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渐渐消散的炊烟

晓晓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其他的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天池小小说》2012年第9期）

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

夜哭

吴佳俊

    我在夏夜里听到过各样的哭声。

    那哭声，有时大，有时小；有时缠绵，有时悱恻；有时孤绝，有时冷寂；有时如流星划过天幕，有时如蚊虫嗡鸣耳畔；有时似夜风摇撼大树，有时似月光照临池面；有时像乡村基督徒唱诵的赞美诗，有时像吃斋信佛者念诵的经文……

    这些哭声，曾让我彻夜难眠。我躺在床上，被各种哭声深深地包裹着，酷似黑夜包裹着村子。苦痛和忧伤如同明灭闪烁的繁星，布满了我大脑的天空。我睁开眼，望着漆黑的屋瓦，耳边不自然地响起艾青在他的《诗人论》里发出的诘问：“如果你听见深夜里还有哭声……你的嘴还能缄默吗？”然而，我的确只能缄默，在这个沉闷的夏季的夜晚。我不缄默，又能如何呢？

    在回乡居住的这些日子里，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被众多的密集的哭声所恼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是一个有着哭声的惶然的“子夜”。我一定要出那些哭声的来处，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深夜里哭泣，以便使我的内心获得安妥和宁静。我的锐敏的听觉的雷达，顺着那声音的频率，在黑夜里四处探查，像一束微弱而幽冷的光，穿梭于夜的深渊里。遗憾的是，我探查了整整一个夏季，还是未能彻底搞清楚那些哭声的来源。只有极少数的几种哭声，我是确凿地知道它们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为此，我愿意将它们简略记述在这里。我希望我的文字不再缄默，尤其在听见深夜里的哭声的时候。

    树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树的叶片都是纷乱的，有的甚至变得焦黄。我居住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树——有感情的树，会欢笑也会流泪的树。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看到过它们那或悲伤或祥和的样子。印象最深的，是我家菜园旁土坎上的那棵洋槐树。每年春天，帮上都会缀满繁密的白花。那是蜜蜂最欢欣的季节，却是洋槐树最忧愁的季节，现在，洋槐树早已枯萎了，再也开不出洁白的花朵，然而蜜蜂仍会年年飞来围着枯树转，有时，蜜蜂还会带来鸟雀、蝴蝶、蜻蜓随着它们一起转。转着转着，蜜蜂就开始哭了。蜜蜂一哭，鸟雀也哭，蝴蝶也哭，蜻蜓也哭。最后，枯死的洋槐树也哭了。我至今不明白，既然树都死去了，那它又怎么还会哭泣呢？而且哭声还那么响亮，那么具有穿透力。难道是洋槐树死了，只剩下它的哭声还活着么？

    土地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土地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我的村庄周遭全是这类长满了荒草的土地，我每天从原先的土坎走过，荒草都会抓我的膝盖，它们试图覆盖我，我挣扎着，抵抗着，为土地，也为我自己。或许是土地可怜我，才在我脚底下要要地哭。我熟悉它们的哭声，它们的哭声里包裹着太多的盐和太多的碱。

    夏天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夏天总是海热、干燥的，它们会把嗓子哭得沙哑，把喉咙哭得冒烟把田地哭得拆裂，把虫子哭得自杀；它们还会把凉风哭成汗液，把山路哭成血管，把粮食哭成饥饿……我不知道其他的季节是否也会哭，比如春天会哭吗？冬天会哭吗？秋天会哭吗？反正夏天是会哭的，难怪我会在夏季里听到那么多的哭声呢。也许，夏天是在代替秋天哭、冬天哭和春天哭吧。特夏天把眼泪都流尽了，也就不会再有哭声了，那该是多么爽朗而宁谧的季节哟。

    我肯定也哭过。不然我绝不会听到这些夜里的哭声的。只有哭过的人，才会对各样的哭声那般敏感。那么，我又是为何而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泪水从没有告诉过我，它也从来不受我的控制。每次都是这样，只要我的双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然后，刮过故乡的野风就会将我的哭声带走，带出我的视线和意识，眷念和哀愁。如今，在这个充斥各样哭声的夏夜，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哭泣的缘由——我哭我的树和土地，也哭我的夏天，更哭艾青那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

