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美的夜色啊

迟子建

虽然哈尔滨的夏天足够凉爽，但我还是喜欢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放下笔来“歇伏”。这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会把插在书架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书打量个周详，如同皇帝选妃一样，抽出想读的，放在沙发旁和枕边。被选中的既有那些散发着微微霉味的、可以一读再读的老书，也有外表光鲜漂亮、漫溢着油墨芬芳的新书。比之新书，我更爱那些老书。经过了漫长岁月淘洗后仍然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总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在浏览了两本空洞乏味、装神弄鬼的最新畅销书后，我已打算重温《聊斋志异》的诡谲、奇异之美了。那里的神仙鬼怪在我眼中是有血有肉的。在电闪雷鸣的夏日，读这样的书无疑就是聆听天籁之音。

由于搬家后没有给书做细致的分类，所以很多书都是乱插的。我在取《聊斋志异》的时候，发现了相挨着它的《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这是著者王观泉先生三年前所赠的，我记得爱人在那年春天离开我的最后一个夜晚，读的就是这本书。

书页上一定留有我用肉眼看不见的爱人的指纹，所以打开它的时候，那一幅幅绚丽的画面，在我眼里就是天堂的圣景图。

最先打动我的，是一组《丽达与天鹅》图画。丽达与天鹅的故事，是最传奇的爱情故事。天神宙斯有一天在神山上，看到身下的斯巴达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丽达。宙斯爱上了丽达，为了摆脱天后赫拉的控制，他变成一只天鹅，飞向人间，与丽达相爱，并生下了希腊的绝世美女海伦。海伦与特洛伊战

争的故事，比丽达与天鹅的故事还要著名。

在对《丽达与天鹅》这个神话的演绎上，我最喜欢达利的那幅。柯勒乔的过于甜美，达·芬奇的太圆熟了，而达利表现的天鹅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它那富有质感的展开的双翼，是那么的刚健和柔美，充分体现了宙斯飞临人间、见到心爱的人时那种内心的狂喜。

在这本书中，既可看到威廉·琼斯表现的爱上自己倒影、最终化作水仙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也可以看到鲁本斯以表现众女神为了争夺金苹果而引起祸端的《帕里斯的裁判》以及波提切利描绘的以色列民族女英雄《朱提斯》。还有充满了阴郁之气的伦勃朗的《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竖琴》，灰黑的画面除了衬托了疯子扫罗内心的矛盾和焦虑，也把竖琴的凄美展现无疑。我觉得在描写音乐对人的影响的深刻性上，这则神话无疑是登峰造极的。

在书将结尾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舞蹈着的莎乐美。2000年秋天，我曾经在都柏林的皇家剧院看过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

《莎乐美》是写施洗者约翰死亡的故事的作品。希律王娶了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对此反对，惹恼了希律王，被关进监牢。莎乐美是希罗底的女儿，她美丽而富有才情，传说她向约翰表达过爱情，但遭到了拒绝。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莎乐美被邀跳舞，为希律王助兴，莎乐美不从。希律王就许诺莎乐美，如果她当众舞蹈，就可以让她做一件最想做的事情。于是，莎乐美跳起舞来，舞毕，她要求希律王割下约翰的头给她，她终于吻到了死去的约翰的嘴唇。在约翰

的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莎乐美感慨道：多美的夜色啊！

是啊，用这句台词来概括这本书的气质再合适不过了。欧洲那些美妙的神话和传说，当它们凝固在画面中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艺术天空中最迷人的夜景。可惜在这个时代，欣赏这样的夜色的人少而又少了。所以王观泉先生在赠言中这样写道：

此书起笔于1953年，时为23岁当大兵时。但虽戎装披身，心中想的是保卫和平，使中国乃至世界宁静。匆匆近半个世纪流逝，这才发现世界其实一点儿也不太平。书虽然漂亮，2002年垂暮之年的我已经对世道不感兴趣了，只是愿意比我年轻的你及与你相似的中青年们，能如我在起笔写此书时一样好心情，赏析美。

王观泉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再手术，如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另一只眼睛的视线也极为微弱。这样的画集对他来说，注定是掩藏在心底的永恒的风景了。

我想爱人能够在最后的日子看这样的一本书上路，踏着这样的夜色归去，实在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带着美走的。

