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陈敬刚

   一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该国在传统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全部法律的成果的总称。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传统社会法律设施为主的器物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古代法律规范、法律技术为主的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以传统法律思想、法律观念为主的心理或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其中，心理或意识层面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传统社会业已形成并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出该民族国家传统法律的内在精神及独特的价值观念。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中，根据法治生成的基础与来源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法治可以被归为两类：“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在“内生型”法治国家中，其现代法治系由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孕育、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继承、传续关系十分明显，在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相互契合、几无差异。相反，在“外生型”的法治国家，由于其现代法治的生成并非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借鉴移植、消化吸收他国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文化，其现代法治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两种异质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将直接影响其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构成其法制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一个“外生型”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我国近现代法制起步于清末修律，主要方式是通过移植他国“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重塑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以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即所谓“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沈家本语）。尽管如此，应当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本土生成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制度层面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中所包含的法观念、法意识作为某种“活”的法律文化积淀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法律思维与行为选择。我国现代法治在规范社会生活、构建法律秩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传统的阻力，难以从“纸面上”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行动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理性反思百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在目标、路径上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效对接。

（节选自陈敬刚《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表人流行词语探微

    在近几年的流行新词语中，反映社会多元人群的新词语逐渐增多，其在语言结构、语义表达、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人流行新词语是流行新词语中的一个小类，表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类人，具有鲜明的类指化特征。如“高考移民、宅男”等。此外，表人流行新词语具有信息浓缩化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一般要用几个词、一句话甚至几句话才能表达的语义，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便于人们记忆。例如，“高富帅”“～控”等。

    从语言结构特征看，表人流行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成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一个个表人流行新词语词群。例如，～族（蚁族、裸婚族、啃老族），～控（微博控、网购控）等。每一个词群，都可归纳为一个构词模式。另一类则以单个词语的形式出现，如“草根”“土豪”等，与第一类词相比，该类流行词语数量较少。从表达色彩看，大部分表人流行新词语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时尚感。很多表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极富表达的感情色彩，如讽刺、戏谑等，不一而足。

    表人流行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多种多样。“闺蜜”是通过简称（闺中密友）及谐音（闺密）两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草根”和“炮灰”是通过借喻产生的“旧词新义”，“粉丝”是音译外来词，并和汉语已有词偶合。在表人流行新词语中，有两种词语衍生方式非常突出，即词语模造词和借用外来词。

    李宇明先生曾指出，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词语模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族。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表人流行词语词群，都是由相应的词语模衍生出来的。词语模造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类推过程，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汉语中现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新词，二是借用外来词。在解决有限的词汇与众多新事物、新概念之间的矛盾时，借用外来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近年日本动漫、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不少日语中的表人新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正太”“达人” 等皆来自日语，词语模“～控”最早也源于日语。当然，汉语在引入这些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词的构造、表义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表人新词语的流行与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信息数量日益膨胀、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趋同、从众以及追求新异的心理。例如，当“剩男”“剩女”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广泛传播后，只要社会中出现具有某些类似特征的人时，人们就倾向借“～男（女）”这一形式来表达。人们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有着极强的心理需求，倾向于不断创造新形式或新意义的词语来满足语言交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如“女汉子”“伪娘”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求新求异与求同从众心理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语言文化心理复杂性的独特体现。一方面，当人们认同某些新词语时，就会尽力模仿，达到趋同；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新潮时尚，人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尽力求新、求异。

    表人流行新词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类词语在快速发展中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哪些词语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哪些应当被淘汰，除了有赖于语言发展规律和交际实际需要之外，也需要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加以理性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古代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骈文、小品文及八股文）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其评点的范围大到文章的宗旨、结构，小到一字一句的安排，无所不至。

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些治经史之学的文人，十分轻视文章评点，甚至对它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偏见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代文章评点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严谨性、体系性等等。尽管如此，文章评点自宋代以后就一直十分兴盛，流传十分广泛，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尤其是日本，不仅刊刻了许多中国文章评点之作，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从事中国古文的评点，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赖山阳、竹添光鸿等。文章评点能广泛流行，一是形式灵便活泼，文字要言不烦，见解新颖独到，给人启发；二是能指导写作，有助于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写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章评点文献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今天开发古代文章评点，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调查。这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古代文章评点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评点主要存在于选本之中，但实际上在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即很多作家在写出作品后寄送给自己的师长、朋友和弟子阅读。这些人阅读之后，往往会有一番评论。很多作家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就会把这些评论也附在每篇作品之后。这样一来，就使明清时期的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比如，康熙年间所刻《醉白堂文集》有王士祯等人的评点。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次，古代文章评点涉及的对象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文献，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文献类型之中。假如只注重散文或骈文评点，而不去了解八股文评点，或者只注重集部评点，对有关经、史、子部的评点视而不见，肯定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古代文章评点的脉络和格局。

    总之，只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编制出一个尽量完备和详细的古代文章评点文献目录，才能谈得上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这需要学界同人齐心协力，长期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摘编白余祖坤《略谈古代文章评点》）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于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冶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