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建筑美

    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看似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象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道，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摹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摹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融贯，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长在而人事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建筑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孕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息夫人》，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它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选自《唐诗十二讲》，有改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这就是由甘肃省歌舞剧院排演的《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在创作实践中对情景交融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种追求萌芽于先秦，六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并且再以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和延续。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追求情景交融的创作现实进行了不断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要点如下：其一，情景应兼备。一片诗作如果单纯言情而不借助景物来抒发，便易流于直白浅露；若专注于描摹景物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会出现盲目堆砌的现象。因此，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都会破坏诗歌的表现力，危机诗歌的艺术生命。其二，情景须交融。一首诗歌有景又有情，并不等于就是成功之作。假如情景两分，各不相关，那么二者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情与景的交融，对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景因与情交融而获得了内在的精神价值，并确认了自身的艺术意义；情则因与景交融而得到了最佳的表现符号和传达载体。显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其三，以情为主导。情与景在诗歌中要交融，必须以情为主导，景则应服从于情。自然景物进入诗歌作品，实际上已经过了诗人感情的选择和重塑，已受到感情的浸润，从而心灵化了。景物的艺术生命完全是由情感赋予的，景物的具体形态和风貌更直接受到情感的支配和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对情景交融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一面所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对二者沟通一致、调和互补的一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在深层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当然，儒道两家具体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儒家强调以自然现象迎合人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意识，而道家则强调“道”为万物本源，人与自然均为“道”的物化。儒家是以自然合于人，道家更讲究人合于自然。中国人对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容易与自然景物建立起正面的审美关系。诗歌中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发展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人突破了物质与精神的束缚，实现了相对的自由时，就会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审美关系。与西方人单纯讲“移情”不同，中国人在解释这种审美关系时，特别注重其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属性。一方面是自然景物触动诱发人的主观感情的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的情感世界去把握自然景物，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交流的特殊对象，并最终被情感所驾驭。前者从物到心，其结果表现为人的感情在自然景物刺激下的勃兴；后者从心到物，其结果则表现为自然景物的感情化。在这里，物的内化与情的外化双向作用，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审美感兴。诗歌作品中的情景交融，正是审美感兴“心物交融”的艺术升华。

（摘编自汪又红《试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具体而言，一首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它就是自己，以其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品的存在。这种主张把诗首先当作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考虑，使批评者得以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语言还原为文学的主体，颠覆了偏于文本外缘研究的传统批评形态，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形式本原。

    在作品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新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或意图不能等同于诗的意义。他们批评那种在诗或文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或意图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斥其为“意图谬见”。根据新批评的观点，以作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批评依据，结果必然导致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新批评称，任何一首诗都是一个公共文本，批评者可以使用公共话语的标准和规则对其予以解读，而无需诗人个人经验、兴趣爱好及性格等因素作为条件。

    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传记的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状况，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因素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确定相互间的影响美系，从而印证文本的意义。虽然新批评并不绝对否认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作品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是，他们坚决认为，作者个人的生活和历史，如作者的意图一样，与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首诗并非诗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告白，相反，诗人致力于用语言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感、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意义栖居于文本之内，而不是之外。

    将作者、作者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文学的本体分离出去之后，新批评进一步地将读者也予以剥离。他们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式的反应也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解读，对于这种错误，他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感受谬见”。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诗的意义及功能。谈一首诗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是非科学的。

    艺术品，它有自己的结构和构成要素。这个结构及其形式要素和规则是可以分析的。通过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赋予诗作以统一性并统领作品整体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诗的意义会逐渐显露出来。

    新批评立足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失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它给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可被接受的观念和概念。既然意义既不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不存在于读者的情感好恶之中，更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和个人历史的原因作为获得意义的可靠通道，那么，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新批评认为诗的意义存在于诗自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论证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诗也不例外，作为。

（摘编自李屹《新批评与诗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