游隼

    一只猛禽用翅膀尖梢在蔚蓝的天空中扫画出一个个圆圈。这个飞翔的“几何学家”正是游隼——古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的化身。相传，荷鲁斯有时变成鸟，有时以人身隼头的形象出现。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游隼美丽英勇，无疑是天空之神的理想象征。

    游隼上体呈深蓝灰色，有黑褐色横斑，头颈部为黑色，带蓝色光泽，下体由白色到淡黄，有黑色横斑。游隼体长约0.5米，双翅展开可达0.7米左右，体格强健，善疾飞，有鸟中“歼击机”的美称。

    游隼分布广，适应性强，尤为喜欢在开阔的原野上活动，捕食正在空中飞行的鸟类。它们一旦发现猎物，就快速升上高空，占领制高点，然后将双翅折起，使翅膀上的飞羽和身体的纵轴平行，头收缩至肩部，以每秒近100米的速度向猎物猛扑过去，迅速伸出强健的脚掌，猛击猎物的头部或背部。这一击非同小可，一下可打掉鸽子或乌鸦的头。猎物被击昏或击毙后坠落时，游隼会快速轻盈地跟随猎物下降，在半空中将猎物抓走。猎物在其短的钩状喙和长而尖端弯曲的钩状爪的配合下，迅速地被肢解和撕碎。一对游隼和它们的一窝儿女，在一个夏季能够捕食300多只中型鸟类，所以猎人经常驯养游隼作为狩猎助手。这种最野性、最凶猛的鸟类一旦养熟了，在人面前会变得像母鸡似的温驯，是世界上可用作猎鹰的最好种类之一。

    游隼和大多数猛禽一样，可以消灭猎物种群中老、弱、病、残个体，对于促进生物种群的进化和更新，以及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凭借卓越的捕食技能、优良的驯化性能，成为猎人向往拥有的狩猎助手。也有许多人将游隼的标本甚至羽饰，视为威严和权贵的象征。这样对游隼的狂热追捧，导致游隼的价格飞涨，目前国际市场上一只游隼实际售价达数千美元，一只完整的标本也有数百美元的报价，从而引发了众多偷猎者对游隼的疯狂捕捉和猎杀。

    游隼数量急剧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剧毒有机氯杀虫剂在世界范围的滥用。有毒化学物质随猎物进入游隼体内，大量富集，导致不育、幼鸟畸形，乃至于成鸟的大量死亡。少数的幸存者也会因这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导致产卵率降低，卵壳变薄，孵化时极易破碎，造成繁殖率的进一步下降。许多鸟类专家认为，欧洲、北美的游隼种群就是这样于20世纪50年代被彻底瓦解的。另外，生息地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也是游隼数量减少重要的原因。

    这引起了相关国家政府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早在1954年就颁布了《野生鸟类保护法令》，并和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游隼以及其它大型猛禽进行保护，如在繁殖季节派人守护它们的巢，产卵期给它们供应食物，以防止污染造成的危害。有些国家还采取人工孵化的办法，成功地养育游隼等猛禽种。如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世界野生生动物基金会的赞助下，对游隼实施了一项饲养繁殖计划，最终取得了成功。尽管是人类让游隼得以繁衍，但事实上，我们对它们的破坏永远比我们所做的补偿多得多。

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抑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哲人的爱

秦牧

    ①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1982年2月因病去世，他生前殚精竭虑，尽瘁教学，亲嘱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五脏作局部解剖教学用，骨骼制成标本，供示教用，用遗体“再站一班岗”。这则消息使我大受震撼，掩卷沉思，神驰黄海之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之中了。

    ②继沈福彭教授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前任校长胡傅揆教授也在生前自愿地把遗体献给学校作为骨骼标本。这两位医学教授的事迹先后辉映。据我所知，遗嘱利他，造福群众的事虽有不少，但是遗嘱指定把自己的遗体制作骨骼标本供教学用的事我极少听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舍己为群，献身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风格，从这样的实例中也可以想见一二了。