（摘自《流火或寒冰》，《2018中国最佳散文》）

拒    绝

骆  驼

    我回去的时候，父亲正在老家的院坝里发呆。几根倾斜的柱子，让人不敢多看。见我回来，父亲突然来了精神。但这样的神色仅在父亲脸上存留了几秒，便逝去了。

    我理解父亲的苦处，祖辈留下的老房子，在父亲眼里，该是何等的重要啊。不是为了守它，父亲或许早就随我们进城了。多年来，父亲都以看守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为由，单独在老家生活。这次，我在心里暗喜，或许就是个绝好的机会吧。

    父亲说，我找你三表叔看过了，这房子还可以修好。我心里一惊！三表叔在老家有点名气，全村大部分旧房子都是他带领人修建的，他的话，父亲会信的。

    我看了看父亲，没作言语。我说，我先去转转。逃过父亲的视线后，我转而朝三表叔的家走去。我必须尽力说服他，让他阻止父亲再修整旧房。不然，父亲余下的时光，还将在老家度过。

    没想到，曾经受过我的无数恩惠的三表叔，居然拒绝了我！三表叔说，没办法啊，侄子，你爹那脾气，没办法啊。

    回去之后，父亲说，我准备今天开始修整房子了。你帮我做做下手吧。说完，父亲便开始在院坝边调泥巴了，父亲的身板大不如以前了，他每和一下泥，都能看出力不从心。

    我颓然地坐在了老家的院坝边。回想起来，我已经20多年没做过农村的体力活了，看到这些心里就发怵。我走到房屋拐角处拿出手机，给在老家镇上当领导的同学打电话搬救兵。同学告诉我，我们家是前几天定下的重灾户，志愿者下午就可以到。

    没想到，当父亲知道我搬救兵的事后，突然大怒。他说，你不愿意修就算了，还去搬救兵，你这不是给政府添乱吗？！昨天，你那个镇长同学已经派人来过了，我没有答应。就这么大点事，还搬救兵？像青川那些重灾区的人，不是要去天上搬救兵？亏你这么多年在外面跑，遇事咋就不晓得个轻重缓急？说完，父亲又开始忙活了。

    我独自无语。我想，等下午人到了，父亲也就不会拒绝了。

    下午，同学带着几个人，还带来了方便面、被褥等救灾物资。父亲看见他们，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少顷，又满脸通红。

    父亲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头埋得很低，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手足无措。父亲将大家让座到院坝的街沿上，回屋去取出了一包皱巴巴的香烟，给大家散了。而后爬上园子里的苹果树，采摘了一篮早熟的苹果。没想到，父亲此时的身手，会那样敏捷！我在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

    就是像你想到的那样，父亲拒绝了所有人，拒绝了所有救灾物资。我满面愧疚地向大家道歉，同学说，你父亲，我们理解，多年前，他就是全市的优秀共产党员，这样的大事面前，他这样的老干部高风亮节，也属正常！你可能不知道吧，就在“5·12”的第二天，你父亲就向灾区捐款1300多元，还强行要当志愿者，我们没办法啊，他吃住在现场，20多天啊。他肩上和手上的伤，就是救灾时弄的。

    我感到了一阵眩晕！每次，父亲在电话里都说，他在老家干这干那，一切都好……我默默地来到父亲身边，问，你的伤，好些了吗？父亲愣了一下，说，知道了啊？没关系的，早就好了。我说，这么大的事，你该告诉我们啊！父亲说，自己身上的肉，还不清楚吗？几天就好了！

    我回屋取了把锄头，默默地与父亲一起和泥。父亲长时间地盯着我，抬头看时，他满面微笑，我还看见，有泪从他的脸颊滑过。

    回到成都的第二天，父亲打来电话，问我还累不累。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国难当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问心无愧！

    短时的沉默后，父亲说，你给你的同学镇长说说，不是我们这些退休老汉不给他面子，救灾物资要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不要搞平均主义。他给我们家评了，还不是看你的面子？

    我说，嗯。

    父亲又说，还有，我老了，有些话还得给你先说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罗家祖祖辈辈，就没有一人吃过国家救济，再大的灾难，都是尽力自救，只要挺过去，一切都会好的！

    我长时的无言。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