

    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但为什么汉字的表音化倾向停滞了？为什么表音的声符没有进一步简化、抽象化，像很多拼音文字那样发展成为纯粹表音的字母？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语是词根语，不用改变词首、词尾或词中间的语音来表示语法关系。印欧语言很多“性”“数”“格”都要求有小而频繁的词形变化，这是方块汉字难以如实记录的。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也没有什么变动，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时空包容性。汉字的“包容性”是一种巨大的弹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对于英语、法语或其他拼音文字，几百年前的作品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因为语音的变化直接反映到了文字的拼写上。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

    二是空间包容性。同样一张《人民日报》，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他们使用同一个汉字系统，字形和字义是一样的，但读音却各行其是。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就像今天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据统计，印度有1600多种语言，宪法规定的联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可以想见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例如买、卖、贵、贱、资、费、财、货、赚、赔等字，都有“贝”字，这反映了早期社会“贝”曾被作为原始货币的历史。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汉字展现出其科学性、艺术性，闪烁着独特的智慧光芒，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选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有删改）

    目前，随着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新弘扬问题现在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创新弘扬，是把激活中国古代有价值的美学思想资源，加以阐释和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下应当发扬光大的原因。

    美学作为人文价值学科，应当重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心存偏见，依然怀抱全盘西化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总是误以为只有古希腊、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才对当下的美学思想发展有启示，而中国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以来的思想传统就不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既不粗率地鄙视和否定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也不能盲目地迷信和简单地移植西方美学。实际上，即使在西学东渐、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否定，并没有完全断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承载着丰富的审美经验，由这些经验归纳和总结出来的理论，乃至审美经验本身，值得中国当代美学和世界美学加以继承。这些传统的美学思想已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艺术心理。因而，对于它们的继承与弘扬，是当代学人之使命所在。古代传统与当下发展的关系，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譬如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在当下依然让我们获得审美的享受；古代的戏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在当代新媒体艺术中得以再现；古代的器物造型等可以为当下的设计提供启示和灵感，等等。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包含着启迪学者智慧、引领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返本开新”。这也是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追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切实把握其中有价值、有活力的资源，从而使当代美学别开生面。诸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宇宙观、“立象言意”的传统、物趣人情浑然为一的艺术境界等等，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艺术的抒情传统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艺术作品，但它确实是中国古代艺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贡献，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光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有优秀的传统，就无限夸大其内容，或者固守中国传统美学中僵死的教条。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在学科形态上、研究方法上确有诸多的不足，我们应当客观对待其中的生机和活力，客观地对待这批遗产。

（节选自朱志荣《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弘扬》，有删改）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致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的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现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练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的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作“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进行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之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一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处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练，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