    ③1987年底，我突然接到青岛医学院一封来信，那是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寄来的。里面除了信件外，还有一张骨骼图片，那就是沈教授遗留下来的骨骼标本了。信里有这样的话：“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将骨骼制成骨架，陈放在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标本室里（外有玻璃罩），人们每过此室，都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骨架。”信末这样说：“秦老……你能否为我院沈教授写几句话，如蒙赐字，我们将把它刻在玻璃罩上……”我端详着那张骨架图片，百感纷纭。这具骷髅给予我的不是忧惧、哀伤，而是亲切、鼓舞。我把图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早晚工作时经常瞧它几眼，我觉得它对我的灵魂有净化的作用，犹如明矾可以净水一样。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没有任何绮年玉貌、皓齿明目的明星歌星的照片，却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老头子了，即使我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我也会这样。面对这张照片，崇敬、可亲的感情驱除了一切渺不足道的杂念。

    ④这副骨架图片仿佛给了我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决意写那将被刻在玻璃罩上的几十个字。

    ⑤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我却决定夜里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我想起了一位文豪类似这样意思的话：“当你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的时候，如果不是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话，那就不要动笔。”

    ⑥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落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一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我的想象使他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他以深邃的眼光凝视人群，毅然写下献出骨骼遗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⑦我知道这位教授生前曾经受过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风暴压不断雄鹰的翅膀。”“异端待我，国士报之。”

    ⑧有人死了，还要造地宫，造金字塔，棺上要加内椁外椁，坟上还要盖巍峨建筑，死者仿佛撑开了棺盖，伸出手来喊道：“再给我东西！”有人死时，临终还拼尽力气，讲出这么一句话：“我想再奉献！”掠夺者和奉献者之间的距离，该是多么遥远！

    ⑨那夜我在街上盘桓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图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尽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

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

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

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

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文本一

家国图

聂鑫森

今夜，秋风飒飒，月亮很圆，月光好像是被风吹进窗口的，照出一地凉凉的银白。

满头华发的刘岳江和两鬓微霜的妻子张晓岚并排坐在床头，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家

国图》。

他们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回老家去了。

老家在湘西吉首乡下的天风镇。

他们在这工业重镇株洲，一待就是十五年。

老家的房子由一个远房侄儿看管，他经常会去打扫、通风，房子随时等待主人归来。儿子儿媳为他们置办了崭新的被子、床单、毯子和四季衣物，都已快递到家。随身带的行李也早料理清楚。到明天上午出发前，再把这幅《家国图》取下来，折叠好，放进行李箱就诸事齐备了。妻子忍不住说：“《家国图》一眨眼挂了十五年。我们来时，孙子正好三岁，要上幼儿园了。”

刘岳江点点头，说：“那年，你五十五岁，我六十岁，正好退休。儿媳来电话，说她辞退了保姆，麻烦我们去帮忙一阵，我们就来了。”

“在天风镇的天风中学，你教地理，我教数学，还有点儿名气，领导想延聘我们再干几年，可带孙子也是大事啊！这‘一阵’，就是十五年。”

“我教了一辈子地理，哪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形水势、物产气候我不烂熟于心？但去过的地方少，大多是从书本和图册中读来的。读万卷书我做到了，行万里路却差之甚远，没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我们一直教的是高三毕业班的课，连寒假、暑假都要为学生补课。”说罢，刘岳江叹了一口气。

张晓岚也跟着叹了一口气，说：“儿子出生后，你从古诗‘行行重行行’中顿出两个字，叫他刘行行。想不到他倒是出行不止，大学毕业被招聘到株洲的光明数控机床厂，搞的是售前调试和售后服务，隔三岔五地出差。我们来了，才体会到年轻人的不容易。”

“儿媳也是，在旅游部做事，经常要去探访、考察国内的各条旅游线路，留下我们陪伴孙子。孙子上幼儿园时，常常做梦都哭喊要爸爸妈妈。其实我们也挂念儿子儿媳，古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是。”

“于是，你买来二米乘二米的高档牛皮纸，用毛笔蘸红颜料画出一幅中国地图的外轮廓，再用浅灰线勾勒出各省的位置。然后，在湖南省的西端用绿色笔写下‘吉首’二字。再用蓝色笔在湖南省东部写出‘株洲’二字。你说我是教数学的，画线画圆都可以不用尺和圆规，先让我画一条从吉首到株洲的紫线条，表示我们从老家来到了新家。”

“乡愁是同等的，你不能缺席。”

