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

“哼”匠老梁

尚书华

    认识老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那时他在林业局文工团当美工，其貌不扬，个矮、罗圈腿，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当年他不过四十多岁，但说六十岁有人信。

    我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见面时一怔，心想：文工团不都是俊男靓女待的地方吗？怎么长这模样的也能进来？随之又一想，莫非这人有大本事？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证实，此人的确不可小觑。有人告诉我，老梁是“特招”进文工团的。起初，他只是山里林场一个普通木匠，干些杂活。加之形象不佳，很被人瞧不起。一次，同寝的一个年轻人，趁他不在，把他的工具箱扔到了外面。老梁回来了，呆愣愣瞅半天，默默地把东西拾回了屋。谁也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大家能看见的，就是他不愿说话，不愿接触人，没事总一个人憋在木匠房里鼓捣。但是，活倒是越干越好。渐渐的，戏耍他的人少了，有人还当面夸他两句。他听了都不以为然，顶多用鼻子“哼”一声，宠辱不惊。

    那年，文工团排了一台大型话剧，布景难度很大，当时的美工完成不了。有人推荐老梁去试试，老梁去了。工会主席打量他半天，问：你行吗？老梁听了，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工会主席连忙一把拽住说：试试，试试。老梁“哼”一声，勉强留了下来。

    老梁到了文工团，原来那个美工成了他的助手，给他打下手，一百个不服气。于是，工作上极不配合，时不时还故意制造点麻烦。老梁对这些麻烦根本不在意。助手干的活儿他若看不上，什么也不说就咣咣几斧子砸了，自己动手重来，那意思谁都明白，是打个样给你看看。几次下来，助手服了，夹着尾巴乖乖地当起了徒弟。就这样，老梁有条不紊地利用十几天时间把全场布景赶了出来。全团员工都感到神速，直夸老梁。工会主席乐得眉飞色舞，彩排那天把局党委书记请到了俱乐部，看完演出后，把老梁拽了过来，对书记说：这可是个大能人，宝贝呐！调文工团吧！书记说：就按你意见办。就这样，老梁调进了文工团。

    最让我佩服的是老梁给文工团做了把贝司大提琴。这实在让我感到神奇！乐队低音部力量薄弱，团长做梦都想有把贝司大提琴。这事不知啥时装进了老梁心里。他把自己反锁进布景制作室，一天天不出来，连下班吃饭时间也很少看见他。直到两个多月后的一天，老梁将一把崭新的贝司大提琴交到团长面前时，团长顿时蒙了，问：多少钱？老梁“哼”了一声，扔出俩字：做的。谁做的？团长更懵了。老梁没再回答，转身走了。团长瞅着他晃晃走远的背影，猛然醒过来。好你个老梁啊，可真有你的！

    老梁渐渐有了名气，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而老梁还是老梁，处人待物跟先前没有任何两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大搞技术比武。省林业厅要在全省林业企业中举办一次“新兴林场沙盘模型设计”比赛，地点在省城。老梁自然被选中。临行前，局工会主席就这次比赛的意义、影响等，好一番叮嘱。老梁听到最后，习惯地用鼻子“哼”一声，连句话也没有。

    没曾想，刚一报到就惹得老梁不高兴。别人签上名就领了钥匙进房间休息了，他却被报到处的人问来查去好长时间，跟审特务一样。老梁气得差点想打道回府。

    比赛共十天时间，前七天筹备，后三天安装。参赛的人都想得个好名次，所以前七天大家都各自憋着劲闷在房间里鼓捣。待到后三天，才按组委会分好的选手区段，在展厅里忙活起来。只有老梁这边，剩下最后一天了，还是一片空白。于是，闲话出来了：这几天除了在食堂能见到他，再也不着面，没准是来混饭吃的……

    然而，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老梁开始从房间往展厅一趟趟折腾东西，随之忙活起来。

    他干活有个习惯，不愿让别人看，似乎是怕别人偷着学去。老梁一直忙到天亮，整个晚上眼都没眨。

    比赛正式开始了。在老梁的展区，一夜之间魔幻般地呈现出一座漂亮的林场模型。厅长参观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说想不到咱林区还真有能人，瞧瞧，除了小点，跟真的一样，以后的林场就按这个样子建。

    面对荣誉和赞美之声，老梁依旧习惯性地用鼻子“哼”一声。

    如今，老梁已故去十几年了，但有关他的故事仍在林区流传，且愈传愈神奇、版本愈多。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身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的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一课

