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有三重境界：“人技教育”“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人技教育”侧重于给学生以生活技能，“人格教育”注重将语文养料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精神，“人生教育”则引导学生最终把“语文素质”(包括知识、技能、思想、精神、人格、信念等等)与自己的人生融为一体。如果说“人技语文”给学生以“真”，“人格语文”给学生以“善”，那么，“人生语文”则将学生引向生命之“美”。

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有人称我们已进入“微时代”，只要你有个联网的手机，你就能通过微博将身边发生的事情与“脖”友们分享。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现代人确需一种和这种节奏合拍的“灵光乍现式”的表达，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向着“陌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人在社会场景和生活平台上的呈现，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这与微博上每天发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同时，微博一次140个字的限制逼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更平民化，“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为此，各地政府也建立了官方微博，以便有效听取民意，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国外微博相比，中国微博上的牢骚与负面表达较盛，而这恰恰是网友现实生活所面临困难的显现。微博只是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所以能否及时回应负面舆论，事关政府的诚意。在微博上，政府与民众应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向民众的单向传播。无论是淘宝体，还是偶尔的卖萌，都体现了政府在积极地转变语言风格，这些要比官话套话更能Hold住政府形象。然而，躯干在为公众带来多元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微博的“直播性”虽然方便快捷，却易威胁个人隐私……尤甚的是，部分“微博达人”，恶意左右网络舆论，将“网络暴力”有意引向党和政府，危及社会稳定，值得警惕。

    微博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面对微博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何去何从，仍值得探讨。

魔鬼心里的上帝

雨果

    母亲已经攀着荆棘滚进沟里。她披头散发，身上被刺伤，流着鲜血。西穆尔丹和盖尚都在沟里，像塔里的戈万一样束手无策。士兵们无能为力，绝望地围在他们身边。炙热难忍，但是谁也感觉不到。大火还在继续，令人畏惧。人们看见在烧得通红的窗口有三个金发脑袋。拉杜对天挥挥拳头，仿佛在用眼光寻找什么人，说道：“这叫行善吗，老天！”母亲跪着亲吻桥拱，一面呼喊道：“发发慈悲吧！”

    大火的劈啪声中夹杂着低沉的爆裂声。图书室里书橱上的玻璃裂开了，哗啦啦地掉了下来。显然屋架要坍了。谁都无能为力。再过一会儿，一切都将倒坍。大难临头。只听见孩子们在喊叫：妈妈！妈妈！人们恐慌万状。

    突然间，在与孩子们相邻的另一扇窗口，在大火的朱红色底幕前，出现了一个高高的人影。

    所有的头都抬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凝住了。一个男人站在楼上，站在图书室里，烈火之中。他的身影在火焰中发黑，但是满头白发。人们认出这是德·朗特纳克侯爵。

    他消失了，不久后又出现。

    这位可怕的老人在窗口摆弄一个很长的梯子，这就是放在图书室里的救火梯。他去墙边找到梯子，将它一直拖到窗前。他抓住长梯的一端，像竞技者一样灵巧自如地将它搭在窗栏边沿往外滑动，一直滑到沟底。拉杜站在下面，惊喜万分，伸手接过梯子，紧紧抓住它，喊道：“共和国万岁！”

    侯爵回答说：“国王万岁！”

    拉杜低声说：“你愿意怎么喊都行，胡说八道也可以，反正你就是仁慈的天主。”

    梯子放好了。燃烧的大厅和地面建立了联系。二十个人跑了过来，拉杜一马当先，他们很快便从上到下站到了梯子上，背靠着梯级，像是上下传递石头的泥瓦工。这是木梯上的人梯。拉杜站在梯头，挨近窗口，面向大火。

    分散在欧五南地和斜坡上的军队惊喜交加，涌向高原、沟壑和塔顶平台。

    侯爵再次消失，然后再次出现，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掌声雷动。

    这孩子是侯爵随手抱起的，他是胖阿兰。

    胖阿兰喊道：“我怕。”

    侯爵将胖阿兰递给拉杜，拉杜又递给身后下方的士兵，士兵又递给另一位士兵。害怕地叫嚷的阿兰就这样被传递下来，一直传到梯底，与此同时，侯爵又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将勒内－让抱到窗前，勒内-让又哭又闹，当他从侯爵手中转到拉杜手中时，他还跟打拉杜。

    侯爵又返回满屋是火的图书室。若尔热特一个人呆在那里，他朝她走过去。她微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感到眼睛湿润，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若尔热特。”她说。

    他将她抱在怀中，她仍然微笑。当他把孩子交给拉杜时，他那如此高傲、如此隐秘的心灵竟被天真无邪的孩子迷住了，他亲吻了她。

    “这是小姑娘！”士兵们说。若尔热特便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一双双胳膊传下来，直到地面。人们在鼓掌、跺脚，老兵们在抽泣。她对他们微笑。

    母亲站在梯子下面，气喘嘘嘘、懵懵懂懂，面对意外的惊喜如痴如醉，因为她从地狱跃进了天堂。过度的快乐会损伤心灵。她伸开双臂，先抱住胖阿兰，再抱住勒内－让，最后拖住若尔热特，她狂热地亲吻他们，接着便大笑起来，晕倒在地。

    响起了高呼声：“都得救了！”

    确实，都得救了，但老人除外。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他本人多半也没有想到自己。

    他在窗前呆了几分钟，若有所思，仿佛在给大火一点时间来决定去留。接着他便不慌不忙地、慢慢吞吞地、高傲地跨过窗栏，头也不回地直立在梯子上，背靠梯级，面对深渊，背靠大火，像威严的幽灵一样默默走下楼梯。梯上的人们赶紧下来，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面对这个自天而降的人仿佛面对异象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纷纷后退。此时，侯爵正沉着地钻入眼前的黑暗。他们在后退，而他却在靠近。他那大理石一般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一丝皱痕，幽灵般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闪光。人们在黑暗里惊恐地盯着他。他每走近一步，就似乎又高大一分，梯子在他死亡的脚步下颤抖，发出响声，仿佛是骑士的石像再次进人坟墓。

    当侯爵走下最后一个梯级，踩上地面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他转过身来。

    “我逮捕你。”西穆尔丹说。

    “我同意。”朗特纳克说。

【注】本文选自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有删节。《九三年》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小说围绕封建势力旺岱、叛军首领朗特纳克、资产阶级革命代表西穆尔丹等人物，生动地展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生死斗争的历史画卷。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不一定是中国文人才痴，小组成员在新闻中也发现了“痴”人。请完成下列题目。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自 7 月 29 日开始连续强降雨。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 8月 1 日 6 时，27 人失联。记者获悉，失联人员中，找到并确认都安全。这些人为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员工，都在门头沟下苇甸电站工作，9 人选择继续留守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