“以后呢，待孙子睡了，往往是十点后我们就‘上班’了。出差了的儿子或儿媳，有时他们双双在外，这时候会有电话来，说他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就用红铅笔画线标出儿子从株洲到了某地，然后又去了某地，儿媳则用绿线。”

“如果他们时间充裕，我就在电话里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奇山异水、名胜古迹、经济开发区、新城区，得闲时可以去看一看。”

“你说，这可以让人生发一种实实在在的家国情怀，所以这个地图叫《家国图》，当然，也寄托了我们对后辈的关爱与牵挂，还让我们沉浸在本职工作的氛围里，快活得很哩。”

“对，记得吗？孙子读初中时，有一夜，他在梦中醒来，蹑手蹑脚来到门外，听我给他妈妈讲新疆的葡萄沟、魔鬼城、火焰山、坎儿井。谁知第二天上午的地理考试竟有相关的题目，他全答对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回事，是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孙子说的。”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起来，是拼命压住声音地笑，很开心。

“《家国图》是第几张了，晓岚？”

“数字我不会记错。基本上是两年一张，以前的七张你都寄回老家了，由侄儿代收再锁进你书房的一个箱子里。这是第八张，今年元旦启用的，儿子的红线，儿媳的绿线，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条。儿子如今是总工程师，主要精力放在厂里，抓全面的技术工作；儿媳当上了工会主席，也不用经常出差了。图上属于我们的紫线，依旧标着从吉首到株洲，只是又新添了一条从株洲回吉首的紫线。但孙子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你让我画了一条由株洲到北京的金线。”

“孙子毕业后，会到哪里去打拼，那么这条金线就会延伸到哪里。可惜我们年纪大了……但我们可以珍惜有限的时日，‘行行重行行’，去好好地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让那条紫线标示在图上。”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我者，岳江也。”

“睡吧，睡吧，早过子夜了。”

“……好的，好的……”

老两口回到了湘西吉首天风镇的老家。

走的时候，儿子儿媳恳请他们不要带走墙上的《家国图》。回到老家的他们，在探亲访友、畅叙别情之后，开始了有计划的旅游。

第一次出门远游，去的是云南昆明，登大观楼，访石林，去西山谒拜国歌作曲者聂耳之墓。晚上，在下榻的宾馆，刘岳江打电话向儿子报平安，还说了许多感受。不一会儿，张晓岚的手机上出现了视频，是儿媳发来的：《家国图》上，她画了一条从吉首连向昆明的紫线！

“老头子，他们在牵挂我们哩！”

“他们要留下《家国图》时，我就知道了。紫线他们还会画下去的，我相信。”

（有删改）

文本二

作为散文体的小说，必有闲话的设置。闲话是指不直接去描写和表现故事情节的文字，但却能从不同角度去增加故事和情节的魅力，多侧面展示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性格特征、胸襟气度，而不像有的小说的写法——贴着故事和情节写，贴着人物写，体现的是一种散文化的从容而儒雅的格局。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不注重用过多文字写环境（包括天气、地理、民俗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环境也就是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写山神庙也是极简单的，却对表现人物形象有独到的作用。到了《红楼梦》则有很大的改观，在闲话的设置上有许多启迪读者的地方。

闲话尽管不直接描写故事和情节，但绝不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乱扯胡说，或炫博学广闻，或只为增加文字的数量。小说的闲话，有一个大体的规范，虽不直接写故事，但对故事行进有一种暗示的作用，对情节的铺排有一种渲染的效果。

我们在阅读一些闲话艺术运用得极好的经典小说之后会发现，闲话在小说各个部分的奇妙使用，使简单的故事变得异彩纷呈。一方面减缓了故事和情节发展的速度，甚至使其暂时停顿，因而使故事的长度扩展了；另一方面营造了故事和情节的暗示意味，使其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色上，凸显更多的瑰丽风韵。

此外，闲笔的运用，因为它不是直接描述故事和情节，也就减少了故事和情节成为小说主体的常例，使小说的文体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改变了小说的文体性质，使之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使虚构的成分变得微不足道，因而更让人信服其真实性。

散文化小说，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闲话艺术的纯熟运用。

（摘编自聂鑫森《小说创作的闲话艺术》）