叶圣陶

    上课的钟声叫他随着许多同学走进教室里，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烟卷的小匣子，里面有几张嫩绿的桑叶，有许多细小而灰白色的蚕附着在上面呢。他将匣子摆在膝盖上，眼睛极自然地俯视，心魂便随着眼睛加入小蚕的群里，仿佛他也是一条小蚕；他踏在光洁鲜绿的地毯上，尝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的快乐啊！

    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阵历乱的脚声，触着桌椅声，身躯轻轻地移动声——忽然全归于寂静，这使他由小蚕回复到自己。他看见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来了，才极随便地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完整洁白的理科教科书，摊在书桌上。那个储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现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抽屉没有关上，便极敏捷地将匣子放在里面。这等动作，他有积年的经验，所以绝不会使人觉察。

    他手里不拿什么东西，他连绵的、深沉的思虑却开始了。他预算摘到的嫩桑叶可以供给那些小蚕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去采，同王复一块儿去采。”他立时想起了卢元，他的最亲爱的小友，和王复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一同出进、一同玩耍，连一歌一笑都互相应和。他想：“那位陆先生为什么定要卢元买这本英文书？他和我合用一本书，而且考问的时候他都能答出来，那就好了。”

    一种又重又高的语音振动着室内的空气，传散开来，“天空的星，分做两种：位置固定，并且能够发光的，叫做恒星；旋转不定，又不能发光的，叫做行星……这语音虽然高，送到他的耳朵里便化而为低——距离非常远呢。只有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几个声音星……恒星……光……行星”他可以听见。他也不想听明白那些，只继续他的沉思：“先生越要他买，他只是答应，略为点一点头，偏偏不买。我也曾劝他，“你买了吧，省得陆先生天天寻着你发怒，他也只点一点头。”

    “轨道……不会差错……周而复……”那些语音又轻轻地震动他的鼓膜。

    他回头望卢元的书桌，上面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还有几个纸团儿，几张干枯的小桑叶，是别的同学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又从干桑叶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来，看了王复，采了桑，畅畅地游玩一会儿，然后到校，大约还不至于烦级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个符号。但是哪里去采呢？乱砖墙旁桑树上的叶小而薄，不好。还是眠单泾旁的桑叶好。我们一准儿到那里去采。那条眠羊泾可爱呀！”

    “……热的泉源……动植物……生活……没有它……试想……怎样？”方先生讲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庞现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样”两字说得何等的摇曳尽致。停了一会儿，有几个学生发出不经意的游戏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它是我们的大火炉！”语音杂乱，室内的空气微觉激荡，不稳定。

    他才四顾室内，知道先生在那里发问，就跟着他人随便说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条眠羊泾。“一条小船，在泾上慢慢地划着，这是神仙的乐趣。我们跳上船去，撑动篙子，碧绿的两岸就摇摇地向后移动，我们都拍手欢呼。我看见船舷旁一群小鱼钻来钻去，活动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鱼儿不知道哪里去了。卢元也学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溅得我满脸的水。这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说我是个冒雨的失败的渔夫。”

    “……北极……南极……轴……”梦幻似的声音，有时他约略听见。忽然有繁杂的细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许多同学都望着右面的窗，轻轻地指点告语。他跟着他们望去，见一个白的蝴蝶飞舞窗外，两翅鼓动得极快，全身几乎成为圆形。似乎要飞进来的样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体向后倒退，还落了些翅上的白磷粉。他就想：“那蝴蝶飞不进来了！我们何不开了窗放它进来。”他这么想，嘴里不知不觉地说出“开窗！”两字来。就有几个同学和他唱同调，也极自然地吐露出“开窗！”两个字。

    方先生梦幻似的声音忽然全灭，严厉的面容对着全室的学生，斥责道“一个蝴蝶，有什么好看！让它在那里飞就是了。我们且讲经度……距离……多少度。”

    以下的话，他又听不清楚了。他俯首假作看书，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哪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时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道哪里去了？倘若飞到小桥旁的田里，那里有刚开的深紫的豆花，发出清美的香气，可以陪伴它在风里飞舞。它倘若沿着眠羊泾再往前飞，在那里可以得到甘甜的蜜。不知道它还会回到这里来望我吗？“梦幻似的声音，一室内的人物，于他都无所觉。

    他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绝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田野里领受自然的恩惠……

    室内动的生命重又表现出外显的活动来，豪放快活的歌声告诉他已退了课。他急急开抽屉，取出那小匣子来，看他的伴侣。小蚕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然和自然牢固地纠结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